在楚望台军械库，第一批起义士兵中职衔最高的左队队长（连长）吴兆麟被推选为临时总指挥。
半小时后，革命军占领楚望台南的宪兵营。起义开始时还在犹豫观望的各部队士兵也揭竿而起，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两千多人。
革命军兵分三路，向湖北清政权的标志——湖广总督署发起总攻。
守卫总督衙门的卫兵有几百人，在革命军的炮火中拼死抵抗，总督瑞澂在院内团团打转，连说：“炮弹不长眼睛，炮弹不长眼睛！”终于不顾体面，命手下在衙门后围墙上打开一个洞，带卫兵钻洞而出，出文昌门直奔停在江边的军舰。
总督就这么跑了，第八镇统制张彪本来手上还有不少军队，顿时也象泄了气的皮球，再无斗志，退守汉口刘家庙。
一夜战斗，第二天早上，武昌城内街道遍插革命旗帜，黄鹤楼上升起一面鲜艳的铁血十八星旗。十八星代表长城以南的十八省，这是第一面民国旗帜。
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在武昌轰然倒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起义前的形势那么凶险，起义的胜利又来得这么快，人们不禁要问，武汉的清军怎不来扑灭？武汉清军有多少兵力？
驻扎武汉的清军共有四个单位，分别是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旅（协统黎元洪）、巡防营（瑞澂直接统率）和水师（统领陈得龙），一共是二十三个营、两个队，总兵力大约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竟达到了五千七百多！而且天赐良机，因为四川爆发“保路风潮”，部分湖北新军在那时调入四川，武汉是防务最空虚的时候。
四川保路运动，是这个1911年中国又一大事，时间上处于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之间。我们看到，东南沿海的起义被镇压之后，西部的四川却立即唱响了反抗的强音，真正叫此伏彼起。
1902、1903年间，那还是光绪皇帝的时候，清政府下诏允许铁路民间商办。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和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因而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
为了夺回这两条铁路的自办权，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四省人民，采用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地方政府在税收项下附加租股、米捐股、盐捐股、房捐股等，来筹集筑路的资金。经过几年的筹集，不仅四省的绅商、地主成了股东，连一些农民也握有股票，到1911年，仅四川募集的股金就达白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
不料1911年月，摄政王载丰根据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拟订的“铁路国有”方案，颁布上谕，宣布将铁路干线都收归国有，只有支线才允许民办。
盛宣怀这一政策的依据是，中国民间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效率低下，必须把铁路干线收归国有，交由富有经验和技术的外国人来办。
在粤汉、川汉铁路这两条铁路的筹办过程中，几省人民吃够了苦头，期待的就是铁路筑成后的收益。清政府一纸文书，顿时希望破灭。尤其激起民愤的是：对川汉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不许四川省股东保本退款，而只允换发铁路股票，也就是说：政府不但收路，而且夺款。
民怨沸腾中，有传言又火上加浇油：粤汉铁路北段川汉铁路广宜段，将交给英、美、德、法四国修建管理，清政府以此换取六百万英镑的借款，而在这一过程中，主事的有关官员在办理铁路出让中可以获得大额回扣！
切身利益的受损，民族自尊的受伤，再加对腐败官场的愤恨，怒火和怨气席卷了西南、中南乃至海内外。
湖南绅商群起争路，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万余人集会，迫使湘抚奏请朝廷收回成命。在上奏遭到申斥之后，各界群众相继罢工、罢课、罢市，全省拒交租税。湖北商民亦群起抗争，提出“存路救国”口号。广东市民痛斥朝廷出卖路权，并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示抗议。留日中国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表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
在受害最大的四川省，6月16日，川汉铁路公司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马上组织保路同志会，并连夜即发通知，第二天即宣布成立。
6月17日，成都岳府街上水泄不通，两千多人到会。大会开始后，罗纶、邓孝可、刘声元等相继演说，声泪俱下。罗纶登台后向满场一揖，开口说道：“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被派来弹压的警察手中握枪，眼里掉泪。
保路同志会就此成立，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会长为罗纶。
蒲殿俊是个立宪派，本反对革命，但清王朝的行为把自己人也推到了对立面上。
保路同志会成立当天，全体出席者前往布政使衙门请愿，布政使兼护理总督王人文亲自出来接见请愿者，对他们表示同情，答应代为力争，说他只要在任一天，就绝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王人文立即上书说明情况，摄政王的答复是“奉旨留中”。所谓“留中”，就是留在宫中，不予答复。
王人文再奏盛宣怀一本，说盛宣怀“蔑法媚外，误国殃民”，要求“严治其罪，以重国典”；并为保路同志会说情，说他们只是言辞激烈，从来没有扰乱治安。
清廷回复：借款合同绝无反悔之理，四川人如果再闹，就拿你王人文是问。
请愿无效，保路风潮越刮越猛。正直的王人文先被免职“候讯”，后被扣留在西安“听候查办”，幸好武昌起义马上爆发了，手忙脚乱的清廷将他革职了事。
民国后，王人文在天津隐居几十年，与世无争。
保路斗争一直在立宪派蒲殿俊等“文明争路”的指导方针下进行。以几十万两白银买来川汉粤汉铁路督办肥缺的端方，却以他一纸奏章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端方的奏章写道：“自铁路国有命下，反抗者近尽少年喜事之人；公正绅董，多不谓然……”他还把这一赤裸裸强奸民意奏章给蒲殿俊看，要蒲殿俊等死心。
8月25日，蒲殿俊将端方奏章内容在川汉铁路股东特别会议上报告，顿时全场开锅，痛骂声、嚎哭声、捶胸顿足声、掀桌子砸板凳声响成一片。
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由此在成都发端，迅速席卷全川各地。
成都城内，家家户户门前贴上了当年下诏允许民办铁路的光绪皇帝的牌位，左右各有六个小字：“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这都是当年诏书上的原话。有人头顶光绪牌位，满街走动；还有人在街心搭起席蓬亭子，里面供奉上光绪牌位，官吏们不敢骑马坐轿经过，只好步行或绕道。
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通告全川，不纳粮税。
四川总督是赵尔丰，此人在永宁道上捕杀会党一百多人，人称“赵屠户”。对待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他倒想以怀柔手段化之，但清廷严催镇压，赵尔丰就于9月7日向蒲殿俊、罗纶等九位保路同志会领袖下请帖，予以诱捕。
罢课罢市的市民一直按同志会领导人要求，在抗争中不群聚，不暴动，不打教堂，不侮辱官府，不关日用品店。看到领袖被捕，数千人手捧光绪牌位，到总督衙门一排排跪下，为九位领袖求情，要求放人。
数千人围跪在衙门前，赵尔丰惊慌失措，指使人在衙门边街道放火，以便事后诬陷请愿者；同时，命人向跪在地上的民众丧心病狂地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十二人！
保路运动，从“文明争路”走向了武装反抗。
成都血案后，有人裁取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然后一块块投入锦江中。一天工夫，这份“水电报”立即传遍川西南。
烈焰喷发了！
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以农民为主体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率领下，四面围攻省城，在城郊红牌楼﹑犀浦等地与清军激战。周鸿勋率所部巡防军在邛州反正，与南路同志军占据新津。罗子舟率雅州﹑荥泾同志军扼守大相岭，阻击清军。各州县同志军一呼百应，把守关隘，截阻文报，攻占县城。大竹李绍伊﹑犍为胡潭等会党首领揭竿而起，西昌地区彝藏同胞攻城逐官，川西北藏羌土司聚众举义。全川各族人民浴血奋战，反清斗争势如燎原。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领导荣县独立，在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前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
四川保路运动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因为保路运动，湖北新军调入四川，致使武昌首义一举成功；而武昌起义的胜利，有力支援了四川的斗争，到11月27日，辛亥革命的大潮中，成都宣布独立，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彻底覆灭。
再回头继续说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虽然胜利，但清廷立即会调集重兵围剿，武汉社会上一片混乱，起义军还要跟海内外各方力量打交道，亟需成立一个统筹、指挥、管理的领导机构，也就是起义前计划中的湖北军政府。吴兆麟、熊秉坤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军政府的都督由谁来当合适呢？
起义筹备时商定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在10月9日指挥部被端之时爬上屋顶，从邻屋屋顶跳下后被捕，后来居然让他在押送途中借机翻出巡警署花园围墙逃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参谋长孙武，制炸弹时被刘同抽烟引起大火，孙武烧伤，现在正在汉口，脸上包着一脸的纱布；
起义前已定为都督人选的刘公，现在他也在汉口，和武昌大江相隔；
深孚众望的领袖黄兴、居正、谭人凤、宋教仁等人也都不在武昌。
那么，熊秉坤、吴兆麟自己呢？他们是带头发动起义的，又奋战一夜，劳苦功高，可不可以当都督？
带头发难的这几位基层军官认为：他们里职衔最高的是连长吴兆麟，熊秉坤只是个班长，都人微言轻，分量不够，压不住阵脚，号召不了群众。如果大家都知道搞造反的是几个小兵蛋子，都不会景仰和跟从，别说扩大战果，连起义军都有散伙、内斗的危险；而如果知道这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