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领悟到了。
1973年夏天，我来到中国的一个村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到过的世界，听当地一位精瘦干瘪的领导介绍情况。这是我们那年白宫研究员实地考察旅行的最后一站。7月23日，我们到达广州。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流在洁净无垢的街道上悄然滑过我们身旁。偌大如斯的一座城市却依然这么清洁，这么静谧，简直让我吃惊。中国人还带我们去了其他大城市及旅游者通常驻足之处——北京的故宫和长城。在一所简陋的乡村医院里，我们观看了一名妇女在针刺麻醉状态下做了20分钟甲状腺手术。手术一结束，她站起身来，喝了一杯柠檬汁，然后走着出去了。在沈阳，我们参观了一家机械厂。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衣服都带棉衬里，外面引着线，没形没状，也不分男女，因此在厂里很难分出男人与女人。我们听说，工人们一周工作6天，偶尔有假日，但没有休假，每月工资相当于52美元，除最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包括领班和管理人员在内所有人都是这样。尽管条件恶劣得会让美国工人组织罢工，可他们似乎心满意足。
我们的导游中有一位54岁的教授，曾在美国上过学。他对我们说，在他的早期职业生涯中，他工作只是为了升官发财，给学生灌输的也都是书本知识，使学生只知道去搞个人奋斗。他和学生对实际知识和社会道德都知之甚少。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位教授被下放到农村。在那里，他说他首次进行了“诚实的劳动”。“在此之前，我一无所知，甚至连种棉花都不会。我这个曾经教过不少高才生的人，还得重新接受农民的再教育。”他说话时脸上浮起庄严的微笑。我听到年纪较轻的白宫研究员大发感慨。我自己因为在百事可乐装瓶厂参加过体力劳动，因而对此反应平静。
第七章 白宫研究员（13）
中国给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没有多疑症。尤其是在访问过莫斯科后，这种感觉更为强烈。我们的中国导游似乎不像其苏联同志那么恐惧。他们没有不断地搜查我们的行李，没有限制我们的行动，或者阻止我们拍摄照片。然而，有两件事十分突出地贯串在我们的中国经历之中。你可以问北京、广东、沈阳或者是任何一个村庄里的普通人：“你过得怎么样？”回答照例是一成不变的微笑和“很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有了缝纫机、收音机、自行车。”在如此巨大的国家，思想控制得这么彻底，真让人惶然。第二条铁的定律是，中国官员承认有缺点，但决不承认有错误。
一次，我们在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黑龙江沿岸参观时，我问导游能否参观一下军事基地。他宽厚地笑着对我说不可能，原因是爱好和平的中国在多事的边界不设基地。在参观一所寺庙过程中，我们突然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转身看到两架米格…19飞机正飞上天空，显然是从附近机场起飞的。“那是什么？”我问我们的导游。他继续平和而安详地凝视着前方。“什么是什么？”他回答。讨论到此为止。
在村里，满脸皱纹的老村长给我们讲了话。他解释了他和他的人民是如何实际上只用双手就凿穿了山石而找到了沃土的。然后他们又把碎石运上山修梯田，以保持土壤不流失。就在他们刚完工时，天连降大雨，冲走了他们完成的一切。但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他的小红书武装下，他们又从头开始干了起来，直到建成了这片富饶的家园。队长邀请我们一块吃顿饭，尝尝梯田里的收获。饭菜——我尽可能判断得准确些——是带点肉卤的小米饭，外加一种叫不出名的蔬菜。我们的主人承认说，饭菜很简单，但是有营养，而且会和毛主席的智慧一起，给我们以力量。
饭后，他站起身来说，他很抱歉没礼物送给我们，但他想让我们收下一小块刻了当日日期的石头，这块石头是从梯田里拿来的，饱含着村民们衷心的深情厚谊。利奥夫克上校站起来说，他给主人们带来了礼物。说着，他拿出一只购物袋，分发快乐笑脸的小徽章、圆珠笔、尼克松就职像章及其他小装饰物，这样做使人联想到从印第安人手里购买曼哈顿的情景。村长带着神秘莫测的微笑说：“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我们却给了你们那么少。请谅解我们。”
做白宫研究员这一年接近尾声时，弗雷德？马利克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的电视机正调在播放关于S。 欧文参议员的水门调查小组委员会的频道上，“这事会一阵风刮过去的。”马利克评论道。他说他想跟我谈谈关于我在管理与预算局再呆一年的问题。此时我已懂得，最初我不情愿当白宫研究员是新手所犯的一种错误。白宫研究员跟尼克松总统讨论政府行政权力问题，和美国参议员在一起研究立法问题。探讨社会计划时，我们直接与卫生、教育与福利部长对话。在外交舞台上，我们会见了日本、苏联、中国、波兰、保加利亚和西德的领导人。我们每周均与像E。 赛瓦赖德、D。 拉瑟和H。 赛迪这样的新闻记者共进午餐和晚餐。该计划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到发动机房里来，看看政府齿轮和传动装置是怎样运行的。另外也是想把我们带到政治峰顶从高处俯瞰一下社会全景。在所有政治学院里，在全国所有公共行政学课程中，无一能和这种教育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我还是准备回陆军部队。作为一名研究生，一名五角大楼坐办公室的军官和白宫研究员，我离开真正的部队生活已3年多了。尤其是白宫研究员，已经偏离了军事生涯的主线，因此我急于回到正轨。我担心会遇上先前一位陆军白宫研究员的命运。他在白宫曾大为轰动，于是被要求留下来搞国内问题，他留下了。你猜怎么样？陆军不给他晋升上校。白宫给陆军施加压力，最后他还是获准晋升。可是，这位在白宫的赞扬声中洋洋得意的军官，既没有指挥过一个营，也没有经受过其他考验，他不是被晋升委员会提名而是通过政治压力才得以晋升上校的，他这辈子就到头了。他当上了上校，好吧，永远就当上校吧。
第七章 白宫研究员（14）
这不是我想走的路。陆军是我的生命，我对马利克的邀请表示了感谢，但告诉他我准备离开。此外，尽管马利克很乐观，但S。 欧文和水门特别检察官揭露的证据似乎表明，尼克松政府不像一艘特别经得起风浪的航船。我想做的是到波托马克河那面去，看看五角大楼对一个急于再次指挥部队的军人有什么任命没有。自从1962年在德文斯堡当过连长以来，我还没有直接指挥过部队。我第一次去越南服役时，尽管在花名册上是顾问，实际却当过不挂名的营长。但是第二次去越南，我只当过参谋军官。此时作为一名中校，既然步兵人事处认为我够格，我希望能有一个供我亲自指挥的营。
1973年春，在白宫研究员班结束前最后几天里，我去了步兵人事处任命办公室。一位中校拿下一本活页簿，当着我的面打开。陆军所有的营级单位全列在内，并分为三个栏：A栏，标有该营现任指挥官是谁；B栏，谁已被定为下一个接班人；C栏，再下一个预定由谁接班。因为我想找个马上能任职的地方，所以就顺着B栏往下找空位子。
事情并不像我现在说的那么容易办。那时候，利用职务之便耍权术、老同学关系网和走后门都能影响到任命。例如，如果某位司令官想要你到他的师去，那这件事就算定了。现在的制度则更为客观，受外部压力的影响较少。陆军把军官晋升委员会的全体人员和准备晋升的军官的人事档案都关在一个房间里，几乎没有办法由谁替受宠的待晋升人员帮忙。再说委员会委员人数多，一个成员也成不了气候。委员会成员会仔细阅读档案材料，权衡长处与弱点，不把最有潜力的指挥官找出来他们就不出那个房间。由于够资格晋升的指挥官多于指挥职位，因此有些候选人不可避免的会落榜。奇怪的是，老办法与新办法产生出来的利与弊的比例是相同的。但是，至少新办法的弊端产生于人的客观认识能力，而不是产生于任人唯亲。
我最后选定去韩国，不是我偏爱那里，也不是我有什么门路，而是因为驻韩第八集团军第二步兵师三十步兵团一营营长之职是B栏内有限的几个空白中的一个。该师被称为女王陛下的海盗。简称“海盗”师。顾名思义，该师根出夏威夷，即19世纪90年代利奥卡拉尼女王统治时期。
难办的是怎么告诉阿尔玛我要去那里。去韩国属于“无陪伴服役”，这意味着要把阿尔玛留在戴尔镇一年，由她一个人带3个分别为10岁、8岁和3岁的孩子。我妻子是个明白事理的女人，没有大惊小怪。我对她说：“我请求你做出牺牲。”
阿尔玛没有反对，她说：“不过，假如这是你想要做的，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对你最好，那就这么办吧。”
她的支持使事情好办了一些，但绝非容易之举。这是我第三次从我儿子生活中消失，第二次离开琳达，第一次与处于最可爱的年龄的安妮玛丽别离，当时，只有丢下妻小才能去韩国，这是我们面对的最痛苦的事情。
白宫研究员班结业后，我又重新穿上军装。在白宫的这一年我所结交的人日后将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我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我得先去韩国。在那里，一位老军人将让我领略一种别具一格的军事领导方式。
第八章“加油！神枪手，加油！”（1）
我的新指挥官亨利？E。 埃默森少将，外号“神枪手”，是在我来韩国前几个月才到驻凯西兵营的陆军第二师任职的。在我的指挥官交接仪式上，我便对他的为人有了初步了解。我接替了泽普？布莱德福中校的职务，他也是从德普伊班子里出来的。在“海盗”师任营长，他做出了一流的成绩。指挥官交接往往让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人都不愿过多地了解前任是如何掌舵的。我希望交接工作尽量简短些，而这一次果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