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危险处境（5）
第四机械化师的使命是在欧洲战场上同共产党集团的军队作战。我缺乏经验，尤其是缺乏坦克方面的经验。所以我决心好好学习，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M…60A1坦克炮手。作为一名副师长，我本来不必这样做。但是，自己不会打球的教练，人家是信不过的。我在3名严厉的坦克军士的指导下开始了我自己的训练。这3个人虽然很尊敬我，但却不畏惧我肩上的这一颗星。
第一天上获取资格课时，我以坦克车长的身份，练习在坦克高速行驶中用主炮瞄准1000米以外的目标。训练场地看来是平坦的。突然，坦克俯冲下去。当意识到我们遇到了斜坡时，我急忙升主炮筒，但是已经太迟了。我听到一声难听的嘎嘎声，坦克停了下来。
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例如，不能逆风吐唾沫，不能从右边上马，不能使船搁浅。坦克手决不能让他们的主炮筒陷进泥土里或者用光汽油。步兵确信，坦克兵们宁可往油箱里撒尿也不能使人发现他们的油箱空了。坦克手一定要在下坡之前、而不是之后把炮筒升高。
那军士带着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望着我，但仍旧很耐心。“长官，”他说，“我们得休息一会儿，把炮筒检查一下。”我们用炮膛镜检查了一下，好在炮筒没有弯。我们把炮筒擦干净，很快又把坦克发动起来继续训练。到第三次训练的时候，我瞄准了目标，成了一名优秀的坦克炮手。
我还不至于那么天真，把大部分功劳记在自己账上。被派来给一位将军当教官的坦克手绝不是平庸之辈。我得到出色的炮手、装弹手和驾驶员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不过，我还是很高兴把一枚优秀炮手的徽章摆在自己的桌面上。没有多少事情能比你脚下的50吨重的铁马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奔驰在原野上更令人兴奋的了。
我们曾试图计算出一辆坦克的乘员组需要发射多少发炮弹才能成为技术能手。有一点我们是知道的：苏联坦克乘员组在训练中发射的炮弹只有美国坦克手的十分之一。这样一来，两军在训练中所花的钱相差太大。我们每发射一发炮弹，视炮弹型号的不同，就要花掉纳税人200到1000美元。每个坦克手每年要发射大约100发炮弹。陆军的训练技师们设计了一些模拟器械和电子游戏机之类的东西，这使我们的坦克手可以少用一些实弹也能提高技术。我们希望弄清楚以怎样的比例把实弹射击同使用训练器材结合起来，才能产生最佳效果。我们用3个坦克营作试验，一个坦克营得到最大数额的炮弹，另一个少一些。第三个营则更少，但他们有较多的时间在模拟训练器上练习。我们要做的试验是把这3种经过不同程度训练的营拉到考核场上去，发给他们同样数目的炮弹，看看他们中哪一个的成绩最好。
结果是他们哪个都不行。成绩最好的是指挥官最棒的营。一名好的指挥官能激励他的下属在任何条件下都表现出色。“即使他们给我们一发蹩脚炮弹，我们也能赢。”这就是志在必胜的态度。新技术被采用了，它们确实带来了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绝没有忽略这个事实：人，特别是能干的指挥官，才是使部队获得成功的决定因素。用我喜欢用的说法，所谓领导，就是做出管理科学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来。
赫达切克将军的领导方式是充当严厉的监督者。工作是靠高压、而不是靠激发积极性来完成的。参谋人员会议成了冗长的训话，视察成了审查。没完没了的消极压力使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精疲力竭。第四机械化师是一个能干的集体，但却不是一个愉快的集体。由于他通常总是那么执拗，所以当他有一天突然闯进我的办公室说了下面这句话时，我真是大吃一惊：“鲍威尔，你干得很好！我打算写一份特别报告，看看下次升级可不可以有你一个。”一个挑选少将的委员会即将开会，我虽然在我的同事中只是一个资历较浅的准将，但若能为我写一份特别报告，我就有可能早一些得到两颗星。赫达切克叫来他的副官，一位名叫菲利普？科克尔的上尉，令其起草报告。
第十一章 危险处境（6）
最后，特别报告的事终于没能成功。人事处告诉我们，一个军官上任至少60天才能得到特别考虑，而我上任还不到60天。不过，我还是很感谢赫达切克的努力。看来这说明，尽管这个人不大好相处，但只要你工作干得好，他还是会正确对待你的。
看来，不论我家搬到哪里，我都得充当圣公会的传教士。我们来到卡森堡后不久，我就四处寻找圣公会教友做礼拜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圣公会礼拜式于每星期日上午9时在天主教神父的办公室举行。其后的那个星期日，当天主教教友们鱼贯进入小教堂做弥撒时，我从侧面的一个通道走了进去。我们挤进后面的办公室，那里已经摆好八张折叠椅。我们坐了下来，半个小时后圣公会的神父到了，是随军牧师队中的一位中校。他把一本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赞美诗集》传阅了一圈，便开始做弥撒了。两名妇女弹着吉他为大家伴唱，那歌曲在我听来更像民歌，而不像赞美诗。我竭尽全力要找到感觉，但是心中却在怀念早年的宗教。
弥撒结束后，我走到神父面前，做了一番自我介绍。这位神父名叫科林？P。 凯利三世，是那位二战时期的美国英雄的儿子。“凯利神父，我有一个问题，”我说，“这些年您对您的教名是如何发音的？”“科——林，”他说。他的发音带有爱尔兰味，英国人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他们发成“卡——林”。我解释说，我小时候是用英式音的，但是在他父亲的名字变得家喻户晓之后，我迫于同伴们的压力改过来了。接着我又问：“我们为什么要在一个天主教神父的办公室里做礼拜呢？我们为什么没有自己的教堂？”他说，圣公会教徒太少了。我建议说，如果我们的地方更好一些，我们可能吸引更多的人来。我知道在我们卡森堡这样的二次大战时期的兵营里，有一些木结构的教堂。“请找一所那样的教堂吧，神父。”我说。我还请他用些老的曲子，例如《坚固的堡垒就是我们的上帝》等等，来替换民歌似的《活水之歌》。他终于为我们找到了一所教堂，礼拜也做得更有传统味儿了。
到这时，我们已经有一个孩子离开了家。我们动身来卡森堡前夕，我儿子迈克从弗吉尼亚伯克镇的莱克？布拉多克中学毕业了。那年夏天，迈克同我们一起来到卡森堡，可是到8月时便离家到弗吉尼亚威廉斯堡的威廉…玛丽学院读书去了。我从未试图要求他选择什么生活道路，但我确曾试图指导他。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督促他抓紧学习，以便及时报考大学。我像女教师那样认真地检查他的作文。他曾被西点军校录取，同时又获得了威廉…玛丽学院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4年的奖学金。对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来说，他上这两个学校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大好事。但我很高兴他选择了威廉…玛丽学院。军事院校名气大，而且我对他被西点录取也感到骄傲。不过，我还是觉得，迈克到一所比军校涉及面更广的学校去读书，会为他今后的生活做好更全面的准备。当然，他若投笔从戎，以军队为职业，也是有前途的。他老子当年在大学主修地质学，又在后备军官训练团被授军衔，在军队里干得并不错啊。
那一年，琳达进入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夏延山中学读书，这是她3年中读的第三所中学。她现在正在准备参加全国优秀生奖学金的最后竞争。我们让11岁的安妮玛丽到一所天主教学校——波林纪念学校去读书。我们喜欢修女们对学生们的严格管教，不过她们对她那难以管束的天性也无能为力。安妮玛丽是学校的啦啦队长，她喜欢滑冰（这肯定不是她的南方妈妈和来自布朗克斯的爸爸的遗传），还参加了布罗德莫宾馆办的奥林匹克溜冰训练班，像一只小天鹅似的在冰上滑来滑去。
阿尔玛希望在卡森堡也像在以前驻扎过的地方那样，能积极参加一些社会工作。在华盛顿时她当过军人家属协会主席。那个协会为在全球各地调来调去的烦恼的家属们提供服务，颇受欢迎。例如，一位军士的妻子可以到在五角大楼内的军属协会的办公室来了解有关她丈夫的下一个驻防地点的学校、医院、房租以及从气温到当地宗教活动等所有情况。在卡森堡，阿尔玛希望能到驻地医院去工作，把她以前学的听力学派上用场。没想到，其他军人家属却委婉地拒绝参加社会工作。个中原因我们很快就发现了。
第十一章 危险处境（7）
我听到一些军官抱怨说，我们卡森堡有两位长官。赫达切克将军管束着他的部下，而这些部下的妻子们则说赫达切克夫人也把她们当成部下来管。赫达切克夫妇感情极佳，因此将军便使太太成了他管理部队的伙伴。在他成立的管理餐厅、军人商店和托儿所等各种设施的咨询委员会中，安娜？赫达切克都居于显要位置。她显然是对她丈夫麾下的官兵及其家属有着极强的使命感。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两个人对于自己扮演的角色的那种傲慢态度。我便成了发泄这种怨气的对象。最后，我想开了，就依你这个国王吧，如果必要，也依着你这个王后。但是，卡森堡的情况实在太不像话了。我观察了4个月，看到士气在下降，我觉得我有责任采取行动。
副师长就是一位正在接受培训的师长。按照陆军的规矩，我到卡森堡来就是为了学习当师长所需要的技能和操行。有些师长把大量的事情交给他们的副手去做，自己坐在一边留心观察。可赫达切克所坚持的却是另一套做法。我觉得，要是他的两个副师长都失踪了，他心里会很高兴。这个师是他在管，我们只获准在这位老板的膝下学习一招两式。正因为如此，我打算要做的事情既不是容易之举，也不是明智之举。
参谋长汤姆？布莱格坐在赫达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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