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做了大司寇，在鲁国已经渐渐掌握了实权，十几年前的忧虑已经变为事实，于是不断有臣下谏齐景公出兵伐鲁，免得将来鲁国势强大，威胁齐的安全。
齐景公豆面耳朵，是个没有主见的人，在他看来，似乎谁的话都有些道理。晏婴临终时说，齐的威胁在晋而不在鲁，齐鲁比邻，应世代修好，以抵御强晋。晏婴还说，孔子不足为虑，因为他所热衷的一套繁文缛节，无助于国家的强盛。周朝衰败，势在必然，孔子妄图用恢复周之礼乐曲章制度挽救四分五裂的天下，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即使鲁国真的因孔子秉政而强盛起来，也绝对不会威胁齐国，因为孔子一生极谨慎地谈论怪异，勇力，叛乱和神鬼，小心翼翼地对待斋戒，战争和疾病，极力主张仁政德治，反对诸侯争雄称霸。晏婴是齐景公最得意，最尊崇，最信赖的贤相，自然言听而计从了，决定采取对鲁友好的政策。如今部分臣僚吵吵嚷嚷要出兵伐鲁，他又不以为然。他回忆当初孔子率弟子来齐求仕，晏婴千方百计不肯用他，迫使其逃离。现在看来，晏婴确乎是嫉贤妒能，怕孔子超过了自己，取代了自己。如果像晏婴所说，孔子的一套是复古倒退的东西，早已不合时宜，那么，孔子宰中都一年大治，该作何解释呢？孔子任大司寇不久，鲁国便渐渐政清民安，国势日强，又该怎样理解呢？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鲁国将与齐国对峙于东方，进而侵吞蚕食齐国，怎么能说“孔子不足为虑”呢？他后悔当初不该听晏婴的话，应该重用孔子。如果那样，何来今日之苦恼，何有今朝之虑呢？想到这儿，景公不仅在埋怨晏婴，甚至在暗暗恨晏婴误国误民了。
晏婴去世后，齐景公遵照晏婴的遗嘱，委任大夫黎鉏做了太宰。常言道“新官上任三把火”，黎鉏急于有所作为，以显示自己的才干，既取信于景公，又树威于百官，便很想用兵于鲁。然而，自己“追随”晏婴半生，甚得晏婴的栽培与重用，若无晏子的极力荐举，自己今日未必能做这位极人臣的太宰。如今晏子的尸骨未寒，自己怎么好违背他的意愿而对鲁用兵呢？所以他一直在隐瞒着自己的观点，极力在寻求着两全其美之策。一日，当齐景公征求对此问题的意见时，黎鉏说：“晏太宰乃一世雄杰，齐鲁修好可威震东方，使强晋不敢觊觎于我。鲁昭公欲除‘三桓’，兵败奔齐，晏太宰冷遇之，昭公去齐适晋。鲁之阳虎叛乱投齐，齐不纳，晏太宰扬言欲杀之，阳虎逃晋。晋已两次获罪于鲁，大王何不乘机与鲁君会盟，以祝贺鲁国大治为名，而离间晋鲁之间的关系，令鲁远晋而亲齐，对齐畏而敬之，为齐附庸呢？”
景公闻言，心中大喜，脱口赞道：“黎爱卿果有韬略，此言甚合孤意。一切烦爱卿从速筹办之。”
黎鉏见景公准奏，美得不能自抑，眉飞色舞地说道：“请大王释念，一切臣定会安排得妥当周到！”
黎鉏忙修国书一封，遣使送往鲁国，邀请鲁君是年六月于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境内）举行乘车之会，永结盟好。书中充满了溢美之词，赞扬鲁君如何善用人，如何力挽狂澜，拨乱反正，如今鲁如何大治，声震寰宇，等等。
鲁定公头脑简单，无自知之明，读了齐侯国书，喜出望外，重赏来使，不及与“三桓”商议便欣然应允。
事情并不像定公想的那样简单，“三桓”的意见分歧很大。有的说，齐国来书，尽是献媚鼓吹之词，可见并无实意。有的说，齐强鲁弱，且齐国向来诡计多端，突然相邀，决非善意，贸然赴会，恐为齐所挟迫。有的说，明知齐人有诈，却不能不往，不往既表示鲁不愿与齐友好，又显示了鲁国的怯懦与软弱。有的说，不去赴会，势必得罪齐国，招至干戈之祸……众说纷纭，弄得定公莫衷一是。他真懊悔自己的轻浮与冒失，然而晚矣！前次晏婴逝世，齐曾遣使赴鲁报丧，这是友好的表示，但鲁国却并未派人前往吊丧，已经失礼。如今齐侯盛情相邀，彬彬有礼，如若拒绝，再次失礼，齐则有理由刀兵问罪，岂不更糟！再说，自己业已修书与齐侯，答应如期赴会，岂可失信于诸侯！纵然是刀山火海，也得硬着头皮去闯。只是这相礼之官需认真选择，他不仅要熟知礼仪，权谋善辩，根据这次会盟的特点，更需临危不惧。只有这样，才能不失礼于对方，不失威于盟坛，关键时刻能转危为安。按照惯例，两君会盟，皆由冢宰相礼。可是季桓子年轻稚嫩，不谙世事，从未经过这样的场面，恐难当此任。最令鲁定公放心不下的，还是季桓子的胆识。五年前季平子去世时，家臣阳虎手中一柄闪着寒光的宝剑，和一只翻着白眼的羊羔，就吓得他魂飞魄散，瘫作一堆烂泥，乖乖地按阳虎的旨意订盟。如此贪生怕死的怯懦之辈，怎么能充任两君会盟的相礼？孔子司寇倒是个理想的人选，就怕季桓子嫉妒，不肯相让，闹起纠纷。
其实，鲁定公又错了。自从孔子任大司寇之职以来，朝中诸事，季桓子俱都推给孔子办理，他自己倒落了个悠闲自在，整日花天酒地，斗鸡走狗。他虽不谙世事，却也深明陪国君会盟是个苦差事，国君在外的衣食起居，会盟时的问答礼对均由相礼负责，稍一疏忽，便有丧权辱国之危险，特别是这一次，要冒着十二分的风险。因此，不等鲁定公找他协商，他便主动进宫推让，荐举孔子为相礼。他说：“臣才疏学浅，不通礼仪，恐辱国辱君。孔大司寇博学多才，足智多谋，可当此任。”
季桓子说出了鲁定公的心里话，这正是定公求之不得的。但他却故意为难地说：“历来两君相会，由冢宰相礼，此乃古礼，怎好推给孔大司寇充任？”
季桓子说：“只要官为上卿，均可任相礼，并非定由冢宰担当。”
鲁定公说：“孔大司寇一向讲的是名正言顺，冢宰在朝，他恐难受此任。”
季桓子说：“主公可宣大司寇上朝，先委其代行相事，再命其任相礼之职，事可成矣。”
孔子朝见已毕，定公依季氏之言委其代行相事。孔子听后，很觉意外。齐对鲁一直存有二心，如今鲁国较前振兴，齐非但不敌视，反而会盟庆贺，岂不反常！季桓子见孔子发愣，认为他不愿代劳，便说道：“孔大夫代行相事乃我久已想定，只是无时机提出。夹谷会盟之后，斯将永不任冢宰，孔大夫应为国尽力，不负国君之重托。”
孔子知道，季桓子推脱相礼之职，不仅是为了图清闲，更是怕担风险。齐鲁两国是异姓诸侯，鲁国接受齐国的庆贺，双方尽合周礼，这叫做亲异性之举。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齐国的真正意图恐决非如此简单。“礼”乃先祖所制，但人世沧桑几经变迁，人心变化更是莫测，以“礼”为名，行非礼之实，在当今天下已屡见不鲜。孔子在齐三年，对齐国君臣颇有所知，晏婴素讲信义，只是已经作古。其余大臣之中，多有奸诈之徒。特别是眼下当政的黎鉏，更是让人难以捉摸。他原为高昭子家臣，却整日与晏婴形影不离。高昭子与晏婴不共戴天，他却能博得双方的共同器重与信赖，连晏婴这样一位睿智英明，一世罕见的政治家也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他爬上了太宰的宝座，主宰着强齐的命运。孔子在齐，与黎鉏接触较颇，但却一直摸不透他。对他的感情也无所谓爱与恨，只觉得他很神秘。他曾奉晏婴之命保护过孔子师徒，可谓救命恩人，但孔子却并不感戴他，反而觉得他令人生厌。孔子知道齐景公耳根子软，料定这次夹谷之会定为黎鉏所策划，是一个大阴谋。名为祝贺与结好，实则暗藏杀机，欲以刀光剑影胁迫鲁君为其附庸。然而，身为大臣，应以宗庙社稷为念，岂可过多考虑个人安危？见义不为无勇也，宁杀身以成仁也，这正是报效国家，实践自己主张的时机，岂能畏缩却步？想到此，孔子微微一笑说：“丘受相礼之托，不敢推诿！太宰之职，丘不敢为！”
定公听孔子欣然受命，如释重负，高兴地说道：“有孔爱卿相礼，朕心放矣。”他似乎觉得这样说有轻慢季氏之意，便又补充道：“鲁乃礼仪之邦，万不可失礼于齐国君臣。”孔子说：“启奏国君，齐侯于国书上明写着‘乘车之会’。‘乘车之会’乃修友好，不以暴力相凌。昔者齐桓公不以兵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然如此，然而臣尝闻：‘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昔楚约宋襄公会盟于孟，亦言乘车之会。然楚伏兵于孟，宋却毫无戒备，被杀得一败涂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也，望君王命左右司马训精兵五百乘，届时护驾前行，伏兵于夹谷隐蔽之处，以备不测。”
鲁定公准奏，立即命左司马乐颀，右司马申句须，于全国军中选精兵五百乘，加强训练，不得有误。孔子本人则全权总理会盟事宜。
这夹谷是位于泰山以东的一处狭长的沟谷地带，谷深林密，四周层峦叠嶂，苍松翠柏，遮天蔽日。鸟在林中栖息，蝉在枝头吟唱，蛙在溪边鼓噪。千溪万壑，流水叮咚，似在歌咏；南坡北岭，鹿奔雉飞，像在比赛。多么静谧幽雅的世界啊！然而，公元前500年盛夏，这密林幽谷之中却孕育着一场风暴，一场血腥的屠杀。
祭坛依山而筑，宫殿傍水而建，飞檐斗拱，小巧玲珑，四周有高墙围挡，远比曲阜宫室华美。围墙内又有一堵隔墙，把整个建筑分为东西两个对称的跨院，结构甚为新颖别致。黎鉏兴工建此会址，很用了一番心思。表面上齐是这次会盟的发起者，东道主，将会址建得考究一些，以示庄重和诚意。实际上，他这是为齐侯兴建了一处避暑行宫，以讨好景公。孔子依诸侯相见之礼，先行入内晋见齐景公。齐景公也依礼接鲁定公分宾主入内，各自献上见面的礼物——一只大雁。
第二天，齐景公先去坛台，令黎鉏迎接鲁定公来坛会盟。孔子偕鲁定公来至坛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