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25日，第52军歼灭了郭里集的日军1个中队，第2师驱逐了枣庄外围日军1个警戒小队，此后并没有继续向峄县、枣庄进攻日军；当发现日军第10联队向枣庄转移时，相反地仅留1个多营的兵力“欺骗敌人”，主力则东撤山区。
尽管有过一旦台儿庄被攻立即支援的许诺，尽管孙连中急电请援，汤恩博均未采取行动。他的理由是：“本军团既已置于犯台（台儿庄）敌之侧背，当然有选定时机及地域的自由，以判断敌主力之行动为根据，而予以彻底之打击”，他完全忘记了自己仅仅是全局中的一个局部。虽然孙连中各师在苦战中坚持住了阵地，但最好的战机已经失去，坂本支队已由临沂进至向城。汤恩博认为“台儿庄与向城之间，只是鲁南山麓以外的小起伏地，并无险阻可以争取时间”，为了不做日军炮火下的“大群肉弹”和“保持行动的自由，掌握主动”，又“采取了断然处置”，把全军团“一律由内线转为外线”，让坂本支队与濑谷支队会师于台儿庄以东地区。以后，第20军团各师确实向日军进行了英勇、坚强的进攻，不过这时已发展为第2集团军与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的战斗，这与原来的攻势防御计划有所不同，敌人的兵力增加了1倍，于是仅能击溃敌人而不能包围歼灭敌人。当敌人按自己的退却计划撤逃至峄县、枣庄地区，既靠拢了主力，又占领了有利地形，依托工事改为守势作战时，再责备伤亡极大的追击部队作战不力、未能消灭败退残敌，就未免有苛求之嫌了。
二、胜利面前头脑发热，导致会战后期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几乎带来灭顶之灾
台儿庄战斗胜利后，大批军队源源不断地调至徐州附近，企图“集中所有力量”，乘势进行一场“确定胜利基础的战略性战役决战”。这种作战指导不符合实际，更违背了持久消耗战的原则。而且不断将兵力投入第一线，不断向东延伸右翼，形成西起微山湖、东至郯城南，绵亘300余里的防御正面，又未控制强大有力的机动兵力及预备队并发展为实际上的专守防御，违背了攻势防御的原则。当日军从南北分7路向徐州作向心运动并切断了陇海路时，中国部队发觉已被包围，形势危急，被迫部署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实施战略转移。要知道，根据目前的国力对比，要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只能打持久战，除此以外别无他途。
刘建业也知道，自己的这份报告交上去，肯定会得罪一些人，尤其是汤恩博。不过，他可不害怕，反正他和自己不是一个派系，只要自己不在他的属下，那就没有事情。再说了，自己的大老板陈部长，也不怎么和这个汤军团长对眼。自己还用得着怕他吗？而且，就连自己的恩师都能出卖的人，自己还不屑与他纠缠。
第一部
第六十二章 … 来到武汉
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珞珈山上召开最高军事会议，作战部长刘斐宣布了在郑州以东掘堤放水的决定。同时，统帅部下达命令，令各部向平汉铁路沿线及其以西地区“转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豫东前线各部撤退，准备以水制敌、阻滞侵略。
6月6日，日军土肥原贤二第14师团沿陇海铁路西进，占领开封。
6月9日，一身戎装的刘建业出现在了武汉的军用渡江轮渡上。这一次，他是作为第五战区直属部队的高级军官，奉命参加军事委员会关于下一阶段军事行动的部署会议。
前几天，他刚刚和自己在陆军大学时候的老师，曾经担任14师参谋长参加过罗店血战，时任54军参谋长，也是来参加会议的郭汝瑰，一起到了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拜见了现任的武汉卫戍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的陈诚。
在拜见的一开始，陈诚对两人在抗战开始以来在不同战场上的表现，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两人的表现没有辜负自己对他们的期望，给土木系长了脸面。然后，陈诚在谈话里，提到了军委会现在认为，日本人在占领徐州，却没有实现歼灭徐州附近的中国军队主力目的以后，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将会是武汉。上海沦陷以后，国民政府于11月20日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是，军政各大机关，并未立即西迁入川，而是首先转移到了武汉。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监察院、外交部、财政部等部门以及主要的党政军首脑要员们均移驻武汉，武汉遂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与文化中心，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也转移到了武汉，武汉一时成为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关注的焦点。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称“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两个条件，就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现在与敌人打仗，就要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被称为“以空间换时间，以小胜积大胜”的长期抗战战略。1938年3月29日，武昌珞珈山麓，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这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为期4天的会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内外政策，表示了国民政府坚决抗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民主的决心，在当时对于鼓舞士气，振奋民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抗日战争进入到以保卫大武汉为中心的武汉抗战时期。从政治意义上来说，武汉这座城市，已经是当时整个中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本身有着“九省通衢”的美称，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从这里可以辐射中原，华东，西南和两湖地区，特别是盛产粮食的湖广一带。武汉同时还是辛亥革命的爆发地，对于中华民国和国民党来说，意义非常巨大。所以，日军为了达到彻底征服中国的目的，不论如何考虑，武汉都是他们下一阶段必须首先占领的重要中心城市。而武汉对于我军来说，也是无论如何必须坚守的。一旦武汉失守，中国抗战本来就很艰难的处境，就会雪上加霜，还会被外部世界认为是中国抗战即将失败的象征，对于中国政府争取来自外部世界的援助，帮助渡过抗战的难关，是相当不利的。
陈诚对于两人的观点很是赞同。然后，陈诚又提起了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协助下制定的组织武汉会战，抗击日军进攻的初步的作战构想。依据这个作战构想，军令部的参谋人员们，正在制定详细的作战计划，以指导国军在武汉地区的军事行动。这个作战构想，现在还处于保密状态，详细情况只有高层少数人知道，各战区下属的军师一级人员还没有通报过。
听完陈诚讲述的作战构想的大略情况，刘建业的心一下子就提了起来。这个用来指导会战的作战构想，完全是德国军事顾问们根据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西线战场的堑壕战经验来制定的，主要内容是在武汉的外围各要点建造大量的以钢筋水泥工事为支撑点的环形防御体系，依托这些要塞化的环形防御体系，来杀伤和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敌人力量，最后，集结大量的国军主力部队，在武汉城下与敌人进行决战。照常理来说，德国军事顾问们的这个构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这也是西方常用的战法。可是，就像中国兵法里面常说得那样，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万用之妙，存乎一心。任何的军事战略构想，都必须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否则就可能会出现教条主义的情况。中国几千年的军事史上，军事理论方面很有造诣，实际作战却很差的人并不少。战国时候的赵括，三国时候的马谡，南朝时候的殷浩，就是这样的例子。德国军事顾问们的这个构想，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首先，守卫武汉的各部队，尤其是在长江北岸的第五战区所属部队，刚刚经历了长途的突围作战，人困马乏，重武器基本都丢掉了，有的部队兵员损失也不小，急需补充和修正，根本无力在短时间内和日军主力再来一次决战。武汉三镇又处于长江边上，由于中国海军几乎损失殆尽，无力阻止日本海军在这里的行动。这样敌人就拥有了快捷方便的运输路径。我军在这种情况下采用这种战术与日军对抗，即有可能会被敌人集中主要兵力于一点，实施重点突破，只要一点被突破，极可能全线都动摇，整个防御体系全部崩溃，参加会战的各部队被敌人集中兵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这样的话，我军的重大损失就会不可避免，甚至全军主力都会在这场战役里被日军一举歼灭。
对后果越想越害怕的刘建业，马上就把自己的想法和忧虑对陈诚全盘托出。郭汝瑰也向陈诚表示了同样的想法。
陈诚听到自己的两个手下同时都对那个构想表示出了不同的意见，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马上让副官拿过了武汉乃至华中地区的大幅军用地图，铺在自己的办公室的地上，三个人一起对那个作战构想进行图上推演，由郭汝瑰担任仲裁，刘建业扮演日本方面，陈诚扮演国军方面。
当刘建业扮演的日军一方，发挥空中和水上的火力优势，以及机动能力上的优势，不断以小部队对国军的防线进行试探性进攻，一旦摸清对面的兵力和火力部署以后，就用机械化优势和水上优势，对国军部队进行坚决的侧击和迂回包抄，局部地域实行重点突破，使国军各部队处于不断招架应付，自顾不暇的境地，最后，在武汉城下主力部队被压缩在狭小区域，只能被日军部队合围歼灭这样的场面出现的时候，陈诚一下子就好像变成了痴呆一样，呆坐在地毯上，目光呆滞，口里面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