辰牌时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
外郭羊马城东门的城墙雉堞在阳光下少了几分平时的冷峻，但仍然显出几分岁月的沧桑，夯土包砖的城墙虽然经过战后修补，弹痕箭创犹在，只是曾经的烽火仿佛已经远离。
回望了一眼雉堞上显示西北幕府威权的火红纛旗和威武甲士，满腹心事的四川执政府兵房车驾主事程沂脸色阴郁，紧了紧缰绳，脚跟一磕马腹，扬鞭走马，一路轻驰，径自在官马大道上带起薄薄的烟尘。
宽阔的官马驿道连贯成都内外三重城墙，内城、罗城、羊马城，熙熙攘攘来去匆忙的商旅路人，远远见到身着青色圆领官袍的程沂出城策马而过，连忙下意识地闪开。
程沂在西北幕府挥师东进四川之前，是前四川巡抚洪正的同乡，前四川巡抚衙门的幕僚干员。
西北幕府掌控四川军政大权之后，巡抚洪正生前所提拔任用的文武官僚，除了已死或已弃官逃走的，大都被西北幕府留用，升迁贬黜，与西北幕府随大军入川的官吏一视同仁。
程沂就是留用的官员之一，但他在四川执政府一众官员胥吏中，地位比较特殊而尴尬。
这主要因为程沂乃是甲科赐同进士出身的缘故。
当年帝国二月春闱会试，他得以科举‘出贡’，考中贡士，后在同年三月十五的殿试中名列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他虽中进士，却因朝中苦无奥援，在京待选，多方打点，仍然淹滞数年不得选官，资用乏绝，借贷多时，债台高筑，贫窘交加，无可如何。恰四川乱起，巡抚殒命于阵前，其同乡洪正君前应对得宜，得以越级擢升，就抚四川，主政方面，遂来信诚邀其入幕擘画军机。程沂此时穷极无聊，一咬牙未及从正途选官入仕，便入川作了洪正幕宾，在四川巡抚衙门中干办，以任事干练著称，人皆视其为巡抚大人洪正的心腹亲信。
但他这甲科出身的幕宾，在巡抚衙门中自是非常特殊而颇显尴尬，其他幕僚顶多是乙榜举人或贡生、监生、生员秀才等，象他这样的甲科幕宾是绝无仅有的例子。
现在则更是腆面事‘敌’，在四川执政府中作起了官僚，别人不说，他自己都觉尴尬，每每心不自安。
在四川执政府，他因为任事干练，自然仍相当受重用。但他满腹的心事，内心的矛盾纠结却是日深一日，难于排遣。
这个中原因，一则因了他幼受庭训，其内心秉持多年的儒家信念与西北幕府治民理政的诸多举措扦格难通，不相符合者甚多，任事之时他每觉与自己秉持的信念冲犯违逆，只能勉强迁就为之，因事属两难，身处其间之人难以自处平衡，无以求解，不免迷惘痛苦；
二则还与程沂当年在京师待选时所加入的‘东林党’有莫大关系。这东林党和这些年新兴的‘复社’一样（复社是由帝国大江南北许多儒学士人会社统合而成的联盟社团），是朝廷之上内廷的阉党，以及外朝的齐党、楚党、浙党、宣党、昆党等执政官僚势力的对头，在朝野上下清流士人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服膺程朱一派理学、倡导实学、崇尚气节的东林党，早年因与韦仲贤一派阉党激烈政争，东林党人的领袖和主力干将多因阉党专权而被构陷入狱，为阉党所戮，以致势力萎缩，这些年一直被压制而显得萎靡不振，反不如后继而起的复社振作有为。但东林党在朝野仍有很大声望，其中一些激进的东林党人甚至屡屡致信给身在四川任官的‘同道’程沂，措词严厉的向他施加压力，欲其致力于匡正平虏侯府的‘残民恶政’。这一直以来也令程沂心事重重，忧从中来。
程沂很清楚东林党人的‘同道’为何‘憎恶’平虏侯的西北幕府，除外西北幕府地处西陲，消息传播到江南两京等处难免歪曲走样，从而使人易生误解的这个原因之外，则主要是西北幕府的一些具体施政，大不合东林党人的眼眉，让他们很是看不顺眼。
其中大要之一，即是西北阴抑科举而代之以官吏学校，使考不中官吏学校的西北儒学生员几绝仕进之途，虽然生员还有机会可选入监察院任职，却是必须与其他民爵士和退役军功爵士分享监察督责之权，不惟不能一家独大，而且监察院依附于平虏侯，权力也并不是很大，无法对各级行政事务官员形成威慑性的钳制力，因为最高的裁决权毕竟始终操控掌握在平虏侯手中，监察院说白了就是平虏侯体察民情的一个耳目，一个用以制衡长史府和地方府县官员的工具。如此‘狂妄无比’‘阴险狡诈’的推dao帝国沿习已久的科举大制，国家根本（虽然西北在名义上并无废除科举，但西北选任官吏全然不依科举中选的名册，而只依据西北幕府自己的考试、考察、考成的一套结果，相当于另起炉灶，变相的把科举束之高阁），这在东林党人眼中简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的大事，不但攸关儒学生员切身利益，也关系儒学的兴衰，兔死狐悲，岂能不大为激愤？东林党人对此攻讦批评最是激烈，常比之为始皇坑儒。
其二则是西北肆意革新官制，尤其是单独析置税课提举司和提刑按察行署，使之直属于西北幕府，使征收税课和司法问案这两项大权完全从地方州县亲民官员（知州、知县等）的手中剥离，集中到西北幕府手中。在课税和司法上，西北幕府都是一插到底，这最为东林党人所诟病，谓之专权横断，比之为世宗朝穷凶极恶的矿监税使，比之为始皇帝专制独裁的暴秦虐政；
其三则还有分置军勋民爵，以及允许儒学生员以外的农牧工商势力成立会馆会社的施政举措，这些举措因大大分薄抑制儒学生员、乡宦豪绅干政的力量，不合长久以来的帝国传统，‘新贵’与‘旧族’矛盾冲突难免，这也大受东林党人攻讦恶评。
对饱受东林党人同道批评攻讦的这几条西北‘恶政’，程沂心情一直很复杂。无论是身为儒生，还是身为东林党人，在情感和信念上他是不太能接受西北幕府在治理施政上所作的种种变革改良的新政；但是在时务上，他却又不能不承认西北幕府如此新政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帝国地方政治旧有的一些痼疾弊病。
譬如赋税钱粮的催科（科者，课也，征也），在帝国现今的州县官吏而言，其职责惟以催科为要。所谓“日夜从事，惟急催科”。其他行政事务，所谓教化，所谓赈济，所谓安民，所谓恤狱，等等全部被搁置一旁。
早在宣宗朝鼎盛年间，上解税粮就是帝国地方州县官吏考课的“硬指标”。此后，考课地方官吏实际上已经不再重视教化抚治，唯以赋税催科为事，‘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治，专于催科’是也，‘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离任审计合格）’。地方官员惮于考成带征，催科往往重以敲扑，不能完纳税粮的小民被杖责枷锁寻常得很，屁股打烂，流血满地，致残或致死人命的事例在所多有，灭绝门户亦非鲜见，民力不胜官府钱粮催科的暴政压力，往往举家流亡。
州县的催科，一方面是朝廷之政以及官员考课逼迫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经手官吏有利可图。通过催科，官吏自身才能中饱私囊。催科不力者，宦橐亦较为羞涩。地方州县催科既有上面的压力，又有官员自身牟取私利的动力，鲜有不卖力催科的。帝国之内如清官海刚峰一般的廉己自律者，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算计个人仕宦收入者则比比皆是，遍及州县。催科钱粮本亦无可厚非，但是变本加厉，却演变成残虐害民之政。
西北幕府单独析置直属的税课提举司，西北幕府与地方府县各征各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虽然未见得就能一朝尽扫官场积弊痼疾，却在相当程度上杜绝了州县亲民官吏残民以逞，通过催科牟取私利的邪路。而西北对府州县地方官吏的考察铨选，从此不再惟以催科为重；西北地方官吏在催科以外的其他抚治政务上，较之帝国其他地方的官吏颇能多所用心；西北黎庶商民不大为催科所苦，能够相对轻松的营生治产，等等，这些都确是事实。
西北官场风气整肃，吏治较为清新，固然不是单纯的一策一政所致，而是在天下酝酿大变的形势时局下，以雷瑾为首的西北幕府审时度势慎思断行，不失机缘的渐次施以诸般新政，锐意革新，才造就今日独霸西北的局面，形势、时局、机缘、人心、策略、决断等，诸般种种，在这一过程中，人事因机缘，机缘成人事，自助者天亦助，自弃者天亦弃，可谓缺其一而不可成。但是，这也可以说与西北幕府革新官制以及在衙门官署的设置上煞费心思不无关联，这些若也是恶政，在程沂看来，真的不知如何说起了。
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程沂尽管内心矛盾不已，在东林党人诸多同道的再三来信催逼下，今儿却也是实在拖延不过，不得不硬着头皮出城，赶赴成都东面的金堂县，与一位从京师远来早已等候多时的神秘客人会面。
孤身去往金堂，在身为执政府兵房车驾主事的程沂而言，随便都可以找一大把公务上的借口，而丝毫不会引人怀疑。
四川执政府兵房车驾主事的职掌之一就是协助管理邮政驿传，虽然在西北幕府，这主要是军府该管的公务职事，却也在在需要执政府辖下的相关衙署全力协助配合，不是军府的衙署就可以一手包办下来的。就因为这个，程沂管着一摊子邮驿上的公事，便需要时时离开成都到外地办差或者巡查，所以他借口到金堂县公干，执政府的同僚根本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
怀着满腹的心事，打马扬鞭，程沂很快就赶到离成都不太远的金堂县城，在县城近郊一座香火不是很盛的寺院禅房里，找到了来自京师的神秘客人。
在程沂眼中，这位白面无须脸圆体胖，自称姓张名玉的药材商人，挂着一脸祥和无害的笑容，显得非常平易近人。
但是，程沂老是在心里犯嘀咕，老是觉着有些儿不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