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甘同味，交换自备的酒食，又或者如蒯益、王良这般一人出酒，另一人便出下酒小菜，好似民间黎庶‘打平伙’‘出份子’的情形一般。
蒯益、王良都从家里自带了酒食坐等着召见，当下便在炭火边你一杯我一筷地吃喝着。 各自说些闲话。
就在这时，厚重的门帘子一动，两个人一前一后步入值班房。
走在前面的是挂着西北幕府参军衔、参政衔的堪舆署提领使司马翰，随后而入的则是挂西北幕府参军衔、参政衔地马锦。
马锦地秘密身分‘秘谍总部总管兼夜枭堂主管’，向来都属于机密事项，对外不予披露，仅幕府内部极小部分幕僚清楚这一点。 即便是蒯益、王良这样地幕府高阶官员。 虽然也隐约猜到一点马锦地秘密身分，但并不能确信。 他们对马锦地了解可以说相当模糊。
虽然是这样，蒯益、王良在面对马锦的时候，仍是本能的有些疏远。
而堪舆署提领使司马翰，这位堪舆师出身的幕府高官则多多少少有些神秘色彩，其子司马宜又是军方高级将领，护卫亲军第二军团的‘司马’，可谓是父子双贵。 自然不容他人小觑。
正在吃喝闲谈的蒯益、王良，见司马翰、马锦二人进来，连忙起身拱手作礼，心中却是一动，隐约有了些猜测——这两位品阶俱高的大人，那可都是真正掌握实权地大忙人，平日里难得碰上一面，且在幕府中的实际地位也比蒯益、王良高出一线。 今儿。 这两位也早早的来到值班房，其中意味就大堪玩味了。
肯定是侯爷有什么大事，需要召集幕僚问策了。
蒯益、王良两人心下暗自想着，揣摩司马翰、马锦两人到来的背后有些什么玄机——
他二人虽然不太清楚马锦此人具体管着些什么重要公事，但是作为堪舆署正印官的司马翰提领使大人，他手上有多大职权。 蒯、王二人却是较为清楚的了。 堪舆署，虽然名义上仅仅是提领督察西北幕府治下的堪舆风水事宜，实际上的权力却是相当不小，譬如规制和督察与山川田地风水形势相关地农耕、畜牧、樵采、伐木、狩猎、取石、挖沙、疏浚、采矿、立城、营造等事项，依照诸般堪舆法例或禁或准、或奖或罚；再譬如审查核准商民开掘采矿的备案申请以及定期不定期的督察等等。 除了与堪舆风水相关的这些事务之外，堪舆署还掌管着一应军民地图以及山川水利、河渠航道、城防驿道、矿场坑洞、工厂作坊、城池屋宇等营造工程图式的勘测、绘制、入档，又受命监管印书馆、书局、印厂等官民商号印刷出售地图之事。 司马翰掌管下的堪舆署，因为其职掌地缘故，与工曹和农牧工商署两个衙门素来便有频繁的公事往来，彼此扯皮的事情自然也不会少。 蒯、王二人当然清楚堪舆署绝非什么清闲衙门。 司马翰即使有着不少得力的副手和佐贰衙官分担其公事，也是比较忙的。 那么又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侯爷需要传命召见这位提领使大人呢……
不提值班房内候见的几位官员心底如何揣摩，这几位当下里互相一番施礼寒暄过后，便即围坐向火，各自心里暗自思量揣测的同时，亦在吃喝闲谈当中，巧妙试探彼此的口风，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完全是徒劳，平虏侯事先并没有透露什么风声，都有点儿云里雾里的茫然，头痛着等会集议问策时，该如何言语应对才好。
雷瑾并没有让手下地几位重要幕僚在值班房久等，大约小半个时辰后，几个人便在近卫地引领下，直抵北房厅堂一侧的暖阁。
暖阁之内，除了上首端坐地平虏侯外，长史府长史刘卫辰、内记室绿痕夫人也赫然在座。
几位幕僚略一扫视，心头凛然，看起来事情还不小，忙都抖擞精神，见礼如仪，各自落座。
雷瑾先自问了一些与堪舆署、工曹、农牧工商署有关的政务公事，司马翰、蒯益、王良三人亦在各自职掌范围之内，恭谨扼要的回了话。
所谓察人见事，下属幕僚当面回话必有谈吐，若是以公文回覆则必有文案议论，其间便有微妙之分别，迥然之差异：有的据理度势。 明白直截；有地含糊其辞，观望犹豫；有的直言无隐，了无城府；有的文过饰非，支晤搪塞；有的明理灼识，直谏敢言；有的左右摇摆，毫无主见；有的明察秋毫，洞见幽微；也有的周密细致。 成竹在胸等等。 总而言之，一个人地阅历、见识、胆略、心胸、才干、机智俱都涵容在其谈吐举止、文案议论之中；而一个官吏的才具、心胸。 无论其人城府多深，亦会在其谈吐、议论中有所反映流露。 虽说这并不能一概而论，然而窥一斑可知全豹，从一个人地谈吐、议论中剥离那些微妙得只可意会的细节，透视细节背后所代表的真正含义，再以之衡量下属官吏的才识胆略，却也是自古以来上位者识人用人的常规和抡才正途之一——阅历已多胸有丘壑之人。 不敢说以此看人识人，就能一看一个准，八九不离十，但是要藉此看清一个人的才识心胸，却也至少能有四五成以上的把握。
但凡上官垂询，下僚地当面回话或者撰文陈述，也必是上官衡量下属才识心胸的机会。 雷瑾今日的问话，以及司马翰、蒯益、王良三人的回话。 亦由内记室按照惯例一一记录入档，日后将成为简拔人才、考成升黜之时的参考依据之一，这其中便有着施政、吏治方面的长远考量，包含着不以个人一时之好恶来决定官吏仕途前程的深意，在此亦不必多说。
三位幕僚的当面回话，与雷瑾之前从其他途径了解到地情况大体吻合。 雷瑾对此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当下也就不再细问，直接转入正题。
“我西北自开府以来，开疆拓土，生齿日繁，幸赖诸位幕府同仁戮力同心，得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政通人和，兵精粮足。 我西北境内已见得几分太平安乐的繁华气象。 但西北幅员辽阔。 其暇荒边陲之地犹不免鞭长莫及之忧，而自军兴以来。 西域战事频仍，葱岭以西，时有暴乱，动荡不宁，民不能安。 为今之计，本侯欲设重镇于河中之地，置新城，设官署，以之镇压不臣，绾毂西域，诸位以为如何？”
雷瑾的话一出口，四座一时鸦雀无声。
什么才叫“重镇”？什么才是‘绾毂西域’？
那可不是在西域兴建一座雄城就算完事的谋略，而是百载千年的大计远景。
起码也得委派一位元勋重臣坐镇于斯，聚兵囤粮，以带甲十万之数威慑四方，才称得上‘重镇’，才当得起‘绾毂西域’地重担。
然而，西域之地，自蒲犁高原以西，距离西北幕府的中枢腹心不啻万里之遥，道远路遥，往返不易，万一坐镇于斯的元勋重臣拥兵以自重，中枢势难有效制约，恐怕尾大不掉之祸，为患之烈犹甚于敌矣。
如此一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的分权制衡之道，便是置重镇于西域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无论谁最先提出分权制衡，都必然得罪将来奉命坐镇西域的元勋重臣。 一时之间，谁又能断然下决心做这样的恶人呢？是以四座尽都保持缄默，这出头鸟不好当，其中利弊就得盘算清爽才行！
“在河中地区置一重镇，固所宜也，卑职并无异议。 却不知侯爷已经属意于哪位大人担当绾毂西域之重任呢？”作为文官一系的首脑人物，刘卫辰打破了暖阁中的沉寂——目下的西域，元帅郭若弼、副帅马启智统率地西路兵马，实力雄强，已经足够让文官们警惕，若再予绾毂西域之重任，便是大失制衡之道，恐怕文官、言官以及儒生们都要群起鼓噪了。
蒯益这时却对自己被雷瑾召见地缘由有所憬悟，工曹、农牧工商署的职掌向来都与土木营造关联甚密，眼下既是说要在河中地区置一重镇，也就意味着在不久地将来，打算派征徭役、开工筑城了。
这么说来，与工曹有关的，也无非就是筑城方面的事项了，对他蒯益而言，这却是会者不难。
蒯益想到此处，便已将先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紧张心思抛之脑后，整个人都轻松了下来。 这时他偷眼一瞥，却见身侧的王良。 脸色也倏然变了一变，如释重负，显然他也想到了其中地关节。 对于他们这些工匠世家出身的幕府高官来说，如果只是土木营造，实心任事就可以了，没什么难的，他们真正担心的反而是仕途上的暗礁、激流。
“呵呵。 重镇‘河中’，干系极大。 诸位可视之为‘战时陪都’。 ”雷瑾当然知道此事轻重，肃然说道：“日后若形势确有必要，正式升格为‘西都’，亦无不可。 ”
刘卫辰、司马翰等幕僚闻之无不震动。 雷瑾的话，分明就是仿本朝太宗皇帝‘以天子守国门’之旧制，乃是平虏侯准备亲临敌前、坐镇河中的前兆，大战风云。 近在眼前。
委派元勋重臣一员统摄西域军政？显然，平虏侯不满足于此，而是有心加速西征步伐，西域也从此多事矣！
这一举动却是牵连甚大，多年‘割据’，在事实上已经自为一国，但在名义上仍然打着‘尊王攘夷’旗号地西北幕府，亦将迎来大变动。 整个西北幕府的统治重心将因此举而向西迁移，幕府治下所有地衙署都要做西迁的准备和留守的部署了。 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动作，官署、人员、粮秣、邮驿都将有所变动，需要统筹调度的事情，实在太多。
在座的幕僚就算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出言反对——面对威权日重的平虏侯。 若是没有充足地理由和证据，任何人都难以扭转雷瑾的意志，谁敢给自己找些不自在呢？
明乎此，在座之人这下都明白了，这次召见不过是平虏侯向在座的几位幕僚预先吹风，让他们有所准备而已。 显而易见，雷瑾在这事的大方向上已然作出了决断，要的只是他们的听命行事，并非真的需要他们的献计献策——至于涉及到具体事务如何着手操办，则又不在此列。 亦即是说。 平虏侯传召他们议事。 目地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