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世人总是畏威而不怀德的居多，是以也得威迫辅之，并且按部就班的一步步做来，就象下棋一样，该下的‘子’，你都‘下’到‘位置’上了，才能合为一条大龙。
以西北的现状而言，西域、塞北以及南方的新拓疆土，其中的肥沃上好之地、水草丰美之地，多一半都已直接划为官地，西北幕府每年都能从官地上稳定获得大量粮食和马驼牛羊等军政储积之资，自然也不会分给一般的平民耕种，不是由‘官办农牧垦殖公社’直接经营，就是连片成顷的交由‘农牧垦殖招商总局’、‘元亨利贞银庄联号总司’这样的大农庄、大牧场、大商社包租屯种，哪怕是有着军功爵在身的将士也最多是赏赐一些‘官田地股份额’坐吃分红而已，虽然他们作为‘东家’之一，拥有对帐监督之权，却无权干涉官地包租商社平时的经营。
从外地迁徙的移民，至少最近几年的新移民，多半安置在城镇讨生活或者安置到边远、荒僻和边疆战乱之地垦殖屯守，那里都是西北幕府目前鞭长莫及，难以面面俱到进行管治的地区。中土若有较大的宗族西迁，到了地方，在官方的有意操纵下，各姓各宗的田土划分完毕，自然也就难以做到合族一宗的完全聚居，必然有一部分族人分徙落籍的情形，先是大宗分出几个小族，小族再分为各家各户，西北幕府再陆续通过佥征、招募、抽丁、家属随军以及新拓疆土晋爵授田令，乃至学校、科举、征辟等多种方式，慢慢的抽调分拆，削弱大宗大族聚居团结之势，再以各种会社制衡之，强力谍探衙署监视之，使其慢慢分化。其实雷瑾倒是认为鼓励经营工商之业，乃是分化瓦解村社宗族势力并替代之的最好方法，只是在一个时期内，工商之业有其极限，城镇能够容纳的人也很有限，起码现在的西北，无法做到这点，村社屯堡仍然是西北幕府最基本的底层群体，只能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之策了。但是西域等地以部族、部落居多，要想拆散重编，所花的心思和精力、人力，也不比安置中土移民更少，反倒是那些被全部贬为奴隶的部族、部落，分拆编遣要容易多多。
但是不管怎么说，西北的迁徙之政，每年都会有一些细微的调整，毕竟不同地方的情形都有不同，各地因地制宜的一些办法，看上去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地方，但作为上位者的雷瑾却不能随意决定，他要权衡其中利弊作出某种抉择。
当然，作为西北最高统帅，雷瑾思考移民迁徙的策略，自然不仅仅限于一般的移民垦殖事项，西北军队除了出征作战、巡逻捕盗、驻营大训之外，惯例的军队迁徙与调遣也是每年不断的，当然官方正式的说法是‘番上宿卫’和‘轮调更戍’，而且这也不是西北的独创——‘番上宿卫’在秦汉时代就有类似的兵制，隋唐时代以及本朝都有不同程度的沿用，区别仅仅在于侧重点和目标、对象的不同；‘更戍’则是故宋时代曾经沿用百年以上的军制，也可以看作‘番上宿卫’的变种；其实这二者间的区别也不是非常大，完全可以归入同一个类别。
自故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创设“更戍法”，宋军‘自龙卫而下，皆番戍诸路’，‘更番迭戍’，‘新故相仍，交错旁午，相属于道’，没有固定的屯戍营所。
据宋人的议论，设置更戍法，一是使“将不得专其兵’。宋太祖‘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二是使军士“均劳逸，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宋太祖‘制更戍之法，欲其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这两条理由中，第一条自然是主要的，利用更戍法，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态势，煞费苦心，至于其中‘就粮’、‘屯驻’、‘驻泊’的细分名目，也无须多言。
故宋禁兵‘更番迭戍’，固然抑制了武夫割据和军伍叛变，但另一方面却是宋军战斗力的人为削弱。
更戍需要长途跋涉，尤其是北人移屯南方，南人远戍北土，常因水土不服而病亡甚多，‘一往三年，死亡殆半’。一军归营，‘未及三两月，又复出军，不惟道路劳苦，且妻孥间阔，人情郁结’，军士能否‘习山川劳苦’并不确定，但是痛苦和死亡却是确定的，军队奔走于道途，可以训练操演的时间也一定不会太多，这样的军队战斗力纵强，也强得极其有限。
另外，更戍法使‘将无常兵，兵无常将’，‘出师数万，而以生杀存亡之柄，授人于仓卒之中，把旄赐钺，建灵旗以启行。而三军之士不知其谁何，莫敢仰视其面，而欲与之同其死生，攻取战捷，不亦难哉’宋初大将曹彬在涿州大败，原因之一便是‘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宋军出戍征战之际，各种番号的禁兵指挥拼凑成军，各指挥与部署、钤辖等暂时委派的统兵官之间，号令不通，不相管辖，不能组成臂指相应的战斗整体，‘及至出军，首尾不能相救，号令不能相通，所以多败也。’更戍法沿续百余年，到宋神宗时，禁兵‘更制’，‘无复出戍’，但实际上，‘更戍’仍不可能全免。
西北连年征战远戍，精锐的野战部队一大半部署在边疆，但幕府仍然非常注重军中军官与税士的‘番上宿卫’以及全军部队的‘轮调更戍’，根本目的与宋太祖是相同的，就是控制军权不使旁落，维系内外军力的平衡——导致故唐皇朝中衰而终至于亡国的‘安史之乱’，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内外军力失衡，边将因外重内轻之形势而野心逐渐膨胀所致。
不过考虑到‘番上宿卫’和‘更戍法’损伤军队战斗力的弊端，西北军制在控制军权方面严密部署的同时，也必须兼顾以不损伤军队战斗力为前提，是以‘军府’将各级军官与各级税士的升迁转调之期予以刻意错开，而且类似于文官的迁转，每一军中职位的迁转都有年限规定，每一个军职差遣，一般三年为一转（调任或升迁），一职最多允许三转共九年为上限，即任何人不得在同一军职差遣上连任三转，超过九年限期。凡是超过九年的将士，若任职期间素有军功、能力精悍且连任事出有因者，期至则调往他处任职；若其人在任职期间军功微末，则转调扈从军团、佥兵守备军团、少年营、巡捕营等处当差应役，或者勒令其退役回乡（九年时间都挣不到什么军功的将士，不管是什么原因，其人至少于军队是无甚大用了），总之不使军官、锐士在一个军职差遣上作匆匆过客，但也不能久任其事超过九年为准则。
另外，针对常驻一地之军，军府规定若该军无征讨之事且其主将久于其任，常驻一地者，常驻之期当以五年为准；同时又在此条下补充规定，驻防部队至少驻满一地三年，最多不得超过八年，至期必须移防屯驻。
如此一来，每年在‘番上宿卫’和‘轮调更戍’的安排部署上，军府都要花费不少精力和时间，雷瑾也不敢在这上面放松，时时加以关注。雷瑾亲自带过兵上过战场，万里转战，杀人盈野，也是深知北人南征，南人北戍的弊端，他几乎可以肯定的推测，宋朝禁兵‘更戍’多死，因水土不服而病亡者很多，其根子多半还是在于文臣官僚的催逼与苛刻上。宋朝禁军奉命‘更戍’，其军粮马料是否给养充足暂且不论，军衣被服以及医药等应用之物肯定是有不足不全的，行军于道途又哪是能样样周全的？在此情形下，上官、文臣又多不体恤下情，驱军中将士如驱牛马猪狗，往往一纸军令就催逼更戍的‘禁兵’务要刻期抵达，迟误时日者不问情由皆以军法处之。限于条件的‘禁兵’又多半无有车船骡马代步，一路吃喝也是干的、稀的凑合着果腹，却仍然日夜登程不敢误期，栉风沐雨鞍马劳顿之下，士兵体力虚耗极大，最是体虚气弱不过，易为邪祟病害等侵体。等到‘禁兵’到达屯驻营所时，看着身体强健，其实往往已是外强中干，心神一懈便极易水土不服而生病。屯驻营所中，又人杂马多，数百上千号人聚于一营之中，统兵用事的官员若不通军中医事，不注意清扫营所防疫防瘟，又哪能防止军中士卒因水土不服而大量病亡？这就是徙调军伍而又不体恤士卒之害了。即便粮秣充足，衣被充裕，若是上官催逼过甚，军卒道路劳苦，限于此时医术以及仅有车船骡马代步的条件，‘更戍’自是苦不堪言，将士大量病亡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否则怎么会有‘军无百疾，是谓百胜’的说法？所以西北的‘轮调更戍’主要集中在军官和锐士身上，而千人以上野战或守备等部队移防屯驻，也考虑到唐宋以来之‘番上宿卫’法与‘更戍’法的种种弊端，在具体的命令操作上尽量体恤，一般情况下就大大放宽了每日行军里程及最后抵达时日之限，‘轮调更戍’的部队在途中一般还给以休整之期。当然如果是军令紧急，自然也就无法如此顾惜体恤了。
‘番上宿卫’和‘轮调更戍’，虽然西北幕府已有一整套成熟的章程惯例，但具体到哪支部队、哪一个人的‘轮调更戍’，具体到哪一个人、哪一支部队的‘番上宿卫’，雷瑾仍然需要慎重，多方权衡，理清脉络，他现在的每一决定，都要注意平衡各方，事关军权却是丝毫也马虎不得，尤其是在开封陷落，中原形势骤然生变之际更需如此——眼下知晓开封陷落这个消息的，在西北绝不超过五十人，雷瑾也是在不久之前收到谍报。
自从甘霖九年的五月，白衣军四打开封以来，西北幕府就加派了大量秘谍东出潼关，密切注视着中原战局的新动向，甚至为此目的还派出了‘鬼魔’部队中好几支功勋卓著的‘猎杀队’，深入中原战乱区，察探备细军情，随时禀报。
为了支持在中原活动的秘谍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