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由日军带走一部分，去向不知。到下午5点时止，捕捉人数除带走外，所占面积计约5000人以上。天已渐黑，即由日军指令，以4人一排依次向下关而行，到达下关时已是6点多，即将这5000余人置于中山码头的人行道上。少顷即有大卡车二辆装来满卡车麻绳，复有新式汽车一辆赶到，下车似一高级军官。即有多数带刀者趋前向其敬礼，聆训语别，该带刀之人即令其士兵取麻绳一同向东西分散，同时在路当中每数十步放置机枪一挺。在7时光景大屠杀开始。屠杀至3小时止，东方已升起月亮。梁廷芳和白增荣议定：总是一死，不如跳入江中。因江边的水不很深，仅及大腿。但日军又以机枪向江中扫射。梁廷芳右肩窝中弹一粒，但白增荣未曾中弹。二人又在水中失去联系。二三小时后日军撤离江边。他们经过不同的艰难而逃出生命。
抗战胜利后，梁廷芳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曾用自己所遭受残害的经历控诉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8）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在上新河、江东门、拖板桥、菩提阁、江滩、棉花堤等地广阔区域内屠杀我军民28700多人，是南京大屠杀中的一大暴行。
当日军步步向中华门推进时，沿途被驱赶的大批难民向南京方向逃来。早期的一部分难民尚能进入南京城里。但在日军攻打雨花台战斗很激烈时，中华门外已成战区，难民们不能直接通过中华门进入城里，为了避死求生，便跟随当地的一些人向西迁移，或想避开战区，或想通过水西门、汉中门进城，求一安生之地。与此同时，滞留在下关的数万难民，眼见日军进攻猛烈，步步逼近南京，而下关又是南京水陆交通的枢纽，是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必定即将陷入敌手。向浦口渡江人多船少，与需相差太远太远了。迫于危急，与其等死不如劳其筋骨，到上游去另找渡口，于是滞留在下关的一部分人便向上新河方向移动。此外，在日军进攻雨花台的战斗日趋激烈的时候，城里的一些人知道中央军已将挹江门封闭，而又估计日军攻陷南京仅仅是时间问题。为了躲避日军的屠杀，有少数人便从水西门、汉中门出城，涌向城西，以为到乡间便可以避难。
上述这三部分人加在一起为数众多，加之从战场上溃退下来而已抛弃武器的士兵，他们准备从此为民而去逃生。
12月13日下午，日军谷寿夫师团侵入南京城里进行大屠杀，在向下关进攻的途中，即在水西门、汉中门外广阔的地域内与那三批难民相遇。此处东方城墙，西面大江，北面已是陷入敌手的下关，南面是南方追上来的日军第6师团，在凶虐的谷寿夫指挥下，对准数万难民开枪射杀，水西门外、江东门、三汊河广播电台、新河口、荷花池、江滩、棉花堤、东狱庙等等广阔的地带，尸横遍野，人血涂地，惨不忍睹。
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第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作为“战功”已有明确记载。
攻陷雨花台后的第6师团步兵第45联队绕南京城西侧，扫荡了扬子江地区。谷寿夫就当时的“军事行动”这样说：“到处遇到从南边逃出来的万余敌人，我们予以重创，江岸全为尸体复盖。”（引自《大屠杀》第26页）
这里谷寿夫扯了弥天大谎，把“上述三方面的难民”说成是“从南边逃出来的敌人”，这“敌人”无疑是指中国“难民”。须知，我们从前面 “芮芳缘等在花神庙附近掩埋国军尸体2000多具”便可知道，守卫雨花台的部队牺牲重大，撤退下来的人数不多，更重要的是，中国部队于12月12日下午5时开始撤退，水路撤退者手上控制有船只，陆路突围者有明确路线，方向和目的地。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们决不会指挥自己的部下钻进水网地区的死角——上新河一带待毙。把难民说成是敌人，这本身就是军国主义意识的反映。
在上新河地区的集体屠杀，中国方面也有证人，主动掩埋尸体者清点了尸体的数目，证据确凿无疑。
当地对外文化协会的汪良，就上新河这一带市民被大屠杀的问题，向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山冈繁提供事实说：
这里集中大约一万五千个人，他们准备渡江，逃往扬子江上游。渡江后，船未曾再度返回。日本兵包围了失去避难场所的难民，从三个方面一齐进行射击，并用汽油点火进行烧杀。许多人无法逃跑，只得跳入江中，被洪水吞没。”（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5页）
第二部分第17节 铁证如山（9）
另一件事发生在附近的江东门木桥上。据说：
逃得晕头转向的难民，为了过桥，互相挤在这座桥上，致使木桥倒坍，桥上的人全部落入河中。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日本兵追到这里，一齐用机枪扫射，击毙了三千人左右。这些人几乎都是从城里逃出来的难民。（山冈繁《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灾区》第14页）
以上两点转引自《大屠杀》第27至28页。需要澄清的是：后一点在文字表述上存在问题。比如“后面的难民源源不断地涌来，也一个个落水，倾刻之间，河里尽是人”，没有说清楚从断桥上落水的到底是多少人？这种文字上表述不准确，后来被田中之流等人钻了空子，强词夺理地说“从断桥上落水三千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考证历史时只能从事实出发，而不是在文字上做游戏。侵华日军第6师团步兵45联队在江东门一带屠杀市民3000人左右，谷寿夫作为“功绩”已载入《军情报告》。日军陆军参谋本部所编《支那事变陆战史概要》中对第6师团此次军事行动也有明确叙述，任何别有用心者都推翻不了。
关于江东门的集体屠杀，幸存者刘世海也可以证实：刘世海原是守卫雨花台部队的士兵，退到下关后，想过江又没有船，一行50余人沿江到上游找船。12月16日，从三汊河转到江东门，打算向芜湖方向逃命，一路上看到许多尸体横陈，有男有女，还有小孩。再往前走，死者更多。
他们到了江东门，在模范监狱门前，被一队日本兵拦住。他们把白旗举给日本兵看，并对他们说：“我们是投降后的士兵。”日本兵明知他们已放下了武器，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强行赶到监狱东边的一块菜地里，命令他们排成一队。周围有五六十个日本，其中有十几个提着军刀，其他的都上了刺刀，冷不防日本兵从四周冲上来，用军刀、刺刀乱砍乱杀。他的脖子上被砍了一刀立即昏死过去。等他苏醍过来时，天已经黑了，而他身上却压着两个死人，便使劲推开尸体，站立起来。幸亏脖子上的伤口还不很深，而且血已经止住了。趁着天还没有亮，他忍痛离开那块菜地，经历艰险，辗转逃出生命。
他现在脖子上仍有约10厘米长的伤疤作证。
盛世徽捐资埋尸28730具更是铁的证据。他就日军在上新河地区大屠杀一案，在1946年1月9日的《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呈文》中说：
事由：为日寇残害我军民二万八千七百三十人于上新河附近，被俘毙命由。
窃民等籍隶湖南，以木业行商，旅居上新河历有年所，家业财产全在，为财未离。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冬间，日寇沦陷南京时，惟上新河区甚险。东方城墙，西方大江，北方下关，敌在追射南方雨花台大军，退下兵多混乱，四方无处措身，被俘遭敌戳杀。就江东门、汉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来水厂、皇木厂、新河口、拖板桥、菩提阁、菜市口、荷花池、螺丝桥、江滩、棉花堤、双闸、东狱庙各地，尸横遍野，人血染地，凄惨万状，而人民被害者多系别地逃难来此，本地居民早已逃避。民等在死尸丛中躲出，耳闻目视日寇杀害我国军民。……民等被拉扛掳物，心惊胆跳，可怜死者抛尸露骨，民等不忍，助款雇工将尸掩埋。每具尸体以法币四角，共费法币一万余元，此系安慰死者聊表衷心……
（9）在蒋王庙附近诱杀虏500余人
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附近，由大汉奸高冠吾出面，诱骗散兵约500余人就地放下武器，当场集体屠杀。
当时有1000多名教导总队和83军官兵，由于12日夜间慌忙撤退，或掉队或与部队失掉联络，躲藏在紫金山北坡和蒋王庙附近的丘陵深草丛中，处境相当危险。
中午时分，日伪督办高冠吾皆同其爪牙10余人，分乘三辆打着美国星条旗的小轿车从太平门开出来到蒋王庙，冒充美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招来散兵代表“谈判”，诈称“只要散兵们放下武器，美国使馆将出面和日军交涉，保证安全，负责用汽车送进城里难民区避难。将来再出去报效祖国”。散兵被集体屠杀，只有吴炳生等几个人死里逃生。
（10）在下关南通路的集体屠杀。
胡春庭证实：1937年12月18日，日本兵将我这放下武器的军人和难民300余人，集中在南通路之北的麦地里，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将尸体弃在麦地里而去。胡春庭联合有劳动力的难民，就地掘土掩埋了。但后来日本人在此挖土填垫海运码头，至将所埋尸骨痕迹毁尽无余。
（11）在姜家园南首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下午2时，日军在挹江门姜家园南首，将居民300余人集中起来，用机枪射杀，或纵火烧毙，无一生还。
（12）在鼓楼四条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鼓楼四巷难民区，将张义魁等50余人，集体屠杀。
（13）在下关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大方巷难民区内，将青年单耀亭等4000余人，押至下关，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4）在北圩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北圩将熊桂弟等30余人，集体用机枪射杀。
（15）在四条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