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在北圩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北圩将熊桂弟等30余人，集体用机枪射杀。
（15）在四条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10时，日军在中山北路前法官训练所旧址，将平民吕发林、吕启云、张德智、张德亮、张务海等100余人，拖至四巷塘边，用机枪射杀，无一生还。
（16）在大方巷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搜捕徐静森等10余人，押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扫射。
（17）在龙江桥口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9日上午，日军在龙江桥口，将我军民500百余人绑扎后，全体推于马路空地旁，以机枪射杀后，纵火烧尸，尚有气息者，更以刺刀连续戳毙。
（18）在大方巷广场上的又一次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上午，日军在鼓楼五条巷4号难民区内，将平民王岩、陈肇委、胡瑞卿、王克村等数百人，驱至大方巷广场上，以机枪射杀。
（19）在大方巷塘边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6日，日军在傅佐巷12号，将平民谢来福、李小二等押送大方巷塘边枪杀，罹难者200余人。
（20）在石观音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14日，在石观音17号，日军将居民柯大才、柯徐氏、柯荣贵、柯方氏、柯荣春、柯根荣、小巧子、赵雪美等8人集体枪杀。
（21）在煤炭港的集体屠杀。
陆法曾陈述《日军集体屠杀首都电厂职工》一文说：南京首都电厂于南京沦陷之前，奉命维持供电业务，留有由副工程师徐士英率领的工人50人。12月13日首都沦陷后，乃退至煤炭港英商和记冷藏厂内避难。后日军到下关且到和记厂内检查，除有文件证明身分确为和记雇员外，余均被拘捕围禁于煤炭港下游之江边。是处被拘禁者约3000之众。徐士英得到和记友人之介绍，为敌军配制汽车电钥匙而得免难。另有赵阿劳稍懂日语被释出。正在赵和另一名被释放的工人设法营救同仁时，江边围禁之众忽被全部杀害：其初以机枪扫射；继将临近茅屋的驱进屋禁闭，再集薪油之类堆积茅屋四周，放火燃烧，致被害人一部分系被烧死。
幸存者陈德贵是日军煤炭港大屠杀的见证人，亲身经历了那场集体大屠杀。
1937年12月12日，陈德贵跑到下关“和记洋行”避难。13日，日军侵占下关，发现了他们这批难民。第二天早晨，200多名日本兵从几千名难民中抓出2800多名年轻人，要大家排成4人一排的队伍，并要难民们交出手表和银元等贵重物品，又进行搜身。下午，日本兵把这批难民从和记押到煤炭港一个仓库里关起来。第三天清晨，日军打开仓库的门，说“现在到工地上去干活，每10个人一组出去。”站在仓库门里的10个人马上被推出去，不久，陈德贵听到一阵枪声。不一会，门又打开了，再推出去10个人，又是一阵枪响。他心里明白，出去的人都被枪杀了。当日本人要第3批人出去时，陈德贵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8点多钟，一走出仓库，他看到日本兵列队两旁，斜举着步枪上的刺刀，后面的日本兵押着他们。当走到长江边时，陈德贵看到仓库背后的河堤上排列着30多个持枪的日本兵，他马上意识到屠杀就要开始了。当他站到水里，就在日本兵举枪射击时，陈德贵一个猛子栽到河里，潜游到河对面，藏在一个倒在河里的火车厢肚里，亲眼看到10人一批地被日本兵枪杀。从早晨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未被杀害，日本兵就把他们一起赶到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以后，日本兵走了，陈德贵摸到岸边，偷偷地爬上岸来。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拣起一条破毯子裹在身上，睡在死人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栈桥头经过，发现他在抖动，便向他打了一枪。子弹头从他大腿上穿过，左手无名指也被打伤，至今还留下伤疤。日本兵以为他死了，就走了。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人见他还活着，把他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第二部分第18节 铁证如山（10）
（22）在宝塔桥、上元门和鱼雷营的集体屠杀。
1937年12月，日军在城外宝塔桥及鱼雷营一带，屠杀被俘军民30000以上。
1945年10月1日，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职员陈万禄陈述《日军在宝塔桥惨杀军民》一文说：
余谨将亲见敌人罪行之事实，据实陈述如下：
一、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余人。
二、奸害妇女暴尸于市者约一万人。
单就宝塔桥一地而言，日军“在宝塔桥谋杀我无辜青年约三万人以上”显然有些夸张。但宝塔桥与鱼雷营、上元门很近，日军在这一带进行多次集体屠杀，说其“总数在三万以上”未必不是事实。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在宝塔桥、鱼雷营和上元门说日军集体屠杀我国军民在三万人以上，一点也不言过其实。
目睹者何守江证实：他家住在宝塔桥桥东。日本兵侵占南京时，宝塔桥一带没有来得及逃走的难民，大约有四五千人，十字会把难民分男女两边集中。日本兵来，不问三七二十一，就从女难民中拉走了十几个年轻的妇女去奸污。第二天，把700多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由于桥很高，先跳下桥的人，大部分都摔死了。后跳下桥的人，没有摔死的，日本兵就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存。
下关警察局《调查日军在宝塔桥集体屠杀军民的公函》（1946年1月8日）中说：
关于敌人在下关有组织之大屠杀，及大批军民在机枪扫射之下殉难，或堕江溺死之情形，……调查结果所得材料如下：据宝塔桥浴室老板陈汉森及金固乡梁思诚乡长等声称，彼等所见及之敌人在下关之暴行如下：
宝塔桥——此处殉难者多数为敌人自崖逼跳跌死及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体为582具，丛葬于煤炭港。
后者证实前者所目睹之事实。前者说，日本兵“把七百多个中国人，陆续不断地赶到宝塔桥上，强迫他们往下跳”，或跌死，或被机枪扫毙，无一人幸存；与后者收埋582具尸体有无矛盾呢？应该说毫无矛盾之处。“或堕江溺死”者，有一部分尸体被江水冲走不是不可能的。
殷有余在军事法庭陈述日军在鱼雷营集体屠杀时说：1937年12月13日下午4时，日军在江边鱼雷营集体屠杀九千余人，先用机枪扫，后用刺刀戳，最后用火油烧。
1946年1月8日，下关警察局，同样通过陈汉森和梁思诚证实：
鱼雷营——此处被机枪扫毙经掩埋之尸为2508具。
这样一来，宝塔桥和鱼雷营两地集体屠杀我军民计9700余人，尚不足10000人，距30000人以上尚缺20000余人。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了：上述这9000余人是在13日下午和14日被屠杀的数字。前面提到“日本军的集体屠杀在扬子江岸每天晚上都有发生”。后来，65联队的随军记者听到当时情况后说：
“屠杀事件从15日下午就开始了，到晚上达到了高潮。”
可以肯定，屠杀更多的军民不是在12月13日，也不是在12月14日，而是在15日才开始集体屠杀。那么这些屠杀对象从哪里来的呢？
属第16师团的65联队，曾于13日下午4时30分占领了紫金山以北的乌龙山炮台，接着于14日上午11时占领了南京北侧的幕府山炮台。中国军队从城里败下来，65联队轻而易举地俘虏了这支部队。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随军记者就当时情况报道如下：
在乌龙山，幕府山炮台附近的山地里，两角部队（65联队归该部队统辖）俘虏了一万四千七百七十七名从南京城溃退下来的敌兵。总之，那是前所未有的大批俘虏，因而抓获的部队似有点吃惊发愣，以至我方由于人数少得无法相比，应付不过来。先叫他们丢掉枪支，然后把他们押进营房。虽说是一个师以上的军队，就是挤得紧紧的，也塞满了22栋大营房……
第一、这14777人中有相当数量是难民。在幕府山下，包括下关在内只有上元门和鱼雷营才有营房，后者的营房仅供上岸的水兵住宿，营房的数量有限。根据记者横田提出“22栋”营房的数量，可以肯定是上元门营房，而不是鱼雷营海军营房。第二、关于这14777名俘虏住在上元门营房内日本方面也有报道。
当时，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的《日华事变画报》第11辑就刊登了一幅两角部队抓获俘虏（部分）的照片，他们集中在一起，都被收容在幕府山下，扬子江岸边村庄——上元门的兵营里。这幅照片恐怕就是在屠杀他们的前一天拍摄下来的。（引自《大屠杀》第36页）
事实表明，这14777名被俘军民，经过请示司令部，在命令“处理掉”的情况下，两角部队借口没有饭吃，将被俘军民集体杀害了。山田旅团长曾狡辩说：打算把这批俘虏送到江北释放，因途中俘虏“暴动”，日军才开枪射杀。所谓“暴动”是日军面对大批俘虏开枪集体屠杀后，被屠杀者夺路逃命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暴动。山田还扯谎说，为了押送这批俘虏到江北释放，事先已经准备好了船只。持否认南京大屠杀观点的铃木明曾就渡船问题向山田问道：“船有多大？有几艘？”山田回答说：“大概有几艘。我看到一艘，能乘数十人。”14777人要乘多少条船呢？我们知道：从12月12日午到13日拂晓，江南岸边一条船也没有了，从上新河，包括秦淮河在内，下关各个码头、燕子矶、巴斗山，所有船只都已装载撤退下来的军人和部分难民驶往北岸，而且都到内河里隐藏起来。只要有船，撤退到江边待渡的军人和难民，无论如何，都要登船北渡，决不会眼睁睁看到能渡到江北而静静地等死。而且，到了北岸的船只，听到江南的枪炮声，明知日军在南岸已展开了屠杀，船老板再蠢也不肯开船到南京来送死呵！山田的回答完全是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