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伙有十二三人。李老头和麻子对这一带的道路一无所知，计划跟随他人从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借助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的火光，往北偏东方向直达江边。他们认为为了赚黑钱，总会有一些胆大者星夜架船到这一带偷渡。
天黑后，我们抓紧时间悄悄地下得山来，谁也不敢到蒋王庙小街寻问情况，从其街外横越公路，沿着小路向北走。我心里很害怕，担心天黑跟不上，哀求李老头一定要带我逃到江北去。李老头也要我放心，要求我紧紧跟着他走。
谁知道在尧化门之东横越铁路时被日本兵发现，枪声一响我看到麻子倒了下去，他还轻声喊着“快跑，快跑！”惊慌中我没有看清是不是李老头，紧跟着几个人狂跑，一口气向西跑出一二里路。待停下来看看南京城里和下关方向火光构成的轮廓，判定此时自己的位置，认为危险性更大，于是5个人一行又向北偏东方向赶路。
我失去了李老头的依靠，心里更加害怕。但又不敢哭。好在他们看我可怜，要我跟着他们赶路。这一夜到底走了多少路谁也不清楚，天快亮时来到乌龙山下游，距炮台约七、八里处。当即睡在深草丛中等待天黑，盼望夜间江北有船来偷渡。
到了下午，我们发现不远处也有十多个人躲在草丛里，估计也是在此等船的。派人去打听，果然如此。并告诉我们：昨天夜间有三条帆船来到这里。每人要两块钱的船钱，有一百多人渡到江北去了。有钱赚，估计今夜还会有船来到这一带。
谁知这一夜，我们等到天亮却未见一条船来。大伙觉得距乌龙山炮台不远，恐有鬼子到此搜查，便三五成群地顺着江边往下游走。也是走走躲躲。上午曾有一架日机到这里低空盘旋。我们都趴在草里不敢动。这一带仍是丘陵，很少见到村庄。到了下午我们这五个人才走出十多里路，却遇到十多个带枪的中国兵。吴炳生一拐一拐的也在其中。
接着又飞来两架日机盘旋侦察。吴炳生等断定日机已发现了他们，明天定会派兵到这一带搜杀中国人，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渡过江去。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问清我的情况后说：“小孩，来到这里就不要怕。只要有船，我们就会带你过江。”
就在士兵们和我谈话的时候，与我同来的另三个人摸不清士兵们的用意，更担心此处没有船来便悄悄地离去。第四者是个老头，看到当兵的对我很是和气，也就没有离开。他和我跟着吴炳生等向下游又走出二、三里，便来到一个小村庄，村头和村里都躺有农民的尸体；4户人家的房子被烧3家，另一家的瓦房中了几发炮弹，墙倒梁塌，好在没有起火，碎瓦堆在梁柱之间。在不远处的碾场上有2个被枪击穿的牛头，其颈和腿全被割去；2条牛身仍在，牛血已变黑，牛的肠肚也已露出体外。
吴炳生等人在山草里找到一口袋米，又在烧毁的房子灰里扒出一口锅，煮了一锅饭，吃后便着手拆下倒塌房屋的梁柱。本想及时搬到江边的，因傍晚看到几只飘着太阳旗的汽艇从下游驶向南京方向，而且那些日本兵都是杀人狂，不时用机枪扫射两岸被他们所发现的中国人。据到江边观察的士兵回来介绍：江面上不断有尸体向下游漂去，远处看到的一个个黑点估计也是漂浮的尸体。因此等到天黑，我们才把拆下的梁柱搬到江边，放在水里，作为向江北泅渡的工具。
那个老头向士兵们介绍江中流水和江北岸的情况，还讲了抱住梁柱泅渡的要领。他被那个当官模样的人看中，作为领渡人先下了刺骨的江水，借助或明或暗的月光，在江水里作泅渡示范。士兵们在此情况下都知道枪弹的重要性，把子弹袋捆在梁柱上，套上枪带皮带，并用绑腿绑牢。
我和吴炳生共用一个“驼梁”作泅渡工具。他绑好步枪和子弹袋，我们协同把“驼梁”推下水，下到冰冷刺骨的水中，我们浑身打颤，上牙敲得下牙格格响。在他催促下他和我各骑在“驼子”的脚下，手抱“驼梁”，“驼颈”往上翘起，挥动两腿，奋力向江北泅渡。江中心一浪紧跟一浪，一时被浪峰托起，随之又跌下浪谷，那浪花像瓢泼的大雨一样从头顶上落下，打得脸皮麻酥酥的。有时又被迎面击起的浪花钻进鼻孔，呛得连打喷嚏，引起咳嗽。过了江心，吴炳生又催我用劲。此时双手和整个上身都已冻麻木了，唯有两条腿不停顿地在水里挥动，到底经过多长时间和游了多远，我俩都一概不知。好在江滩上有几个打捞从上游漂流下来木器的人。我们距岸丈把远时被一个壮年人一钩子挂住，缓缓地拖到岸边。吴炳生从“驼子”上取下枪弹，面向江中喊几声同伙的名字。见没有回音，便要一个农民领着他去找保长。
此处属六合县最南端的玉带洲。我上岸未走出几步便昏倒在地，幸被一个姓刘的老农民救起，在他家吃住四天，又帮我烘干棉袄和单衣、裤。临别时我掏出身上仅有的2元钱相谢却遭拒收。我跪在地上连连叩头，感谢他老人家的救命之恩。待我回到家里，我妈得知我逃命的险恶情况而为我高兴；但得知我二姐不知去向，认定已被日本鬼子杀害，便伤心地大哭起来。我随后大病一场，一个多月后，十个脚趾盖全部脱落，两个小脚趾盖再也未长出来，留下终身残疾。
注释：
1林秀英，女，1919年农历八月生（后来因婚姻问题有可能隐瞒年龄），是双胞胎，小名叫大桂子（其妹一岁多时夭折）。她于1936年6月到南京在一家当小保姆。南京大屠杀后一直无书信回家。村里人都认为她已被日本兵杀害无疑。1970年秋天，上海“清理阶级队伍”时曾有一男一女到我家乡调查林秀英的社会关系，得知我家是贫农，军属，我又立过大功，复员转业后在党委部门工作，取证后便离去。得知我二姐仍在人世，我先后6次到上海市公安局查户口寻找，只因五个年龄段内同名有数千人之多，从中选择相近条件的数十名上门相认，均不是而使我失望。1994年，当时接待调查人员的四星大队长罗加和告诉我：林秀英居住在上海长宁区，是编织工，因儿子要“接合”进领导而来调查。但此时我双目近乎失明，已无法前往上海寻找。看来南京大屠杀给我留下又一终身遗憾。
1罗参谋失散后未去找部队，却留在南京与他人合伙赶马车谋生。后来他认出敌伪南京市长就是1937年12月15日下午在蒋王庙诱杀俘虏的高冠吾，并于40年夏天在朝天宫之东的南京大学（临时的）门口行刺未遂。但对敌人惊动很大，日军曾紧闭城门三天三夜，进行了严密搜查。
2吴炳生：上岸后，当地保长安排他在村中一间学屋里住宿，并供他吃饭。还有一位土郎中用草药帮他医治好伤口。后来他在瓜埠镇附近一个姓杨的人家做帮工。抗战胜利后便返回原籍江西。
第二部分 铁证如山第9节 铁证如山（1）（图）
1937年12月13日，中华门前尸横遍地，血迹斑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震惊世界，残杀我同胞数额巨大，伴随之强奸妇女、焚烧破坏、抢掠财物，无所不用其极，惨绝人寰，铁证如山，举世公认，不容否定。
日本现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仅仅口头上表示反省是不能接受的，必须进一步诚恳的道歉，并按国际法给予受害者应有的赔偿。
《虎口余生记》中，我所看到只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一小部分。到今天，经过50余年收集资料和潜心研究，我认定南京大屠杀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侵华日军的罪恶历史留在南京城里城外，那是在中国土地上，日军带不走，也毁灭不了，已在中国人民心中铸成铁案，不管日本右翼分子和某些政要如何耍赖狡辩，妄想一笔勾销，血写的历史将永远记下日军的暴行。用生于东京而曾亲身参加攻陷南京战役的日军士兵冈本健三的话说：“有人说未发生过南京屠杀事件，那是一派胡言。”
（一）30万人以上被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进行了长达6周的杀、烧、淫、掠，惨杀我无辜同胞达30万人以上。其中被集体屠杀并毁尸灭迹者有19万多人；被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的有15万多人。日本兵无任何约束地强奸轮奸妇女，很多妇女被奸后惨遭杀害。日军到处放火，全市房屋有三分之一化为灰烬。他们还大肆抢劫，所到之处，十室九空，不论私人住宅或商店，公司库房的财产，金银钱财，文物古玩，以至难民的粮食，医院里的被褥，民间的牲畜等几乎无一不抢。我们先看看日军屠杀我同胞的罪行。
一、分散屠杀。
根据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6年、1947年对南京大屠杀的调查、日军在南京分散屠杀计2000余案，又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查证，被害者达15万余人。（引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第137页）
例证之一。
王芝如：日军进城前，她家住在小荷花巷。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时，她家留在中华门里新路口家中的9口人，有7人被日本兵杀害。那天，她随丈夫带着两个小孩到难民区里避难，父亲、母亲、姑子、姑爷及5个小孩留在家中。原来打算到了难民区，找到住处以后，再要她丈夫回去接她家里的人。谁知道日本兵进了城，听说离开难民区有被打死的危险便不敢出来了。20多天以后回家一看，家里躺着7具尸体：父亲、母亲、姑爷被杀害了；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活活被糟踏死了，最小的侄女被日本兵用刺刀戳死。7岁的侄女被戳几刀昏迷过去；3岁的侄女被吓呆。当时的情景真难于用语言所形容。
中山陵园管理处退休职工夏淑琴证实：王芝如是她舅母，侵华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时，她们一个大门里住着两家：一家是回族，4口人；她家有9口人。日本兵在很短的时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