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到瓦窑堡去了。
回忆徐海东同志 徐光友徐海东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每当想起引导我在革命道路上成长的这位敬重的领路人，就激起我对往事的回忆，徐海东同志的高大形象又浮现在我的眼前。他那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不断鼓舞我在新长征的路上奋勇前进。
一颗火红的心一九三二年十月鄂豫皖苏区四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我由六安保卫连编人红二十七军二团特务连。同年底，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在徐海东同志身边参加战斗，和他朝夕相处。不论是在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残酷斗争中，还是在转战南北、出生人死的日子里，徐海东同志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党的事业，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着一颗火一样红的心。
在坚持鄂豫皖红色根据地斗争的岁月里，环境十分恶劣，条件极为艰苦。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离开苏区以后，蒋介石亲自出马，调集二十多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企图扑灭革命的烈火，摧毁红色的土地。那时候，部队经常出没山区，辗转敌占区，在徐海东等同志的带领下，打了很多胜仗。每到一处宿营地，他顾不得休息，就到处奔走，看望伤员，分析敌情。有时候，还把我们这些“红小鬼”召集到一起，亲切叙谈，讲一些革命道理，鼓励同志们勇敢对敌斗争，增强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他经常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钢铁红军，敌人之所以打不烂、摧不垮我们，就因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千百万受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作后盾。我们这支队伍就象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到哪里都会很快烧起来。他坚信党的正确领导，率领同志们一道坚持斗争，有力地打击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重建不久的红二十五军，在光山郭家河一仗，以一与一百的对比方量，歼灭强敌一个旅，毙敌百余名，俘敌两千余名，缴获山炮、迫击炮九门，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两千多支，战马百余匹。接着，在潘家河、杨泗寨战斗连续获得胜利。促使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初步好转，苏区得到相对的稳定和恢复，地方武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徐海东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坚持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表现了工人阶级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一九三三年五月，围绕七里坪战役所开展的一场斗争，证明海东同志是正确的。七里坪是黄安北部的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在苏区中心重兵防守的坚固据点。当时的省委领导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取得郭家河战斗胜利后，不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做出了围打七里坪的错误决定，徐海东同志认真分析敌我态势，据理力争，坚决反对。他认为七里坪三面是陆，一面临水，敌人的“烧、杀、抢”，“三光”政策对我根据地摧残十分严重，部队面临人无粮食枪无弹药的困难，伤号不断增加，而且敌人兵力又十倍于我，围攻七里坪于我不利，应该避其精锐，打击分散之敌。省委主要领导一意孤行，对海东同志的意见充耳不闻，反而指责他“右倾”保守。五月二日，海东奉命进入围攻七里坪的阵地。这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十天后，部队连野菜、树叶都没吃的了。这时，部队又开始“肃反”，弄得全军人心惶惶。在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海东再次提出撤围，说：“我们围攻敌人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可现在相反，敌人一点困难也没有，我们自己却饿垮了。钢军、铁军、吃了饭才能打仗呀。”省委主要领导一听，十分恼火，说：“谁要是动摇攻打七里坪，谁就是政治上的敌人。”围攻七里坪计四十三天，部队减员近七千人。为了保存党和红军的力量，海东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不怕掉脑袋，坚决从七里坪撤出了部队。实践证明：在当时情况下，徐海东同志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一九三四年五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有人在鄂豫皖苏区继续推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路线，在党内外大搞逼供信，乱扣帽子，随意抓人，无辜杀害革命同志。眼看我们并肩战斗的好战友进了自己人的监牢而惨遭杀害，大家都深感痛心，徐海东同志更是心急如焚。有一次战斗间隙，有几个战士坐在一起谈论家常，比年龄大小，偶尔说到谁是排行老三的话，竟然被指责为是“第三党”，可能是汪精卫派来的改组派，硬是给抓起来枪杀了。海东同志闻讯后十分生气。他气愤地说：“我们的同志在敌人的炮火中都冲杀过来了，而现在却倒在革命的枪口下，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在杀害革命者。”海东同志不怕担风险，挺身而出，想方设法保护受害的革命同志，深得广大红军战士的崇敬和爱戴。一九三四年五月，省委代表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皖西北道区指挥部司令员吴宝才同志和政治部主任兼八十二师政委江求顺同志，说他俩是“反革命”。郭述申同志和海东同志都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吴宝才和江求顺同志都是雇工出身，是农民暴动的组织指挥者，参加革命后屡建功劳，经受了斗争的考验，是优秀指挥员，怎么能是反革命呢？省委代表气急败坏，训斥郭述申同志严重右倾，对肃反不坚决，诬陷他也是反革命，并撤销了他的省委委员和道委书记职务，把他下放到政治部当宣传科长，后来又到一个团任政治处主任。徐海东同志对这种作法极力反对，说：“郭述申同志要是反革命，那我们不都成了反革命吗？”因而保护了郭述申同志的生命安全。
一九三五年九月，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他们互相尊重，团结协作，指挥部队打了很多胜仗。可是，当时任保卫局长的戴季英推行王明路线，密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诬陷他是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不信这一套，严厉指出：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怎么会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呢？一九三五年十月，当听到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来到陕北的消息后，徐海东同志亲自挑选十八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部队，去迎接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他和程子华同志、郭述申同志，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斗争和十五军团的情况，反映了肃反扩大化问题以及对刘志丹同志的看法，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他又及时向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的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安慰部队，使广大干部战士受到极大的教育。
在实行战略转移和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中，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同志领导下的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低制王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为把革命大本营建立在陕北起了奠基的作用。
一本灵活的“兵书”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徐海东同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在斗争中不断学习，在战斗中增长才干，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在我们战斗的大别山区，徐海东同志英勇善战的故事传奇般的广为流传。我们这些红军战士也都深深感到，徐海东同志胸中好象有一部灵活的“兵书”。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徐海东同志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惊恐地称他是“徐老虎”，南溪一战，活捉了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当这个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听说徐海东同志既不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又没有上过保定军官学校，而是在山区生长的烧窑工，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徐海东同志也常给我们讲到他出身穷窑工，打仗没有别的窍门，是靠党的指引，在实践中模索，不怕苦，不怕死。那时我们都有这个感觉，跟着海东同志打仗，心里就有主心骨，胆子壮，就有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一九三四年四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豹子岩会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当时，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遭到严重损失，革命根据地大大缩小，我们的反清剿任务十分艰巨，部队的粮食、食盐和枪支弹药都十分缺乏。特别是到了冬天，部队没有棉被、棉衣，战斗力受到影响。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镇定自若，周密策划，制定部队的行动方针，作出了“避免与敌决战，分散进行游击战”的决策。他派人四处侦察，弄清情况后，采取“老鹰抓小鸡”的战术，打击土豪劣绅和地主老财，缴获了大批的粮食、布匹和棉花，及时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鼓舞了指战员们的斗争情绪，当大家纷纷要求打大仗时，海东同志认真吸取七里坪战役的失败教训，认为敌强我弱，要避免部队受损失，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寻找战机打歼灭战。
我们六安县有个镇子叫“两河口”，国民党保安队占据镇里的一座古庙，并派有重兵防守，扬言“万夫莫开”。徐海东同志决意拔下这颗钉子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扩大敌后根据地。战士们早就憋着一肚气，听到这个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可是，由于敌人火力太猛，部队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海东同志认为强攻不利，只能智取。他让战士们找来十几只鸡，每只鸡腿上都绑上棉花，浇上煤油，用火点着后甩了进去。盘踞在庙里的敌人还没有醒悟是怎么回事，这十几只鸡带着火已飞落在庙顶上，有几只还飞到庙里。顿时，古庙就烧起来了，烧得敌人喊爹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