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的诞生！出了一大张宣布工农红军第七军宗旨的安民布告。军长是张云逸同志，政治委员是邓小平同志。同时，在平马成立了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雷经天同志。
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件事，是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来广西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最彻底的、最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选择广州暴动纪念日来举行起义，这意味着我们要沿着广州暴动所指示的道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进！红七军的同志兴高采烈地庆贺自己的新生，每人领子上扎着一条红带，神气十足地在街上走着，十分引人注目；在营房里，讨论着当红军的光荣和任务，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游击战”、“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政工人员普遍地教战士、干部唱起国际歌来。一些码头工人、店员工人，手执红旗，在河边集会庆祝；农民们听到这个消息，拿着土枪、长矛，穿着破烂衣服，手执红旗，一二十个一群的入城示威了。一般的商人，以惊奇的眼光看着红旗，窃窃私议。由于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商业，市面交易又都是用现洋，又加之红军官、兵、夫每人刚得20元现洋的饷（照当时宣布，每月每人现洋20元，以示一律平等，但发了2 个月以后再没有发），因此，市面不仅是照常营业，而且相对地繁荣起来。离军部不远的福音堂，有些外国神甫们，穿着长袍，捻着胡子，看着高举的红旗，叽哩咕噜的不知他们说些什么；也有些开着窗子，探头张望，看外边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没有惊动他们，于是又回去划十字，祷告上帝了。虽然如此，市面并没有平稳下去，反革命还在暗中活动。
暴动的第2 天晚上，县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水夫老李，在挑水回来的路上，忽然被一个土匪用手枪威胁着：“不要作声，回答我问你的话，不然就给你吃花生米。”
“什么？”老李吃惊地回答。
“百色街上有多少红军？”
“不知道，我是县政府的。”
“那么告诉我，百色县主席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工人。”
“他的名字是苏什么？”
“不！他是姓关。”
“不对，你胡说！你不老实说就送你到西天去，他不是苏什么主席么？”
“唷！你听错了。苏维埃是政府的名字，主席本人是姓关。”
“唔！真的？那么奇怪！你去吧。”
反革命匪徒们并没有睡觉，并不甘心他们阶级的灭亡，他们要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刚刚诞生的时候就给以严重的打击，以达到消灭这个苏维埃新政权的企图。所以几天来，反革命谣言纷纷，说什么土匪要来进攻啦，地主武装要暴动啦，李宗仁的部队快打来啦，这些谣言自然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才竖起红旗不几天的百色，一天早上忽然被土匪四面八方进攻了。那时我们的主力都分散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去了，军部只剩下一个教导队（即一个连）、一个特务连（即警卫连）和一个机枪连。在这紧急关头，部队立即出城与敌人展开激战，而城内除了机关以外，便没有战斗部队了。由于敌人四面八方打来，路又熟，我们抵抗不及，所以敌人很快便进入城来，到处抢劫。正在紧急关头，军部所有的参谋、副官、经理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自动地各自为阵，分批分头去迎击敌人，并向敌人反复反击。这样，经过约4 个钟头的战斗，2000乌合之众的敌人被击退了。敌人尝到了初生的红军的铁拳，他们企图打击新政权的尝试失败了。过了几天，千余敌人又来进攻一次，又被我们迅速击溃了。
两个多月来，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改造了旧军队，和当地农民游击队合编，发动了农民，组织和发展了红军，歼灭了当前敌人，举行了起义，成立了包括汉、壮、瑶、苗各族战士5000多人组织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了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并粉碎了反革命的反击。一系列的极紧张的战斗和胜利，使红色政权在右江一带十几个县份相对稳定下来。从此，在中国南部的一支新生的革命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就开始了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土地革命运动的新的更严重的战斗生活。
战斗在桂黔边 莫文骅1930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一、二两个纵队3000多人，从广西河池县出发，第2 天便占领了怀远镇。怀远镇是一个六七千人口的商业重镇，市面繁荣。我军在怀远驻了3 天，在那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维护城市工商业政策以及揭露桂系军阀剥削、压迫的罪恶行为。我军首长也在会上讲了话。由于我军纪律严明，群众反映说：“国民党说红军象个妖怪，这都是造谣骗人，世界上哪儿见过这样讲道理的军队！”
我们在怀远筹借了几万元的现洋，给部队以必要的物资补充，随即向思恩开进。
一天，天刚麻麻亮，“嘀嘀哒哒”的起床号还没落音，忽然，驻地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人围攻我们来了。指挥员们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抗击敌人。
张云逸军长站在村边的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战斗打得很激烈。由于我军准备不足，因而处在被动地位，而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增援，我们两个纵队也被敌人隔断了。为了不打无把握的仗，避免部队的伤亡，张军长（那时邓小平政治委员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去了）立即决定：第二纵队向北进，第一纵队向西撤，并以号音指挥第一纵队撤退。为了保存实力，执行新的任务，两个纵队暂时分开行动了。
军部率领第二纵队，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到达了宜北县。驻军两日，休息整顿后，部队又沿着崎岖的山道，穿行在高山野林中，向贵州省荔波县的板寨前进。
这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这个地区每天上午白雾弥漫，或下着毛毛细雨，到中午时才映着淡淡的阳光。
队伍曲折地通过田畴，又蜿蜒地爬上山坡。当我们快到荔波县的板寨时，得到一个消息：板寨方面来了红军。军首长估计是第一纵队来了，但又不能立即肯定。遂派参谋陆琼去探听情况。侦察的结果证明，确实是第一纵队来了。
两个纵队又汇合了，全体人员莫不欢欣鼓舞，歌声、笑声、谈话声响彻云霄。一群一群衣服褴褛的男女老少都围拢来看热闹，人民群众也在庆贺我们胜利的汇合。
两个纵队汇合后，前委决定了新的行动：向苗山进军。那时已是4 月下旬了。
苗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人民被汉族封建地主、官僚压迫赶到这里来，他们过着落后和贫困的生活。因而造成了苗、汉对立。他们不服从汉族官僚地主的管辖，有自己的酋长，一般苗胞是不和汉人往来的。间或有个别与苗族有关系的汉族小商人，挑着日用必需品，进入苗区做买卖，但也是以不等价的交换，换取他们贵重的山货。过去国民党桂系军阀部队是不能进入苗区的，要进来，就得开火。当我军初进苗山的时候，苗胞都走光了，因为他们习惯上认为汉人的军队都是压迫他们的。我们一些懂苗话的同志，沿途向苗胞打招呼，高叫着：“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爱护苗族的军队”、“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等口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于是，他们也就不和我军采取敌对行为了。但是还持着枪站在山顶上，对我军进行监视。
苗胞走了，房屋没有了主人，长途跋涉的英勇健儿们，饥肠辘辘，得不到粮食，怎么办呢？随便拿么？这是和红军纪律不相容的；如果不拿，军粮又如何解决？部队正在为难的时候，军政治部通知来了，决定各个大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猪和蔬菜，并且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食物在哪里拿的，便把大洋留在哪里，并写清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给的款项数目，此外还贴上政治部印制的宣传我军宗旨和民族政策的宣传品，希望他们和我军合作反对国民党。同时，政治部还出了布告，布告里说明如果苗胞没有拿到钱的，可以亲自来我军领取。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既解决了部队给养问题，又执行了民族政策，维持了纪律。次日，部队继续前进。苗族中有些人是懂得汉文、通汉语的，他们看了布告和宣传品后，便奔走相告。这样，苗胞开始了解了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不同。自此之后，我军每到一处，苗胞都来欢迎，并拿出一些食物来卖。我军用大洋和他们交易，粮食也容易买到了。为了迅速筹措军粮，酋长登高一呼，呼啸一声，四周山谷都听到了。不一会，各家都有人用背篓背粮食出来，交给酋长。我们的给养就靠着苗族同胞的大力支援，很好地解决了。
由于苗区山高路险，又遇着连续几天的寒风山雨，因而行军艰苦异常。好在我军民族政策正确，政治纪律严明，所以苗胞不仅没有为难我军，而且除卖粮食、肉菜之外，还主动给我们带路，遇到难走的地方，还帮助开路架桥，使我军顺利而秘密地到达了榕江边境。
4 月30日正午，我军出了苗山，突然奔袭榕江县城。那时，正是贵州军阀和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鏖战之际。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许多军需、辎重囤集在这里，有一个敌军副师长率领的600 人的武装守城，还有数百名警察。我军一到，迅速地向城外山地的守敌猛攻。敌不支，纷纷向城内溃退，我军随即尾追攻城。
敌人对于我军情况事前一点也不知道，当我军突然兵临城下向他们攻击时，他们以为是“土匪”，毫不在意。后来看我军攻势猛，战斗力强，才知不妙。但是，到底我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部队，敌人却不知道，只好没头没脑，仓促地登城应战。
我军当时的意图是乘敌人毫无准备之际，一鼓作气攻下榕江。战斗一打响，我军便在城南缺口处爬城。一霎间，双方的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震撼四野。我军前仆后继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