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当时的意图是乘敌人毫无准备之际，一鼓作气攻下榕江。战斗一打响，我军便在城南缺口处爬城。一霎间，双方的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震撼四野。我军前仆后继的进行猛攻，敌军则猛烈地向我军射击。由于我军没有攻城火器，子弹又缺，加上几天来在山地雨天里长途跋涉，几门迫击炮有的运来了炮筒，却没有炮座；有的没瞄准镜，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打，但是打不准，轰轰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却不能起歼敌作用。而且，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投入战斗，这就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一直攻击了约3 小时，毫无进展。这时摆在军领导者面前的严重问题是：继续攻下去么，照这样的办法是不行的。因为开始时是奔袭，急袭，现在已形成对峙，敌方有了准备、不打么，问题更大。如果不能攻占榕江，已有的一二百伤员便无法处理，带来的弹药消耗很多，以后作战就会发生困难，部队的政治情绪也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那时，第一纵队长李谦同志，在最前线指挥，他视察了地形，窥测敌军力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而我军的战斗情绪却十分旺盛，人人有攻下榕江的决心，便积极向张军长提议，非攻下不可。张军长随即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加强了政治工作，鼓舞战斗情绪，提出“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指挥员们又细心选择了几个攻击点，部队重新准备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整个部队从军长到士兵，都在紧张地进行攻城准备工作。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稳妥地安置在离攻击目标几百米的地点，攻击部队也埋伏在指定的攻击出发地的坟堆或洼地。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军部下达攻击命令。
下午5 时，一连3 发迫击炮弹向城中射去，这便是发起冲锋的讯号。随即机关枪、步枪向城堡扫射。攻击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猛虎一般带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地向城上缺口处爬。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地向攻城部队射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不少同志牺牲或负伤了。由于城墙高，上不去，突击部队又退了回来。但这种挫折并未挫伤我军攻城的锐气，经过简单的政治动员和整顿，第2 次攻击又立即开始了。这次攻击更为勇猛，敌人的火力也加强了。战士们急了，眼红了，咬着牙，一股劲冲到城下，用大竹钉钉进城墙的砖缝中，再踏着竹钉爬上城墙去。一个倒下了，又上去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向上爬。好在这个旧名古州的城墙，久已失修，缺口较多，所以攻击不到一个钟头，便有几个战士爬上去了。接着，一连连长杨光同志也爬上了城墙，他使劲地挥动着红旗。在红旗的鼓舞招引下，各处攻城部队发出了震撼天地的喊杀声，许多部队登上了城墙。登上城墙的部队即在城墙上攻击敌人，敌人也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双方在城墙上进行肉搏战。敌人本来就士气不高，此时我军又攻上了城墙，因而敌人军心更乱了。在城墙上肉搏了10多分钟，敌人便纷纷溃退。我军攻击部队大部登城，又下城开了城门，主力大队蜂拥而入，并很快就肃清了城内残敌。至此，我军完全攻占了榕江。时间是下午6 时20分。这一战斗，敌人（包括主力部队和警察）伤亡惨重，约500 人被歼灭。我军也伤亡约300 人，而首先登城的杨光连长，在城上和敌人肉搏中也英勇牺牲了！特务连长李天佑同志以及一些干部在攻城的时候，身先士卒，指挥攻城，也负伤了。
攻城时，不只战士、军官们英勇善战，而农民群众出力也是很大的。城郊的农民，包括汉族和兄弟民族，由于他们饱受封建军阀、地主的压迫，生活太苦了。听到红军的宣传，又看到红军战士将自己仅有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态度和气，纪律很好，知道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穷人是爱穷人的，他们多么高兴啊！因而当我军发起攻击时，许多群众，不论男女，甚至背着小孩的妇女也纷纷帮助红军送饭、送水，帮助抬担架，埋尸体。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军深得人心。榕江之所以能迅速攻下，也要归功于基层群众的支援。
次日上午10时，细雨初停，烟雾消散，天空中露出火红的太阳，这象征着榕江的广大劳苦人民，开始拨开乌云见青天。就在这时，军政治部召集纪念红色“五一”节的群众大会开始了。到会的群众约有一万人。在大会上宣传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打土豪，主张公平买卖、维持城市秩序的。同时，将没收地主和官僚的衣服、粮食等物分发给贫苦人民。群众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所以当分发财物的时候，开始有些人还不敢要，经过一再解释说服，他们才把东西拿回去。他们伸着大拇指说：“红军真是‘干人’（即穷人）的队伍。”
大会到下午1 时结束，有些群众还恋恋不舍，后来看到部队整队走了，才慢慢散去。
攻陷榕江的战斗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全军在榕江驻了3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数十名新战士，筹得几万元的款，并在战斗中缴获了几尊大炮，600 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还有一部无线电台以及其他军用品。这次胜利解决了许多困难，又获得了战斗的锻炼。大家懂得，战斗只要决心正确，不怕牺牲，坚决奋斗，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够取得胜利。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因榕江被我军攻下，派军回援。由于我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广西、贵州边境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现在部队的辎重多了，伤病员也有200 多名，队伍笨重了，长驻榕江不是良策。前委即决定：回师右江。主力部队以战斗的姿态沿河北岸行进，少部沿河南岸行进，伤员和辎重坐船，50艘大小帆船由西而东，顺流而下，水陆并进，走了5 天便到达广西边境的福禄镇。获悉敌人4 个主力团从北边追来，我军为了避免背水作战，连夜渡河。次日拂晓，敌人果然追到，但是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难忘的日日夜夜 欧阳山记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1934年6 月间，正当全国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中央决定张云逸同志去湘鄂西工作，我是他的随同医生。
张云逸同志在红军中早有很高威望。1929年，党派他到广西与邓小平同志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他已到不惑之年，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张从容而又愉快的笑脸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这支队伍共300 多人，编成一个西征支队，张云逸同志任司令员。就在我们行至赣南一个大山谷隐蔽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包围。激战4 个多小时，支队突出重围。张云逸同志因连续急行军和紧张战斗，终于病倒了。上级指示把张云逸同志留在南雄北山养病，一同留下的还有其他伤病员，加上警卫员、挑夫和我，共23人，只有4 条短枪。
南雄西北山，地图上叫大庾岭，位于广东南雄西北部，扼南粤与湘赣之要冲，地形复杂险峻，为古今兵家所必争。山上，松竹遍地，茅草满坡，野兽成群出没；山外，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层层封锁，频繁地进行搜山。当时，我们每个人除了一身破单衣，其余的粮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围中丢光了，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张云逸同志由重感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时常昏迷，病情严重，我和警卫员小张紧紧地守护着他。张云逸同志病成这样，作为随同医生的我，苦于没有药品，焦急万分，有时禁不住籁籁落泪。然而，张云逸同志却是那样安详自若，他安慰我们说：“我的病不要紧，慢慢会好的，不必着急。”歇了歇又鼓励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俗话说，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同志们多多想办法，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为了治好他的病，我发动大家献单方，采草药。这些土方草药还真灵，张云逸同志的烧终于退下去了，病情渐渐好转，同志们都为此而庆幸。进山初期，由于没有跟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我们没有粮食吃。张云逸同志亲自领着大家采香菇、挖野菜。香菇和野菜是用清水煮的，别说油，连盐也没一粒，又苦又涩。张云逸同志首先盛了一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打趣地说：“大庾岭是个大聚宝盆，吃的东西可不少。”他将碗一举说：“你们说，这‘山珍海味’，是不是老天爷对我们的优待呀！”逗得同志们一阵开怀大笑，野菜不知不觉下了肚。过了一些天，地方党得知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养病的消息后，派游击队带着菜、米、油、盐上山，对我们的生活与安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防止敌人搜山时发现目标，张云逸同志叮咛我们不要搭棚子，大家都在大树底下露宿；每天的饭，乘早晨大雾弥漫时全部做好；每星期或10天转移一次。首长体弱，我看到他和年轻人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心里委实过意不去，于是背着他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他看到后赶忙制止，严肃地对我说：“我和同志们患难与共，你不要让我搞特殊！”于是这个小草棚就只好当作临时的简易伙房用了。有一次转移，他还在发高烧，警卫员和挑夫要背他，他说啥也不肯，执着而恳切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背其他的重伤员吧。”说着便柱起竹棍，迈开了不太稳的步子。沿途，溯溪涉水，攀崖爬坡，张云逸同志不知摔了多少跤。他每次摔倒了都爬起来再走，坚持不给同志们添负担。
张云逸同志大病过后很消瘦，眼珠凹陷，显出大大的眼眶。一次，好不容易为他买到一斤多白糖，他这个一勺，那个一勺都分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儿，冲上一杯开水，我以为他该痛痛快快喝下去了吧，哪知他轻轻呷了一口，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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