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廖磊的继任者李品仙，１９４０年初入皖，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我限制与摩擦愈加厉害，直至向我发起进攻。张云逸同志一面提出团结抗战，强硬抗议国民党的限制和挑衅；一面坚决粉碎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取得了胜利。
（三）
张云逸同志对党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个人生活俭朴，工作刻苦，一贯被同志们称道为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
张云逸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对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一贯重视维护领导核心，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从不突出自己。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诚诚恳恳地团结同志，他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已年近花甲，常是夜以继日，带病工作。
张云逸同志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很珍重革命友谊。红七军撤出右江，北上江西时，他同韦拔群同志依依借别，相送分手时赠言：“不要太重私人感情，在阶级斗争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同志”。肺腑之言，语短情深，十分感人。
张云逸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热情帮助，耐心教育。抗战期间，张云逸同志从皖南到江北后，曾耐心地对高敬亭同志做思想工作，争取他贯彻东进的方针，对于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张云逸同志一直主张以宽厚态度处理。有一位团的干部在战斗中失利，被误解为临阵脱逃，将被严厉制裁。张云逸同志得知后，立即根据实际情况保释了他，保护了干部。
张云逸同志对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关怀备至。新四军北撤山东后，各地到军部分配工作的团以上干部，张云逸都亲自接见谈话，许多同志都深感张云逸同志待人亲切无微不至。凡经他谈话分配工作的同志都愉快赴任。有个同志不愿做敌军工作，想到部队带兵打仗，张云逸同志对他说，派你去策反敌人，比多几个师、几个旅都重要，说服了他，后来在策反敌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张云逸同志特别关心患病和负伤的干部。１９３９年，徐海东同志患病，张云逸同志亲自安排他治疗和休养，并派了一个加强步兵连警卫和保护。
张云逸同志工作刻苦，深入细致。他是我军的一位老一辈参谋工作者，对我军的参谋工作建树颇多。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参谋工作作过许多精辟的报告，而且以他自己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给部属作出了榜样。他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经常强调指挥员对情况要了如指掌，参谋处一定要确实弄清。起草各种文书，都要文字准确，不容含糊。他对作战、情报、机要、通信等部门十分关心，亲自找干部谈话，做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红军时期，张云逸同志任军委副参谋长时，是在作战局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的，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也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张云逸同志生活俭朴，战争年代一件汗衫常是补了又补；分给他的食物常常节省下来分给周围的同志食用；行军时用自己的驮骡帮助机关年大体弱的同志驮行李。胜利后，他还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张云逸同志十分关心下级和年轻干部的成长，经常要求他们要刻苦学习，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接好革命的班。他的兼职逐渐减少以后，仍然注意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老革命根据地去调查研究，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经常看望离休干部，勉励干部发扬优良传统，鼓励青年要把共产主义事业一代一代接下去。
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一生业绩，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回忆张云逸 林青张云逸是我的老首长和同乡，我们都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他家在头苑镇上僚村，与我的家文教镇相距只有二三十里路。但是，我们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广西百色起义前夕。当时，我们有11个海南岛同乡参加了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起义。此后，我曾有几年时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那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崇高品质、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时时萦回在我的脑际。
（一）
张云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在北伐战争中，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享有较高声望。1929年夏，蒋桂战争结束后，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党派张云逸到广西开展革命活动，那时，我因身体不好，又痛恨军阀混战，离开了军队（原在国民党第十一军新兵教导团任见习排长），在广州住在同乡陈铣（原名陈泽农，在长征途中牺牲）家里休养。在陈铣的帮助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向往革命。不久，我们听说广西政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决定前往南宁。陈铣先动身，他到南宁后就在我党控制的警察局工作。我与另一位同乡林镇（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于7 月间从广州坐轮船经梧州到达南宁。之后，我于9 月中旬到右江的奉议县（今田阳县）任警备队长，在我党领导下控制该县的地方武装。百色起义后，我由奉议调到百色，分配在红七军军部经理处金柜股工作，有很多机会见到张云逸。他对经理处的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军费收支、被服和枪支弹药的情况，反复要求我们要廉洁奉公，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军需工作。我们经理处全体人员牢记张军长的教诲。百色起义后不久的一天拂晓，1000多土匪突然袭击百色城，当时、留守的部队和军直机关仅四五百人，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经理处的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贵重的财物分散埋藏起来，并把部分纸币、黄金和银元分给工作人员保管，大家手里拿着枪，肩膀上背着装满法国“自由神”或中国“大袁头”银元的干粮布袋，构筑简易工事，警惕地坚守岗位，誓与经理处共存亡，经理处长张逸秋（张云逸的弟弟，后牺牲）、金柜股长云广英等都参加战斗。这时，张军长正在平马镇，他接到土匪袭击百色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焦急，立即调一个营兵力赶到百色增援，在援兵到达前，我们经过四五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击溃了敌人，保住了百色，我们的钱财和军需物资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二）
百色起义，红七军以新型的人民军队出现在祖国的南疆。部队实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则，在生活待遇上，从军长、政委到每一个普通战士，都领一样多的薪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张云逸同志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马外，其余跟战士的待遇完全一样。他对干部、战士十分关心、爱护。有一次，他看到战士缺少理发用的剃刀，便立刻从自己的的薪饷中拿出几个银毫买了一把剃刀，送给战士们用。现在，这把剃刀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成为革命优良传统的教材。
1930年2 月间，我军在隆安与敌军激战，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军部特务营营长符禄等光荣牺牲，负伤甚众。张军长亲自到卫生所看望伤员，叮嘱军医处处长吴清培，要尽最大的可能救护他们。他看到负伤和牺牲的将士，心里无比悲痛！当他得知符禄身负重伤在抬回平马途中牺牲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符的遗体告别，将烈士埋葬在平马镇东南方一个山坡。他参加培土后，站在墓前默哀流泪，迟迟不愿离去。
隆安、亭泗战斗后，部队撤到东兰县武篆休整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时，指战员们反映了张逸秋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张军长知道后，对大家说：“我的弟弟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调离军部，经理处处长由叶季壮接任。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张军长不讲情面、刚直无私的革命精神。
1930年4 月31日，红七军主力在张云逸、李明瑞的指挥下打下贵州的军事重镇榕江，“五一”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接着，部队在榕江休整3 天，随即回师右江。这段时间，部队长途跋涉，张军长十分劳累，但还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战士谈心，关心大家政治上的进步，并亲自介绍几位干部入党。在张军长等的带动下，经理处的党员也经常找我谈心，培养我入党。这年6 月1 日，我经叶季壮和陈铣两人介绍入党，后来又担任经理处出纳科科长。张军长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见面时，总是对我微笑点头，脸上流露出鼓励、爱抚的神情。
1930年10月，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挥师北上。在艰苦卓绝的征途中，张军长把战士的冷暖时刻挂在心头，经常嘘寒问暖，并想了许多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他常把乘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坚持步行。我们离开右江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发的近10个月里，张军长一直留着长胡子不刮。大家问他：“张军长，你什么时候刮胡子？”他干脆而有力地说：“不同朱毛红军会师，我决不刮胡子。”由此可见，他的革命意志十分坚强，充满胜利的信心。
1931年2 月在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战斗中，前头部队五十五团在邓小平总政委、李明瑞总指挥带领下，胜利地过了河，后续部队被敌炮火截断。张军长当机立断，命令五十八团和军部直属队迅速后撤，迂回于崇山峻岭之中，并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当时，部队的处境艰危，张军长又是独挑重担，即要全面了解和分析敌情、民情、地形等，作出正确的处置，又要深入各营、连，掌握部队的思想动向，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