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家出走的原因，罗瑞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当时，我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加之对于我那个旧式婚姻的不满，因此就想逃离这个家。当时并没有多少革命觉悟，就是闹一点所谓家庭革命，或者叫作赶时髦，当然也幻想学一点本领，能够做一点事业。加之我所钦佩的两个教师李鸣珂、列士训（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成都高等蚕桑学校毕业的，所以就决心去成都投考这个学校……当罗瑞卿一想到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想到要离开他生活了三年多的南充中学，想到要离开那么多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辛勤培养自己的老师，心里又充满了无限的留恋。这里的一切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让人感到亲切，那么令人动情。这里曾经闪现过他的高大身影，留下过他的深深足迹，回荡过他那嘹亮的歌声……
想来想去，罗瑞卿最后还是决定远走高飞，到外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父亲、外公、妻子、弟妹，都未能挽留住他。
1926年6 月底的一天早晨，罗瑞卿和同学郑培济结伴上路了。
罗瑞卿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由于决定要走，钱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学费怎么办？我想，考上了学校再向我的外公要，估计他可能给我，因他是主张我学实业的。没有路费怎么办？我就让姑母去说服我的祖母，并利用她们的旧思想，向她们说上省里读书将来可做大事。祖母被我说动了，第三天就赶到姑母家来看我，并问我到省里念书会不会做官。我说会。于是她高高兴兴地给了我三锭银子，十几块大洋，还有几吊铜元，我因此就得到了路费和到成都后的短期生活费。
我刚要出走时，我的父亲和我的外公发觉了。我的外公要我父亲赶到姑母家，把我叫回去。我只好同父亲回到外公处。他大发雷霆，训了我一顿，说我“反”了。我当时表面认了错，说听外公的话，不走了。他们信了我，可我暗中约好了同路人郑培济。一天，我借口说到银铺取回祖母给我的路费，他们真的以为我不走了，同意我去取钱。我到银铺里将钱取出后同郑一起跑了。我们怕后面有人来追，每天跑一百里、一百二十里，实在走不动时，就雇乘滑竿赶路……就这样，罗瑞卿离别了生他养他的故乡——清泉坝，离别了山青水秀的南充城，离别了川流不息的嘉陵江……1926年7 月中旬。成都。
罗瑞卿和郑培济一起钻进了商业街一间破旧的房子。这是他们临时租借的，在这里准备参加成都高等蚕桑学校的考试。没过多久，罗瑞卿果真顺利地通过了成都高等蚕桑学校考试。
但是，没钱交学费，无法入学。
罗瑞卿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的当天，就十分高兴地给外公写信。他认为，不管怎样，外公多少还应该看在他妈妈的份上，帮他度过难关。
不想，鲜锦堂不但分文未给，还用极尖刻的言语、将罗瑞卿大骂了一通。
怎么办？罗瑞卿一愁莫展。
正当罗瑞卿陷入艰难、绝望的困境时，来成都的同伴李继皋高兴地跑了进来。
“瑞卿，瑞卿！”
“啥子事？那么高兴？！”罗瑞卿没好气地问道。
“你猜我见到谁了？”
“谁知道？！”罗瑞卿有气无力地说。
“你猜一猜看！”李继皋笑着拉了罗瑞卿一把。
“我怎么能猜得出？你告诉我吧，碰见谁了？”
“就是不告诉你！”李继皋故意地逗罗瑞卿。
“不告诉我，我就要送你一份薄礼！”罗瑞卿笑着举起握紧的拳头朝李继皋晃了晃。
“好！告诉你，我在成都大学见到了袁诗荛老师。他知道你也在成都，非常高兴，袁老师还要见见你呢。咱们一起去喽！”
袁诗荛是四川省盐亭人。少年时曾参加过反袁运动：五四运动时成为成都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南充中学教过罗瑞卿。
罗瑞卿一听，兴奋地一拳击在了李继皋的身上，几天来的愁绪此时一扫而光。
“走！”罗瑞卿拉着李继皋的手飞快地向成都大学跑去。
两个人风风火火赶到成都大学，罗瑞卿见到离别两年的袁老师时，激动地握着袁老师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袁老师，您离开南充中学后，我们都好想您啊！”
袁诗荛亲切地说：“我也很想念你们呀！”
他们分别谈了离别后各自的经历，对现实的态度和今后的想法。
袁诗荛说：“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决定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将革命推向全国。7 月9 日、10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正式出师北伐了……革命形势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黄埔军校在武汉成立了分校（后改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要在全国各地招收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重庆也要设考场了！”
“好极喽！真是好极喽！”罗瑞卿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
袁诗荛微微一笑，继续说道：“革命需要大批你们这样的进步青年。到重庆去报考军校吧！”说完，袁诗荛以鼓励的目光看着罗瑞卿。
罗瑞卿激动得脸上泛起了红晕。他连连说道：“谢谢您，谢谢您，请袁老师放心吧！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我这就去！”
“好啊，一路小心，预祝你成功！”
“请老师多多保重！”
“后会有期！”
师生二人紧握着的手终于松开了。罗瑞卿又离开了他钦佩的袁老师。
罗瑞卿在成都呆了两个多月，从家带来的钱早就用完了。别说去重庆，就连欠的饭钱也还不起。
怎么办？他在一位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请看罗瑞卿的自传材料：……决心去重庆投考黄埔，彻底与我的那个家庭决裂。但是没有钱，还不了寄宿舍的饭费，亦没有路费，还是走不动。于是，我就在一位同学的劝说下，佯装愿意回乡去，要外公寄路费来。外公相信了我的话，兑了二十元钱来。我还了饭费就同一位姓郑的，还有一位姓张的同学跑到了重庆。
这是10月的一天清晨，罗瑞卿、郑培济等离开了商业街的那个简陋的小屋，离别了成都，告别了站在岸边前来送行的同学，乘小船南下，到他向往的地方去了。
嘉陵江畔。山高水长。罗瑞卿一行上岸后，即向市区奔去。喧闹的重庆市区，小商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在重庆，罗瑞卿没想到，首先碰到了南充中学时候的好朋友任煜和抗“典当捐”的伙伴王义林。当晚，罗瑞卿他们就住在了任煜、王义林就读的中法大学。
这一天，他们高兴得很。三人畅谈了一整夜。
王义林告诉罗瑞卿：“任白戈现在共青团省委搞宣传工作，忙得很，整个一个政府官员的样子！”
罗瑞卿问：“他是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在你离开南充不久，他就离开了那里，来到了重庆！”（小说下载网｜。。）
“噢，是这样！”罗瑞卿沉思着。
王义林说：“瑞卿，南充有共产党组织！”
“真的？”
“真的！”
第二天，王义林和罗瑞卿一起来到了莲花池任白戈的办公处，并通过任白戈结识了任伯芳等共产党员，还倾听了四川著名共产党员、党的负责人杨闇公、刘伯承的演说。罗瑞卿两次对任白戈等人提出自己想搞军事工作、到国民革命军中去的愿望。任白戈也向罗瑞卿简要地介绍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的情况。
这个时候，北伐战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来，搞得轰轰烈烈，广大民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培养革命骨干已成为当务之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陈维中到重庆，与主持四川省国民党“左”派工作并负责招生事宜的杨闇公、李筱亭等人组成了招生委员会，吸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同情并倾向革命的青年入校。其他人一律不准报考，政治审查很严格，而且只收莲花池省党部介绍来的人。
“白戈，开介绍信就全仰仗你了！”罗瑞卿担心地说。
“放心吧，罗大哥，抓紧时间复习，准备迎接考试！”
任白戈非常赞同并支持罗瑞卿投笔从戎，投考黄埔的决定。他立即给罗瑞卿写了介绍信，并帮助他报了名。
10月25日，罗瑞卿便参加了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但是，和他同来的郑培济未被录取，后来他考上了唐生智办的军官学校。
在1933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我军俘虏。关于当时的情况，罗瑞卿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投考学校时，我同任伯芳都被录取。原先同行的郑、张二人却没有考上。我们乘学校招生机构包的轮船东下武汉。那个姓郑的也与我们同行。以后，他考上了唐生智的军官学校——亦称长沙分校。1933年中央苏区反第四次“围剿”时，他是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一个连长。该敌被我们全歼后，他被我军俘虏。找到我后，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还买了一只老母鸡款待他。后来他被送往瑞金，经教育后释放，临走时还曾写一封信给我，表示感谢。可他一回到南充，即到处活动，逢人便说：“罗瑞卿在共产党里当头子……”并以此到我家去进行敲诈，这是我妹妹和我那个女孩子到延安后告诉我的。
1926年12月初，“其春”号客轮迎风破浪，离开了四川，直奔武汉。
罗瑞卿站在甲板上，扶栏沉思，感慨万千。
任伯芳、徐彦刚、张锡龙、潘先知、陈刚秉、陈伯钧和一些女同学赵一曼、游曦、陈德芸等站在罗瑞卿旁边，他们遥望江涛，心潮难平。
这些热血青年聚集在客轮的甲板上，侃侃而谈。谈当时形势，论国家前途，讲故事，说笑话，谈古论今……
其中，有一个叫陈德芸的姑娘，是重庆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涪陵县人，是独生女儿。她是瞒着父母报考军校的。此次出川赴武汉，未来得及和父母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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