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红二十五军刚和敌人四十七师打了一仗,部队伤亡甚大,供给困难,对下一步行动还没决定,接到此信,我们心中非常高兴。研究了一番,随即组织了一个后方留守处,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当晚,就率队出发了。
从出发地到鄂东,要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我军一路打一路走。第一道封锁线从商城到麻城,敌一○九师在此堵击我们,我军在汤池打了一仗,歼灭了敌人四个连,才把道路打开,越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一○七师三个团相遇,他们以为我们是小部队,采取分兵合围阻击我们,我们来了个分割包围,激战半日,将敌人两个团全部歼灭。冲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这两仗,我们伤亡不大,打的是便宜仗,缴获武器很多。可是,部队相当疲劳。打仗的时候,战士们个个都象小老虎。战斗一结束,却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我们本来想一刻不停继续前进,看到战士累得不行,便休息了两个钟头,吃了些干粮,让战士打了个盹,才又继续前进。
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时,部队实在走不动了,肩膀上的粮袋也空了,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今晚很难冲过去。因为离敌人比较远,临时决定在这休息半天,准备当晚来个一百三十里路的急行军,冲过敌人的第三、四道封锁线。
休息过后,战士们又有了精神。下午五点钟,我们又出发了。夜晚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新集的第三道封锁线。接近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为了迅速把敌人摆脱开,部队跑步前进。
四处狗叫枪响,部队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加紧脚步跑着。一个多钟头我们就冲出了二十五里,暂时把后尾的敌人甩开。天亮后,我军便通过了敌人从仁和集到砖桥公路上的第四道封锁线。
上午十点左右,我军刚刚在光山县的胡山寨住下,敌人的四个师又从三面包围上来。有东北军一一七师、一二○师;刘镇华的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好大的行动!大概他们想来一个“聚而歼之”。当然这是妄想。然而现在困难的是:部队已经走了整整一夜,再靠两条腿把敌人四个师摆脱掉,那是不可能的。经我们慎重考虑,认为只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打,打它个稀里哗啦。这一仗如果能把敌人打垮,后顾之忧就能解除,便可以顺利地走向鄂东。
决定性的一仗,在这里展开了。军的指挥部,设在胡山寨南边的高山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整个战线。开始,敌人的气焰很高,四架飞机掩护着,喊着杀声向我军扼守的寨子攻击。
我军坚守着阵地,一次又一次地迎接着敌人的进攻。从上午打到黄昏,敌人多次进攻不成,锐气大减。反击的时机到了,一声号响,我军从扼守的各个山头,象洪水似地涌了下去。敌人吃不住这一突然反击,跑的跑,退的退。东北军是我们的老“运输队”,这一次,光机枪就给送来了一百多挺,还有四千多人作了俘虏。从俘虏当中,查出一个团副,两个营长。没查出的官,想必还有不少。
这次战斗,我军伤亡也比较大。七十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牺牲,七十四师金师长负伤。部队减员大,而俘虏的人数又超过了我们部队的人数,要继续西进,这些俘虏就成了累赘。我们开会研究了一番,便决定把俘虏全部释放。
俘虏集合起来后,向他们宣传了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解释了我军的宽大政策。俘虏兵听了个个点头。当听到宣布释放他们的时候,顿时轰动起来,个个惊奇,纷纷议论。这个问:“可是真的?”那个说:“你们不骗人吧!”还有的直摇头,表示不相信。
我们又向俘虏做了解释,并劝他们回去后不要再替反革命卖命。
有几个被俘的士兵纷纷答起话来,有的说:“红军放了我们,回家种地去,再不当兵了。”有的说:“人不能不要良心。”
放了俘虏,把伤员安插好,埋葬了牺牲的同志,半夜又出发了。这时候,我们唯一的想法是:快到鄂东,早一天看到中央的指示。
经过连夜的急行军,第二天下午到了宣化店以北的殷家湾,见到了郑位三同志。他拿出中央的指示,内容的大意是:鄂豫皖苏区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人力、物力损失甚大,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区,开辟新的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关于老区的工作,省委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一支小部队(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十八军),原地坚持斗争。
按照省委的决定,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了两天,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就告别了苏区,开始了转移。
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于1935年2 月,翻越天谷山,进入了陕西的柴家关。在这半年之中,我们冲破了敌人无数次“围剿”,打了许多胜仗,正象毛主席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鄂、豫、陕广大的土地上,红二十五军撤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还在不少地区留下了干部开展游击战争。
2 月底,我军打下柞水之后,杨虎城的独立二旅,又尾追上来。九间房一战,歼灭了独二旅五个营。在陕西葛牌镇,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决议,向东行动。打下雒南,占领柏峪寺,在这一带发动群众,组织了雒南游击队。不久又转到大小泾川一带,发动群众,又先后组织了三个游击队。同时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
5 月初,敌人集中了四十一个团的兵力(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向鄂豫陕地区发动了“围剿”。因为敌人的兵力强大,我军采用了“先疲后打”的方针。牵着敌人的鼻子,今天走八十里,明天走一百里,高兴了来个一百二。敌人象武装大游行似的,日夜跟在我们后边。同样是两条腿,可是他们赛不过红军。我们的战士,行军八十里驻下后,又跳又唱;敌人走八十里就累熊了。
开始,战士们不了解这种“先疲后打”的方针,为了保守秘密,未到时机作战方针又不便下达,有的同志就讲怪话,有的说:“敌人一条命,我们命一条,为什么不和他们拚!”有的说:“我们红二十五军从来没打过败仗,敌人跟着屁股不打,我们的枪是打兔子的?”
这时,军、师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行军中都深入到连队去做动员解释工作。军政委吴焕先同志,有的时候一天去参加好几个支部的会。他耐心地对下层干部和战士们解释着:“多跑几天路,脚上多磨几个泡,算不得什么,跑到一定的时候,谁想再跑也不让跑了。”
不几天,我们打下了河南的荆紫关,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活捉了萧之楚的军需长。这里是敌人的兵站,缴获了很多的白面、猪肉、白糖和布匹,战士们高兴起来,有的说:“现在到了我们撵敌人的时候了。”有的说:“这回不再走了。”
同志们高兴得早了点,还不到打的时候。当夜,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第二天又走了一百四十里,翻山涉水,战士们的怪话又来了:“刚打了个小仗,又跑开了!”“咱们到底跑到哪里去?”
接连走了四天,走出了五百六十里,进入了陕南黑山街一带,这才驻下。我们的口号是:“哪一股敌人先到,就打哪一股。”
大兵团的敌人,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二百里之外。三天后,杨虎城的警备一旅,象乌龟爬行似的,远道而来。先来者必领“头赏”,我军把它引入袁家沟口,一个反扑,把杨虎城这个旅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也被活捉了。
这仗一打,部队情绪高涨起来。同志们不再埋怨跑路了,大家纷纷说:“咱们的路没白跑!”
“现在明白了,跑,不是怕敌人。”
我军经过一连串的艰苦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由于我军长期转战于山区,兵源、给养发生了困难。为了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和扩充部队,为了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省委决定:打出秦岭,逼近西安。
6 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跨过终南山,一天,到了西安西南四十五里的殷家卫(接驾回),捉住了一个伪区长。我们想把西安的敌人调出来,拦路打它个埋伏,便要那个伪区长向西安挂长途电话告急,要敌人前来增援。城里敌人回电话说:毛(炳文)军长、于(学忠)军长的部队已向西开,目前无兵可派。此计未成。
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因为只是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无电台联络,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无法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一、四方面军是北上了。
在子午镇西二十里的一个地方,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刻西进甘肃,牵制敌人。迎接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陕南留下郑位三(陕南特委书记)及陈先瑞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于是,红二十五军的全体同志,满怀着会见党中央的热烈愿望,离开了陕南向西行动。
当时,我们的决心: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我们向全军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积极前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行军的路上,同志们纷纷问:“冲央到了哪里?”
“毛主席也来了吗?”
“咱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兄弟部队?”
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更想念中央,盼望毛主席。他们现在在哪里,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哪一天能会面,自己心里也没数。我们只好向大家说:不几天就会见到毛主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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