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原因是曾国荃的凶残。曾国荃赖以成名的法宝是“用钱如海，杀人如麻”。湘军在天京的大屠杀，不过是曾国荃部一贯作风的沿继，因为南京这座名城而更广为人知而已。相当多的人对曾国荃的作风早已痛恨入骨，比如那个以刚正闻名的彭玉麟就曾建议曾国藩大义灭亲，杀掉曾国荃。由此可见曾国荃的恶名如何深重。
无论如何，天京之劫后，曾国荃的贪名恶名已经遍及天下，上至朝廷，下至百姓，都对他充满恶感。李鸿章说：“沅翁百战艰苦，而得此地，乃至妇孺怨诅。”
曾国藩提醒他注意名誉的那些规劝，此时看来成了先见之明。多年积累的不佳名声，此时放大成“漫天箕口复纵横”。早在天京之劫前，朝廷对他印象就很不好。同治二年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后，本有单折奏事之权，但当他上奏军情时，居然遭到朝廷的批驳，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事，仍由曾国藩转奏，此事给了他一个大大的难堪。攻陷南京后，他当天夜里就兴兴头头上奏报捷，满以为会讨到头奖，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这显然是朝廷节外生枝，有意苛求。事情并不到此为止，数日之后，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荃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寥寥数语，已经暗伏杀机。
特别是处死李秀成之后，“群言益欢，争指目曾国荃”，大家都纷纷讥评曾国荃。“国荃自悲艰苦负时谤，诸宿将如多隆阿、杨岳斌、彭玉麟、鲍超等欲告去，人辄疑与国荃不和，且言江宁货尽入军中，左宗棠、沈葆桢每上奏，多镌讥江南军。”曾国荃心情极差，而老将多隆阿等人欲告退时，人们都疑心是与曾国荃不和，纷纷传扬曾国荃在金陵发了多少财。左宗棠、沈葆桢上奏之时，也屡屡批评曾国荃部的军纪。朝廷因此想令曾国荃离开军营，又不想让他赴浙江巡抚任。
这几次硬钉子，碰得暴脾气的曾国荃大病一场。曾国藩只好替他奏请开缺，回乡调理。奏折一上，朝廷立刻批准，这又给了曾国荃一次严重打击。当曾国藩移驻江宁那天，曾国荃当着满堂宾客的面，大发怨言，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后来对赵烈文回忆那天事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
不过，曾经几度政海沉浮，曾国荃终于明白了老兄的苦心。我们阅读曾国荃家书，可以明显发现，从同治五年参劾官文闯了祸之后，他给曾国藩的信件，从文字到精神，都恭顺了许多。同治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致曾国藩信中说：
承示引退之念宜熄，天道忌二宜儆，不肯认错宜改，自当切记儆省。
六年正月初九日又说：
前日奉初二日手示，训诲肫详。悔字一诀，吉之所由生也。能站得住之谓立，能行得通之谓达，切实浅近，令人易于玩味。兄去年信内，随时指点一二语，弟犹漫然不甚介意。今于忧患之后，一经提醒，始知一字一珠，均早诰诫于事端未发之先也。
同治六年正月初十信，则大谈黄老，竟是一副乃兄口吻：
近观世事，即色即空，旋生旋灭。老氏祸倚于福，福伏于祸之说，与圣人悔吝吉凶之理，互相发明，争竞之心稍平。而自强之焰亦渐减矣。进境乎，抑弥退乎？不自得而主，亦不得而知也。仍求兄随时策励为叩。
经过数次重大挫折，再回想起曾国藩的重重教诲，曾国荃为人处事风格亦发生一大变化，这一变化颇类于曾国藩的中年变法。然而毕竟修养功夫相去太远，所以他学曾国藩，可谓肖虎不成反类犬。曾国藩之变，是由纯阳至刚成为刚柔相济，以刚为主，如同好钢淬过火，变得更加锋利。而曾国荃却是由鲁莽、操切而变为圆滑、退缩，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的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不过这种作风显然十分适合于晚清的政治环境，翁同因此认为，曾国荃对官场对人生的思考都很深刻，对他评价极高，他在《日记》中称曾国荃：“其学有根柢，再见而益信畏友也。吾弗如远甚。”他认为曾国荃所宗乃是老庄：“沅甫之学，老庄也。然依于孔孟，其言曰‘抱一守中’，又曰‘止念息心’，又曰‘收视反听，是为聪明’，其养生曰‘神水华池，时时致念’，其为政曰‘顺民心’，其处世曰‘恕’，其临事曰‘简’，其用兵皆依乎此而已”，“其人似偏于柔，其学则贯彻汉、宋，侪辈中无此人也”。从翁同的描述来看，除了“偏于柔”之外，曾国荃简直成了曾国藩的翻版。曾国荃晚年写信给侄子曾纪泽，也认为是兄长的教导，使自己找到了与官场相安的途径：
余昔日自作聪明，间或背文正公之教训而私智自逞，往往不能妥叶。今稍符于众议者，实皆恪守懿训而弗爽也。
第四节 诸将皆富，大帅独贫
一
其实，曾国荃只是贪名最大，论起经济实力，他在湘军将领中，绝不是最富的。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各地豪宅纷起，曾国荃的大夫第相比之下，已经毫不起眼了。
湘军早期军纪之严明，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但咸丰八年之后，违纪现象开始增多。咸丰八年，湘军在江西因纪律败坏，激起民愤，竟然被民众暗中杀死百多人。及至后期，湘军整体上开始趋向腐败，绿营中那些致命的恶习，比如“吃空额”、克扣士兵等也开始在湘军中出现了。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卷四》说：“大都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视绿营又加厉焉。”
鲍超军队在湘军中纪律最差，吃空饷也最突出。同治元年，鲍超军万余人，病故伤亡逃走共减员四千余，为总数三分之一，但仍千方百计领取全饷。曾国藩对鲍超的伎俩看得很清楚，曾说，鲍超霆军军饷“积欠本已不少，而该营哨每于发饷之时，借划边米价为名，又复多方克扣”。左宗棠也说鲍“位尊金多，自为之念重”。
曾国藩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却表示难以处理：“亦有所闻，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点名，殊不可得。近日各营弊端甚多，不仅缺额一事。鄂中积习更有甚于此间者。若军务不速完竣，正不知迁流之何极耳。”曾国藩的这种态度表示，当时的湘军确已腐败到了相当的程度。
其实不靠这种恶劣手段，一样可以致富。除曾国藩之外，湘军中最清廉的高级将领，当属彭玉麟了。然而正是从他的案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湘军高级将领，如果想发财，会多么易如反掌。
《彭玉麟集》之第四十四、四十五页，有《赋性》二首。其中有“污吏贪官仇欲杀，贤人君子敬如神”及“眼孔着高看义利，分明黑白好安身”之句，以示自己的清廉。诗下自注说：
军务告竣，除已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下余应归私囊银近六十万，悉留协济长江，不敢携分厘以贻害子孙，咨明六省督抚在案。
也就是说，打完仗后，除了已经报销饷项及阵亡恤赏养伤各银外，剩余可以归入私囊的白银近六十万两。他把这笔钱全部留作公用，没有带回一分。那么，他这六十万来源于哪里呢？查《彭玉麟集》下册，可知，因为军饷没有来源，清政府允许彭玉麟部“以盐抵饷”，以食盐专卖权充军饷，通过贩卖此项权利，积累了六十万存银。从诗中的自注可以看出，按当时人的观点，这笔钱他是可以自由取用，视同私囊的。则湘军军官的灰色收入空间之大由此可见。其他湘军军官的发财之道，可以推知一二。
丰厚的薪俸，再加上巨大的灰色空间，使湘军将领，不论清廉与否，都迅速发家致富。“故一充营官统领，无不立富，家中起房造屋，水面连舟宗大舟，四出营利，而士卒恒半菽不饱，人心思乱。”征战十余年后，湘军将领“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就是说有十万家产的可达一百人之多，许多人的欠饷后来捐给国家，动辄几十万两。优厚的兵饷制度造就了大批“湘军富翁”。
天京城破之后，大批湘军将领荣归故里，长沙城内顿时“甲等峥嵘”、“簪缨叠起”，新增“宫保第”十三家之多。曾国荃在长沙也修建了多处房产，像1882年移居的贡院西街住所就是其中之一。其他将领如郭松林、杨厚庵、卢俊三等在长沙也有多所豪宅。
湘乡一县更是翻天覆地。如前文曾提到的率军“惟知掠夺”的几员大将，如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无一不是湘乡人。许多湘乡将领纷纷回乡置田建庄。除了曾国荃外，黄田乡章合才，官至提督，在白田一带置田六千余亩。同治三年至光绪三年，建成一百零八间和九十四间的庄园各一栋。横洲乡陈于同治三年六月独领一军攻入南京，抢劫金银财物，船运至家，置田数千亩，人称“陈百万”。湘潭的郭松林，因战功被封一等轻车都尉，“出军中获资，置田宅值十余万”。临湘人刘，入湘军后，官至台湾道，后革职抄家时，抄出田契四百三十一张，值银六千二百九十两，房产六十间，值银四千五百八十八两。
湖南风俗原本敦朴，耕农之余，游闲甚少。然自军功绅士成批涌现之后，长沙府县之人则“衣必绮罗，出必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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