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虽然孙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绪帝批准条约，但光绪帝没有答应，拒绝用宝签字。光绪帝想，要想废约再战，也只有迁都一条路了，所以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力争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说“大可不必”，这样，光绪帝惟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西太后等强词逼迫，顿足流涕地在条约上签了字，批准了《马关条约》。
三、锐意维新千古遗恨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举国震惊，人们愤慨悲痛，为堂堂天朝的衰败而叹息，形成了“四万万人齐下泪”的悲壮局面。在时代的逼迫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逐渐高涨，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统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强之术的热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时代波涛的冲击下，光绪帝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机的时期。
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批准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等不平等内容，大清王朝的权益大量丧失，这使光绪帝陷入极度的痛苦和郁闷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丧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吗？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为什么竟会败于“弹丸小国”之手？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寝食难安，坐卧不宁。
中国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强？对此，光绪帝虽有满腔热忱，但却不知从何下手。这时，翁同龢再一次充当了光绪帝的指路导师。翁同龢自任光绪帝的师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绪帝培养成“明君”。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龢积极主战，同孙毓汶等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翁同龢十分震惊，他认识到，光靠祖先的遗训是无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变化较快，从一个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统人物变为颇具维新思想的开明人物了。翁同龢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光绪帝。翁同龢多次在光绪帝面前陈述西方的长处，指出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并多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及其主张。事实上，光绪帝最初就是通过翁同龢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况，翁同和等人的开导和启发，使愁闷苦恼的光绪帝茅塞顿开，如梦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条救国的道路隐隐约约地展示在他的面前。这使光绪帝异常兴奋，他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形势产生了兴趣，也喜欢读新书了。
为了更多地了解外洋形势，光绪帝通过各种途径搜寻有关国外情形的书。光绪帝向翁同龢等人索要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加阅览，对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天，通过翁同龢的“代呈”，光绪帝得到了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及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得到这些书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有时伏案苦读，有时沉思不已，读到精彩处更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拍手称绝。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光绪帝所看的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西方各国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然而他毕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这时候，光绪帝的思想更加豁朗，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许多地方都落后于洋人，很多事情都无法与列强相比，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视现实，使光绪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虚渺观念开始破灭，对传统思想和先祖遗训开始怀疑，甚至唾弃。光绪帝对那些夜郎自大、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开始露出厌恶的情绪，甚至把原先奉为治国之宝的经典之书视为无用之物，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命手下人焚之。到此时，光绪帝不仅有救国的热诚，而且找到了救国的道路，那就是变法维新。他决心要仿照外国来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但这时候，光绪帝仍然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没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独断的决策权。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缚，下有众多顽固派的阻挠和抵制。光绪帝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改革，谈何容易！为了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把变法愿望付诸事实，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四年春、夏之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绪帝冲破顽固派的阻挠，打通同康有为等人的联系。此前，由于顽固派的干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以及前几次上清帝书，光绪均未看到。光绪二十一年，光绪帝间接见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便十分赞赏。以后，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以极其沉重忧伤的语调指出，如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恐怕日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意思是说不改革就有可能重演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悲剧。康有为的论断在光绪帝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光绪帝赞赏康有为的忠肝义胆，更激起了他变法图强的信念和决心。他立即给总署诸臣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要即日呈递，不得阻格。这就初步打通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联系。其次，光绪帝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行动，帮助他们迎击顽固派的破坏。面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顽固派如丧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针对顽固派的进攻，光绪帝鲜明地站在康有为等人一边，他说：“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以便组织变法力量。封建顽固派官僚纷纷起来攻击，御史文悌上了一个奏折，污蔑康有为是招诱党羽，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则乱国。在这危急时刻，光绪帝针锋相对，质问顽固派说：“会能保国，岂不甚善！”及时地支持了保国会。最后，光绪要争取西太后的许可，取得变法决策权。光绪帝心中明白，不争取决策权，换句话说，不取得西太后的许可，所谓变法最终是一句空话。光绪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公开向西太后要权了。光绪帝曾召见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国之君，如仍不给我事权，宁可退位。”奕劻找西太后去说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让他坐了。”可沉思了一会，西太后明白现在还不到废帝的时候，于是她让奕劻转告光诸帝：“皇上办事，太后不会阻拦。”光绪帝听到此话，长长出了一口闷气，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光绪帝总算争得了一点变法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很不稳定的，但它却是变法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
光绪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绪帝断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鞭挞了那些墨守陈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颓衰的严酷时局；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诏令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发愤为雄。自《明定国是》诏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到9月21日变法夭折，共计103天。在这一段时间内，光绪帝共发布改革谕旨180条左右，最多的一天竟发布11条谕旨。从所发布谕旨的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到国家生活各个重要的方面，主要有：选拔、任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才；开办学堂、发展近代教育；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留学；发展近代工商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奖励发明创造；整顿民事，改革财政；整顿海陆军，加强国防力量等。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犹如一声炸雷，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员士大夫，拍手称快，积极响应，争谈变法，他们从光绪帝的变革中，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封建顽固派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他们不学无术，因循守旧，鼠目寸光，只知图高官厚禄，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置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于不顾，形成一种十分腐朽顽固的社会力量。光绪帝要变法改革，不仅撞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触及到这些顽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对。所以，光绪帝和维新派所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国大地上变成现实，必然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斗争。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为了控制变法的势头并为以后绞杀维新运动准备条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措施，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绪帝发布谕旨宣布：一，以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逐出京城回籍，由此砍掉了光绪帝的左膀右臂；二，规定以后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员都需向西太后谢恩，由此控制了人事任免权；三，将王文韶调进中央为军机大臣，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由此抓住了京师重地的军权。这些谕旨的实质就在于，西太后不仅控制了军政权力，加强了顽固守旧力量，还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对西太后的压力，光绪帝也采取了对策。第二天（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召见的地点就在西太后身边、颐和园的仁寿殿。他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其专折奏事。但与西太后扶持顽固派的力度相比，光绪的手段就软多了。
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八月中旬，变法已进行了近3个月，光绪帝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实际进展缓慢，成效不大。在这期间，光绪帝尝到了改革的酸辣苦咸，也感受到了守旧派的愚昧和狡诈。但是，他知道改革变法的事业不能停止，必须继续前进，否则将前功尽弃。所以，在8月中下旬，光绪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变法运动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