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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青年才俊早已没有了前辈们的书生意气，就算八国联军再打回来，他们大概只会为能更兵不血刃地得到出洋机会而感到欢心鼓舞吧。即便不效法汪主席的曲线救国，“五四”一代的精神优越也早就丧失殆尽，读书不再是修齐治平，而越发堕落成了谋生手段，那些被迫留在祖国大地看家护院的二流货色，恐怕也都正削尖脑袋向权、钱看齐。连神圣的《国际歌》词都在被悄悄地阉割（完整歌词的后三段因‘可能煽动群众无政府主义倾向’而在我国公开发表时被删除），费力不讨好地去替弱势群体摇旗呐喊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非但不可能有任何现实好处，浪费时间、精力之余，保不齐还可能被当成破坏和谐社会的“别有用心”而清除出阶级队伍。一向极不合群的冯业竟能冒天下之大不韪，着实让人有些大跌眼镜。
虽然案情不清、证据不足，但枕流觉得，人家可能在做自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即使曾经让自己下不来台，此时此刻又在冲毫无恶意的程毅发难，但徐枕流还是决定息事宁人。他拉了拉正有些不知所措的程毅，清清嗓子，打算取而代之。
“我来献个丑吧，”一个清亮的声音从光线深处响起，在这有点儿剑拔弩张的关头，显得愈发柔和。
是班主任。
于是，党代会招手，人大代表举手，政协委员拍手，欢呼声中，《爱的代价》缓缓响起。
虽然本就是位“名义元首”，当班的人事部门平日里又少人问津，但袁扉老师倒真是静谧得可以。按理说，像这种中层行政干部往往是朝九晚五，即便只有报纸茶杯相伴，也得随时在射程范围内待命。奇。ｃom书可是，不大的校园里，却整学期也难得见到那似乎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脚步，你明明知道她就在此山中，可永远云深不知处，但这种略带萧索的“朝隐”却无半点儿神秘或者刻意，因为倘若你随时推开三楼尽头那扇半掩的木门，就立刻能有个温温的微笑尽在眼底。
此次聚会，班主任自然位于受邀的名单之中，不出意外，她原本并没有打算凑这个热闹，理由也的确冠冕堂皇：不愿在年轻人堆儿里“鹤立鸡群”。可负责三顾茅庐的偏巧正是苏韵文，经过一番软磨，袁扉还是欣然赴约。其实，真正的如水的性情该是随物附形、顺其自然，也就是佛教徒们常挂在嘴边的“随缘”，一味拒人千里之外，反倒显得做作。而当这种存在似乎开始被遗忘时，她又会毫不突兀地出现在你面前，就像刚才的化险为夷。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象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
时常听到有人质疑中国权力运行的非透明化，并以此生发乃至煽动出一系列不满，其实，在绝对值一定的条件下，信息享有密度的与单位渠道内个体数量成反比，简单说就是，十几亿人的社会中想不隐瞒点儿什么都难，与政治态度无关。反过来，要真把欧美国家的监督机制推而广之，大概习惯于关起门来男盗女娼的中国人反而该觉得不习惯了，比如像语研院这种小圈子，舆论的“监督”就已经近乎人人自危的程度，即使像袁老师那样低调，依然难逃无所不在的口耳相传。
据陆远航援引某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之言论称，别看袁扉不声不响，出手却是稳、准、狠，当年也曾惊起一滩鸥鹭的她，于万花丛中准确地相中未来的“绩优股”，为后半生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东床快婿原本也是学界科班出身，二人在当年的研会校际联谊中结识，也算得才子佳人、鸳鸯蝴蝶，当然，想让姑娘点头还得慢慢奋斗。那会儿，正处在改革初期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到街上卖点什么都能比院长阔绰，于是乎，那位脑筋活络的师兄便弃文经商，凭着心理学出身的那点儿人情世故，不出几年便打下一片工农武装割据，进而事业、爱情双丰收，人家不屑于弄点儿培训、搞搞文化产业，更懒得靠变卖知识产权来换个没多大区别的活法儿，而是一不做二不休，要玩儿就玩儿大的。总而言之，时至今日，已成一路诸侯，多了不敢说，到南极洲或者北冰洋投资移民大概是没什么问题，一句话，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北京城是容不下他了。
故事在流传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到善意的加工或者恶意的篡改，从《荷马史诗》、《格萨尔王传》到《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是历代民间文艺工作者大力支持下的心血结晶。从信息论角度讲，噪音必然导致失真，随着故事那扣人心弦的艺术性逐渐加强，距离原始真实也就难免渐行渐远，有得必有失嘛，若非如此，后世那些有考据癖的“钩沉学家”们大概就要没饭吃了。
正如神探李昌钰博士所说：“有百分之四十的人证会出存在重大问题，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事情的反面，通过一个线索，去怀疑，并找出真相。”其实，任何传言都要先画个问号，尤其是当它与散布者本人构成千丝万缕联系的时候。落实到关于袁老师的种种，从远航那里得知的点点滴滴显然就很值得存疑，她当初能平趟研院招生部门，就是通过魏一诚抄的人家这条后路。不仅如此，陆姑娘甚至怀疑袁、魏二人曾经有过超出普通朋友的亲密，可却又拿不出任何有像样说服力的论据，推理的逻辑线条不过是那些可以有无数种解释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远航之所以会热衷于自爆猛料，当然与她一贯的想象力以及发散思维有难解之缘，但这也是女孩子们中司空见惯的常用伎俩。的确，在此问题上，两性差异又是分道扬镳，男人们对另一半的罗曼史往往讳莫如深，稍作打听便有小肚鸡肠之嫌，但女性朋友却正相反，她们更喜欢半嗔半喜地宣传自己的“他”如何倾倒众生、见血封喉。这也难怪，和做生意的道理一样：商家们总是吆喝“进来随便看看”，即使买卖不成，也乐得有个人气；然而，掏钱的主顾恐怕绝不希望自己拿回家的衣服被别人试过，无论后来洗得多么干净。
有鉴于此，尽管袁扉身上笼罩着一层宫怨词般的迷离，但徐枕流对关于她的流言却总是敬而远之。当然，信不信由你，传闻很可能被杜撰过，但也多少会存有些许真理的种子。
连旁观者都是雾里看花，当局的陆远航自然就更难分清南北东西了，原本甘居人后的她，待袁老师在掌声中谢幕不久，便找个台阶、自告奋勇，一首每次唱K必点的《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
“情人的眼中，祈求望不见清晨；你不想，我偏要，是一个名份。难留低你身，能留下也成负心；你不要，但却问，我会不会等。天下浪子不独你一人，你说有缘没有份；天下弱者不是只得我，到处也是寂寞情人……”
歌词是粤语的，可却难不倒真正的“业内人士”。
十三、恩怨
据说，一位曾长期主持策反工作的中央情报局退休高官曾经总结过，叛逃者的动机可以粗略归结为三类：为钱，为信仰，为女人。
其实，不仅仅是遗臭万年的投敌卖国，所有的思变举动中都能找到以上三者的痕迹。比如，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普查数据表明，深圳逾700万常驻人口中，拥有本地“户口”的仅占约六分之一，如此高的外来比例，大概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出第二份儿。之所以有那么多背井离乡的“闯世界”，其目的恐怕也无非是财产、体面或者爱情。
古都北京作为党中央所在地，当然不能落下个排外的骂名，在这里拿到一纸户口要远比虽然寸土寸金但依然风景如画的珠江三角洲容易很多，比如考进语研院的大大小小便可自动生成个崭新的身份证明，虽然户籍还只是暂时先算作集体的。于是，49年进城时的仅仅200万父老，发展到今天，好家伙，怕是加个零都挡不住。当然，其代价也显而易见，否则也不会为了避免让外国运动员不如咱们皮实的上呼吸道不至于反复感染、乃至弄出大事而在奥运期间把无数白白消耗着成千上万财富的工程临时叫停；不过，等洋大人抹抹嘴儿开路之后，京城老少爷们儿还得接着消受。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遭此厄运的也不光咱金山上的北京，传统体制下，任何政治中心都难免被反复洗牌，最终演变成一种割舍不断的性格。统治这里的往往都是外来者，正像老蒋跑到台湾搞土改一样，慷他人之慨，比崽卖爷田更甚，反正也不是他们家的，怎么糟蹋都不心疼。还是人家马克斯&；#8226；韦伯在万里之外分析得对，北京属于那种标准的“官僚城市”，除了少数世代靠卖苦力为生的商贩走卒，别人（旧时主要为官吏及家属）都只把此处当成人生中的一站而已，连皇帝老子都算上，任何人真正的家也不在这儿。所以呀，地头蛇与过江龙之争可以休矣，尤其在谁也说不清未来会怎样的今天，也好让枕流这样的“土著”身上少背些指桑骂槐。
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变成真理，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正如带着蒙古包逐水草而居的草原民族那样，中国人的观念中，一窝小猪盘踞在哪里，哪里就成了“家”（汉字“家”，上面的“宀”象征屋舍，下面的“豕”即为猪）。如今的伟大首都饲料充足，人丁也就随之兴旺起来，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