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朝中传说摄政王载沣要干掉他，据说他已经秘密从第六镇调集死士自卫，但却只是丢了官帽子，归隐彰德。此番遇刺，凶险最大，则开启了他当国的契机。
世上之事，福兮祸兮，向来都很难说。对于乱世之奸雄袁世凯，就更难说。
第八幕 笔杆子和枪杆子
〔革命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这两杆子能折腾出事儿来，还得靠时运。〕
【《民报》：顽童革命党的涂鸦】
《民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大学问家章太炎做主编的时候，声誉很是不错，跟康梁的保皇党们，打了许多大仗，据我们的教科书说，把康梁们打趴下了，从此以后，革命战胜了保皇。是不是真的这样，不好说，但当时的《民报》，在不安分的人们中间，的确很有名气。
章太炎是晚清最有名的学者俞樾先生的高足，这个俞樾，是曾国藩的门生，因为一句“花落春仍在”的帖试诗，大受赏识。后来因主持河南乡试出题出得太怪，被都老爷参了下来，从此以后专心做学问。曾国藩有名言曰，俞樾拼命做学问，李鸿章拼命做官。拼命做学问的俞樾的弟子章炳麟（太炎），也是一个做学问拼命的人。学问做得很大，现在看他的学术类文章，经史子集，加上佛学，任马由缰，没点功夫，根本看不下来。但他主持《民报》，还是立意在宣传，党内好些人嫌他学究气太重，不够通俗，多少有些冤枉，在多数情况下，章太炎其实是尽量通俗来着，但是让此老写陈天华那样的打油诗，也不大现实。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在他主持下，《民报》上，还有漫画。
《民报》上的漫画，画的都是晚清的名人。名人可是名人，在《民报》那里，变了一个称谓，叫做汉奸。已经死去的曾、左、李，名曰“过去之汉奸”。曾国藩顶戴花翎的头面，却给安了一个蟒蛇身子。左宗棠也是一样，人面兽身。李鸿章是人面鱼身，这个身高一米八的汉子，成了美男鱼，跟哥本哈根的那尊小美人鱼有一比。这样的漫画造型，只有曾国藩的像有点根据。据说，由于曾国藩浑身长癣，常年都雇人挠痒，身上一层层地往下掉鳞皮，所以人们传说，他是大蟒蛇变的，特意来拯救清朝天下的。当然，也有传说，所谓蟒蛇，是西山十戾之一，原本就是乱世的妖魔下界。曾国藩的出现，无非是天下大乱的征兆。不管怎么说，把曾国藩画成｜人面蛇身，不为无因。但左宗棠为什么是兽身，李鸿章为何是鱼身，就不明白了。我想，反正是骂人，大概是为了搭配曾国藩同时有所区别吧，一个既然是蛇了，剩下两个，只能一个兽，一个鱼。
还有三位清朝新政时期的名人，也就是《民报》办的时候，还活着的名人。他们的命运，似乎比他们的前辈更差些，这些漫画，名曰“现在之汉奸真相图”。其中，袁世凯是个半身像，脸被剖开。张之洞顶戴花翎，但脑袋却被放在胯下。岑春煊也是顶戴花翎，但脑袋是倒着放在脖子上面的。这三位都是清朝新政时期最有名，地位最高的名臣，人称张之洞有学无术，袁世凯无学有术，岑春煊不学无术。还有说，张之洞是士屠，因为镇压自立军起义，袁世凯是民屠，因为练兵的时候擅杀菜农，岑春煊是官屠，因为他特别喜欢参下属官员。尽管评价不一，但谁也否认不了他们三人的地位。历史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三人是绕不开的，当然，清朝也离不开他们三个。因此，这三人对于革命党来说，也是最大的敌人，或者说，最危险的汉奸。革命党人立意排满，因此他们说的汉奸跟我们现在有所不同，凡是汉人给满人做事的，都是汉奸。不过，三人之中，袁世凯是被贬低得比较轻的一个，只是把他的脸剖开了而已，似乎暗示此人有多重面目。其实，同盟会成立之后，还不断有革命党人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据说有人还去联络过他，没有反响，也没给绑去讨赏。
宣传品上有漫画，并不起于革命党人的报纸。晚清打教（基督教）的揭帖上，早就有类似的东西。把传教士和教民画成｜人面猪身，或者猪面人身的都有。比较高档的揭帖上也有清朝大臣的漫画，有正面的人物，比如左宗棠，比如操办了贵州教案的贵州提督田兴恕，都被画得很威猛，下面的题词也极尽奉承。但是，对另一些人就不那么尊重了，其中就有李鸿章。李鸿章不仅在后来的教科书上形象极差，就是在当时，也被打教的绅民与革命党人共同视为汉奸。前者说他是洋人的汉奸，后者说他是满人的汉奸。
这些漫画出品的时候，西方已经有了比较好玩的漫画，连环漫画，漫画里的人物，已经不再是坏人，他们的好玩与滑稽，引得老少皆迷。西方报纸上的政治讽刺漫画出现得更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就很流行了。画得幽默、好玩，而且具有讽刺意义。但是，在中国，即使立意学习西方的人所办的报纸，上面所谓的漫画，还是骂人的宣泄，就跟顽童平时看不上谁，就在墙上涂鸦，丑化某人，然后写上×谁谁的妈，或者谁谁是大王八没有太多的区别。这种顽童伎俩，在打教揭帖上得到了发扬，现在则轮到了革命党来进一步发扬光大。看来，这种漫画的演化，脉络相当清晰。《民报》也好，揭帖也好，大家画这种把人画成畜生的画，无论画技高低，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泄愤。只是这样的泄愤，对于有同样愤忿的人而言，当然有用。国内不安分的人们，喜欢看这些东西。但是对于那些并不如此“愤清”的人们，也许就没用了。不管怎样，革命党还是期待自己的报纸在国内掀起风浪。海关不让进口，就偷偷往里带，特别是让满人留学生往国内带。先把成捆的《民报》包好，上面写着“法政论丛”，然后交给相识的满人留学生，让他们带给国内的某人。过海关的时候，海关人员看见既是满人，而且头上有辫子，自然就不查了。这些夹带的满人，是真不知情，还是假作不知呢？天知道。
不过，后来我们在革命党人的回忆中，提及他们的革命启蒙读物，似乎很少提到《民报》。不是《扬州十日》，就是《嘉定三屠》，再就是《革命军》和《猛回头》、《警世钟》这样的小册子。
【《大江报》：不得不说的文字狱案】
说到武昌起义，必然要说到一桩文字狱，这就是大江报案。《大江报》有个“大”字，但实际上是一个小报，原来叫《大江白话报》，后来因报道汉口黄包车夫吴一狗案，敢于直言，成了气候（1910年底，黄包车夫吴一狗在汉口英租界暴毙，民众怀疑被英人所虐，聚众示威，结果遭到英军开枪射击，打死打伤多人。民众被激怒，华洋对立严重。事发后，张彪派军警弹压，大失民心。），但规模依然不大，总编辑加编辑兼记者，拢共才有两人，一个詹大悲，一个何海鸣。这两位都是近代历史上特别出名的革命党和报人，前者一直激进，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个老资格的国民党元老，居然被国民党桂系清党时给杀掉。后者在二次革命时，扮演了一个武人的角色，在南京的抵抗中很是出了回风头，后来就颓废，变成蝴蝶鸳鸯派文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不过，在《大江报》案发之前，这两人的名头还不怎样响。做报人，当年首选上海，其次才轮得到北京。武汉报业不发达，不管怎样敢言，也无非是茶杯里的风暴，外面不大理会的。讥讽时政，是当年革命党人办报的一个特点。《大江报》碰过初上任的端方，惹过新军统制张彪，让总督瑞澂也不很愉快，姿态也一点不低调，报馆从总编、编辑到会计并门房，都没有辫子。可是，历任当政者都忍了，真正让《大江报》倒霉的，是两篇不长的短文时评。一篇是何海鸣写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篇是黄侃写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特别是后一篇，虽然仅仅不足三百字，但光一个标题，就吓煞个人，分明是在鼓吹革命造反。黄侃后来成了国学大师，很是守旧，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激进得不得了的新军士兵。这篇文字，据说是他在跟詹大悲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一挥而就的。当时虽然报禁已开，但这样的言论，明摆着是“煽动祸乱”，没法让当局无动于衷。当然，即便如此，实情也可能如当时的舆论所说，《大江报》无非是平时零碎得罪了当道，此时被借这两篇过激言论开刀罢了。不过如果真的是这样，湖北的地方官在挨骂的时候不敢动作，非得抓住把柄才能处罚报人，说明这些地方官还是讲规矩的。此前（1910年初）陈夔龙做总督时，《武汉新报》主编张汉杰撰文讥讽了他，就被逮捕下狱，有黎元洪为之缓颊，还被判了一年多。
《大江报》被查封，消息是他们自己用电报传出来的，此后，上海的报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关注。据跟《申报》齐名的《时报》报道，当大批的警察赶到报馆，当事人一个都不在，詹大悲和何海鸣都是后来陆续捕到的。詹大悲先落网，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拒不告诉警方何海鸣在何处。对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说是来自外稿，作者不知。要打要杀，他一个人扛着。后来落网的何海鸣，也不含糊。《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署名一个“海”字，按说他不认账也可以，浑赖就是，但是他认了。不仅如此，两人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把个法官驳得一愣一愣的。每次开庭，两人都理直气壮，报道中经常会出现两人当庭“大怒”的字样，反过来，法官倒是一点怒不起来，唯唯诺诺。
大江报案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武汉可怜的报界和各界团体，纷纷递交呈文，为《大江报》说情。但是，武汉以外的报纸，可就没这么客气，天天冷嘲热讽，旗帜鲜明地站在《大江报》一边说话。甚至还恶心说，抄查当日，报馆买的一担西瓜，也被警察给吃了。还说，像《大江报》这种言论，在各地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