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因为他们批评政治局的“前进和进攻路线”。
《邓小平传略》这祥形容博古、洛甫反对者的观点： 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方配政策。⑤
这些都是毛泽东的观点，并且自从他成为共产党的无可争议领袖之后，这些观点一直被奉为是正确的。但博古和洛甫没有指名批判毛泽东，因为他在当地很有威望，也许还因为共产国际要求博古和洛甫要避免公开与他作对。而毛本人也很谨慎。他没有去保护受到点名批判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同胞兄弟，还公开支持博古和洛甫的某些政策。1933年7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春季反蒋介石第四次军事围剿的胜利应归功于党的正确的进攻路线，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决地“反对低估革命形势，反对那些要在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前惊慌逃跑的机会主义分子”。⑥
邓小平则成为这一运动斗争的目标。4月15日，洛甫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点名批判了他，曾在上海与邓有密切工作关系的李维汉，5月6日在另一篇文章中号召对他进行“残酷的斗争”。李维汉指责他反对党的“前进和进攻路线”，公然反对进攻大城市和把红军发展到百万之众的决策，对党的新领导集体缺乏信心，不相信共产国际。最后的这一项指控最耐人寻味。这表示，无论邓小平对李立三路线的观点如何，至少他们都是一样的爱国主义者。李维汉的文章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是在何时及如何表达他的观点的。但可以明显看出的是，即使在他政治生涯这一关口，邓小平也不屑于掩饰他对重大政策问题的看法。
邓小平也许曾被拘禁。他当然被迫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他的枪支被解除，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到根据地北边的一个县担任一名“区巡视员”⑦。
据一位中国史专家的说法，当时党的领导可能是害怕邓小平在那个偏远的县城“会出事”⑧。不管是不是这个原因，只过了几个星期，他就被凋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这意味着他得到了完全平反。这要感谢王稼洋和罗荣桓。王稼祥是回国留学生，罗荣桓是职业军人。王稼祥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但他的职位在党内毕竟低于博古和洛甫，因此这一举措显示了相当大的勇气。
1933年夏天，邓小平被凋到政治部宣传处担任新创建的周刊《红星》报的主编。在这项工作岗位上，他平静地度过了一年。他远离前线（但从1934年春天以后离前线就越来越近）；而且也处于决策圈之外。当时蒋介石1933年10月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正威胁着根据地的存亡。
蒋介石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调动了将近百万大兵。其中近半数属于由南京国防部直镜统率的中央军。在进攻前，蒋对七千多名军官进行了特别的训练，包括政治教导，并且制定了全面的战略方针和详细的作战计划。他的战略方针是从北面进攻根据地，并封锁其它三个方向的任何出口。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步步为营，堡垒推进。在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之间，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周围和内部共修建了一万四千多个堡垒，有一些规模很大，可以容纳几百人。
红军对此束手无策。毛泽东后来声称如果继续运用他在1927年到1932年之间总结出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采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就可以保住根据地。事实上蒋介石正是针对共产党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制定他的作战策略的，他在前线的指挥官都非常谨慎避免被诱莽撞前进，同时在前进时注意相互照应。毛泽东并不比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人更有可能阻止住蒋的进攻。当时负责指挥的是周恩来（第一方面政治委员）、博古（党的领导）和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周恩来于1932年10月接替毛泽东担任该职——原文注）但这三个人的失败在政治上给毛泽东提供了最终赢得党的领导权的机会。
夏天，周恩来、博古和李德认为无法守住根据地，为了生存。必须撤离，并制定了周密的撤退汁划。队伍带着大批辎重物资作战略转移，行军了两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才察觉，而等到再调兵攻打时，队伍已经走出五百英里远了。当时他们尚未决定大队人马应该向何处去，而只有一个临时的目标：前往湖南南部的偏远农村。从那里有几条路线可以选择，一是向北到湖南西北部的一个小根据地；一是向西进入由军阀控制的地区。当然，他们之中谁也没有想到，他们所策划和执行的这项行动，当时称之为“转移”，结果却变成了“长征”，足足走了一年，长达二万五千里。
在长征开始时，邓小平仍是《红星》报的编辑。军（应为主编。——译注）队出发时携带了大量装备，肯定也包括编印报纸所需的设备。但11月底，在他们横渡广西东北部的湘江时受到三面夹击，大部分装备被迫丢掉了。尽管如此，六个星期后，当军队在贵州省遵义进行第一次休整时，还是出版了一期综合性的特刊。邓小平一定参与了特刊的编纂。另外，他又一次担任了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代替正在生病的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此处有误。邓颖超只担任过管理档案的秘书——译注）手上有很多工作要处理。
1月15日到17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使遵义闻名遐迩。正统的毛主义者认为，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实际上，会议的结果并没有这样明确。现有的资料表明毛泽东只是成功地促使参加长征的六名政治局委员中的大多数同意开会讨论江西的失败；并抓住这个机会作了精心准备的发言，抨击周恩来、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战略，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在会上，或会议一结束，他就成为政治局常委，进入了核心机构，并在党内成为周恩来的军事助手。三周之后，他才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在离遵义很远地方召开的又一次更大范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包含毛遵义发言主要观点的各项决议获得通过，党的高层人事进一步发生变动。曾在遵义支持毛泽东的洛甫接替博古成为“负责全面工作的同志”。曾在1933年解救邓小平并同样支持了毛的王嫁祥，成为正式的政治局委员。在军队中，毛泽东在3月份担任了新成立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并和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一直担任总司令的朱德曾经平静地接受二位文官和一位外国人的领导，现在同样平静地接受了新的变动。已经不受欢迎的李德被派到一个基层指挥部视察前线指挥情况。
邓小平参加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他一定在准备和发布各项决议中做了大量工作。在那以后，他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事可做。直到5月中旬在他（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以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了多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译注）的家乡四川的会理召开了另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止。在这次会上，发生了对毛的反击。尽管部队在月初成功地渡过了金沙江，但付出的代价是沿贵州和云南的西南部绕了一个大圈，路上大批士兵疲惫而死。一些高层指挥官抱怨部队指挥不力。但毛泽东击败了他们，在捍卫自己方面，他同在遵义会议上一样，所向无敌。
紧接着的整个夏天，是在毛泽东和张国焘间的谈判中度过的。毛泽东或多或少地得到江西出来的政治领导人的支持。张国焘是第四方面军政委。第四方面军从1932年起就在四川一带活动，当时的兵力比第一方面军强五六倍。经过八个月的征战，红一方面军已经从七万人减少到不到一万人。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张国焘很长时间一直是政治局委员，因此毛泽东一点也不敢小看他。
当时有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处于抉择关头，最重要的就是这支汇合在一起的七万多人的队伍该向何方去？是北上向更靠近苏联的地区推进？还是留在四川？因为四川远离南京，政治上对它鞭长莫及。经过四次会次的讨论，最后制定了一项新的行动计划，确立了新的指挥系统，以及把部队分成左右两军共同北上的计划。毛泽东坚持北上的意见占了上风；但张国焘替代周恩来成为红军总政委，同时使整个红一方面军成为他自己指挥部的下属，由第四方面军的人分别担任司令和政委。
8月底最终达成的这些方案只维持了两个星期。9月初，张决定并下令整个部队转向南行。左路军的全体和右路军中他的部下听从了他的命令。但右路军的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颈导人拒绝服从。他们行使党的权力命令张国焘继续北进（“不得反对；不得拖延；不得违抗”）⑨，他们自己带领约五千人开始向北走。大约是在夏天，邓小平离开党中央来到红一军团宣传部。该部队在长征中一直由林彪领导。邓小平的任务是向林彪剩下的二三千名战士（原有一万八千人）解释毛泽东的军队的奋斗目标和理由。标志毛泽东与张国焘彻底决裂的政治局会议于9月12日召开，传达和解释会议决议的任务自然落到了邓小平的身上。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的部队要继续北上（毛提出目标是，在临近苏联的边界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然后再向东发展）⑩；红军队伍要进行整编，由彭德怀任司令，毛任政委（朱德和张国焘留在指挥部）；最后，红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毛的队伍在出发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抵达长城脚下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小支红军1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