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的队伍在出发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抵达长城脚下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小支红军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的小根据地，最终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存（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曾遇到任何生命危险。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和任何志愿性质的攻击任务。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为长征的军事重点（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二十二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十八名勇士活下来）。
然而，正像四年以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长征对邓小平也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的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队伍两次穿越条件尤为险恶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这支小队伍最终到达的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讯条件不良、还离大城镇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动员不到群众支持红军。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冲蚀。这个没有植被的地方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但一下起雨来黄土就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昏天黑地的沙暴。
一开始，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总部移至延安。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概有二万人。今天，城墙已不复存在。但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留下来的还有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窑洞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勤奋、简朴和节俭。
注释：
①《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②聂荣臻：《红星之路》第110页。
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53页。
④《邓小平传略》第9页。
⑤同上书，第10页。
⑥肖祚良：《权力关系》，第242页。
⑦《邓小平传略》，第10页。
⑧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166页。
⑨本杰明·扬著：《从革命到政治》第159页。
⑩同上书，第165页。
邓小平传……第六章 山中一兵
第六章 山中一兵
1935一1945年
1935年8月1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地方，正为会师后的军队到什么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争论时，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自从1934年夏秋设在上海的党的中继站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后，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此时无论是毛还是张对这一事态的进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陕西的六周后，毛才从林彪的叔叔，从莫斯科派回寻找前方党的领导人并汇报远方事态进展情况的林育英那儿听说了这件事。对林育英来说，找到毛等人就像他通过蒙古沙漠一样幸运。张国焘知道这件事还要晚些，是毛通过他设在保安与中央联系的电台有选择地告诉他的。
王明之所以发表抗日宣言，是因为苏联对日采取了新政策。出于对日本陆海军扩张政策野心的担忧，斯大林确定苏联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蒋介石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联盟。这就要求苏联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是1932年建立的），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内战。为了促使这两点成为可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放弃自1927年以来建立独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会政策，停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的攻击与辱骂。
毛泽东对中国奋起反抗日本的愿望比斯大林更为强烈。并且认为，唯有在全国统一战线的构架内才能更有效地对付日本人的进攻。他痛恨蒋介石和痛恨蒋的政策一样，因此想要寻求既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但又不是以蒋作为这个战线的唯一领袖的方法。他选择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战线。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宣言，即中共愿和一切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并要求国民党部队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他们“民主权利”和武装苏区民众。
毛行动迅速，1935年12月底在陕北的一个贫瘠的村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决议着重表明：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①
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到反日斗争”中去成为可能。但他仍然把蒋介石视为敌人，把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国”的政策联在一起。
这成了党的纲领。1936年，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向外宣传这一纲领。同时，毛和他的同僚们艰苦工作，为重建在长征中受到巨大损失的党和军队的力量而竭尽全力。他们采取了三个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和受蒋命令进攻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说服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向北与第一方面军会合。这三个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但在执行第三个军事行动过程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这一代价就是第四方面军在西征新疆时损失了三分之二。1936年7月，张国焘开始率领二、四方面军向北进军，但是他并不愿意和毛领导的部队会合，因此对于这一损失，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作为改组后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至少他对西征的战略目的是默认的。从军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辉煌的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从政治上看，张国焘本人的名声和权力彻底丧失了，当他最终回到延安时，受到了公开的批评。
不久，共产党人就与围剿他们的地方军的指挥官缔结了互不侵犯的协定。这些地方军首领的背景和经历给了他们以很大的帮助。杨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当共产党人在冯玉祥部活动时，他就是冯的助手。另一个就是张学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他和他军队中的大多数部下一祥，要求抗日，不愿剿共。经过在延安和西安的谈判，1936年春双方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并建立了贸易和电台的联系。
1936年，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变得更强硬了。但他仍然坚持首先要剿灭共产党。因此他对张、杨的行为极为恼火。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军进驻西北。12月他又飞抵西安，迫令张、杨剿共，并威胁，要不就将张、杨的部队调往中原，远离他们的地盘。
蒋下榻于西安东部临潼依山而建的温泉——华清池。12月9日，由学生带领的示威队伍向临潼进发。要求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张学良告诉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们，并公开向他们允诺：“在一周内给予明确答复”②。三天以后，军队根据张的命令捉拿了蒋介石。据说蒋是听到士兵在外面敲门时，穿着睡衣逃到山顶的一个小亭子里，后来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共产党从没有说过要对这起事变负责任，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此事。总之，根据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件事表示震惊。一开始，他们在保安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庆祝他们的头号敌人被捉，毛和其他领导人都谈到要处死蒋。然而，几天以后，他们变得冷静了，并准备释放蒋，以换取蒋消除对共产党的敌意，共同抗日，这一转变与莫斯科的压力有点关系（莫斯科方面可通过电台和保安联系），但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机会。
12月16日，周恩来乘坐张提供的私人飞机飞抵西安。圣诞节那天，蒋被释放了。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字，但为了促张放他走，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承诺（杨虎城怕蒋日后报复，并不赞成这样做）。张陪同蒋去了南京。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立刻被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杨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蒋解散了他的军队。他再也没有指挥权了。
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以巩固周恩来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胜利。1937年2月，毛和他的同僚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放弃武装反蒋，苏区、红军与国统区、国民党军队合为一体，以换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积极开始准备抗日战争。这些建议没有被接受，但却开启了双方的正式谈判。在此后的四个月中，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了五次，并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双方达成了几项正式协议。这祥，共产党同意停止武装反蒋，停止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番号并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挥之下，为实现孙逸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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