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比较谨慎，然而也有极少数人明确表示，他们认为党所说的“互相监督”同党员实际上对待党外人士的态度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
批评——“鸣放”阶段持续了五周多的时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许多人的行动和言论表明，阶级斗争在中国并没有熄灭，并把“右派分子”说成是“滥用”整风运动，企图把历史推向倒退，是一伙攻击共产党、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人。在随后的六天内又连续发表了五篇社论。6月1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毛关于矛盾问题的讲话，并在配发的按语中指出，文章的作者对文章逐字进行了审阅并作了一些“订正和增删”。这篇文章包括区分“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这六条标准是后加上去的（一千八百多人听过毛在2月份所作的这篇讲话）：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它们是在毛的授意下公开发表的，这意味着一场反击即将开始了。
这场反击在一二天后便开始了，并很快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甚至波及到许多在鸣放期间或许是因为过于谨慎或缺少机会，而并没有发表任何言论的人身上，因为他们的出身可疑。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党以他们在其他时期违犯过党纪国活为甲，也被殃及了。最先落网的是许多小的非共产党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两个人被点名并被指责为反党阴谋的组织者。接着，这场运动便扩大到了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教授和学生身上。到初秋时节，工人、农民和省级党的干部都成了目标。一些组织还分配到了必须完成的名额。在政府机关，给那些预先内定好的受害者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以迫使他们认罪和收回他们的言论，其中有许多人被检举者说成是立场不稳的人，接下来就是宣判，不过有时也会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宣判。对绝大多数人的判决都是异常严厉的，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被无限期地发配到国家偏远地区的国营农场。一些重刑犯都是党员。享誉全国的女作家丁玲，因与党的宣传部中负责文学艺术的副局长发生争吵，便被送到了远在东北的劳改农场；年轻作家王蒙，因为写了一篇有关组织部中的一个党支部的官僚主义和死板僵化的工章，便被发配到了新疆。后来邓提拔他当了文化部长。在后来的二十多年当中，他们都没能回过北京。
百花的齐放和凋谢给国家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它导致了人才的巨大浪费，以及持续四十多年的新文学艺术时代的结束。它使毛感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以一种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他的。他对此的反应有两个：断言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决不能依靠他们；断定八大把中国的主要矛盾确定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完全错误的。而代之以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意味着，阶级斗争仍然要放在政治议程的首位。
无论是在毛准备发动他的“百花齐放”运动阶段。还是在反“右派”运动期间，邓小平和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一样，表现得非常积极。
在准备阶段，邓在各种各样的讲台上频频发表讲话。他的讲话表明，他是热心支持自由化的，只在“大民主”这个问题上同毛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一次党的会议上的讲话中，毛说，他赞成把大民主——自发的游行示威，甚至罢工——当作晋通群众表达他们希望党改变方法的一个途径。然而，邓则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1957年4月，他在西安向党的积极分子所作的一个报告中说：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波兰搞大民主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⒁。
多年以后，他坦言，反右运动是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被“严重地扩大化了”⒂。但这是他当时所持的态度吗？目前所有的唯一证据也是间接的。他在1957年9月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全党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把反右斗争说成是整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第二个阶段，并预言，这个阶段很快就会结束。他对此的估计是错误的。然而，这至少表明了他想把这场斗争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因为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地区组织任何斗争都需要时间和空间。除此之外，他的报告完全是以毛的一篇文章为依据的，毛在这篇文章中说，“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而对后者不应当采取最严厉的态度。这并不能够挽回他的声誉，但这也许足够使他得到一个公开的评价。注释：①根据1986年春官方导游向作者所作的介绍。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80页。
③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5页。
④《毛译东选集》第五卷，第59页。
⑤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第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6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6页。
⑧同上书，第321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13－214页。
⑩同上书，第245－246页。
⑾同上书，第235页。
⑿《邓小平传略》第23页。
⒀弗朗兹：《邓小平》，第165页。
⒁《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73页。
⒂同上书，第273页。
邓小平传……第九章 谋求跃进
第九章 谋求跃进
1957－1965年
从1956年9月获得升职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整整十年间，邓小平一直是众多事件的核心人物。他所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党的总书记——隶属于中央委员会——的职务，把他置于了这祥一个位置，这也是他的个性使然。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总是精神炮满地投入工作，发现问题，立即解决。他不是一个等待时机来临的人周恩来有时是这样；他也不像陈云那样，在自己的提议遭到批评或拒绝时就撤回。当他通过说服的方法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断定说服不能奏效时，他就会先斩后奏，甚至是斩而不奏。“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除了批评邓小平的政治观点之外中，也严厉批评了他这种办事作风。
作为总书记，邓是共产党的行政长官同时通过党管辖着其他一切国家机构（不过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主要是由毛泽东一个人来行使的）。邓运作的机构是书记处。书记处的成员一开始就配备得很强。到1958年5月，它的实力就更强了，当时，除邓本人和他的副手彭真之外，还有三位政治局委员加盟书记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又接管了党内外其他一些机构的权力。在“大跃进’期间，它从政府的最高机构国务院接管了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的主要职责，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能够组织动员群众运动，而国务院却不能；而且当国家需要采取应急行动以摆脱“大跃进”的不良影响时，它仍沿用了这一权限。后来，当毛越过除林彪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而擅自制定各种政策时，书记处作出了许多自己的决定。它接管了通常应该由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做的许多工作，因为这些机构只能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文件，而且只有在得到毛个人的认可之后才能发布。在彭真强有力的支持下，邓掌握了大部分权限与工作；毛后来批评说邓小平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王国”，并非言过其实。（原文如此。——译注）
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政治一直笼罩在大混乱和“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之中，而毛泽东的意图原本是想让中国走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道路。在毛发动的历次大的运动中，“大跃进”是独一无二的。毛并没有打算让这场运动剥夺任何阶层的社会财产或地位，也没有打算通过这场运动来清党或整党。然而它造成的死亡和带来的灾难却比其他任何一场运动都要惨重。
“大跃进”是继1957年12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而开始的。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实得到了顺利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基础得到了发展，工业产量的增长率大大提高（并超过了既定目标），每年平均增长近20％。全国铁路网增加了几千英里铁路线。然而，其他方面的发展则令人失望。尤其是农业产量的增长率一直很低（并低于既定目标），只有4％。这影响了轻工业的发展，并使党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以满足迅速增长的城市人口的需求；或者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农村人口的正常生活。其结果是，两者都要加以控制。
1956年春，党的领导人一致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农轻重的顺序和方法上应当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所不同。毛本人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表明了这个意见。他提出，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要加重一点；要给省和地方政府以更大的权力，让他们来作投资和其他的经济上的决定；要减少在远离市场和原材料供应的偏远地区建立新工厂。他说，事实证明苏联的发展模式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和需要，他甚至批评了苏联在运用这一模式时出现的“缺点和错误”。但他并没有说这个模式是错误的，或这个模式中的计划体制存在着根本的错误。然而他在此后的十八个月内却作出决定：中国应该彻底摈弃苏联模式，采用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完全是以对人性的不同看法为依据制定的，并运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利用资源和制定目标。
这个变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毛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还是他的性情变了？毛在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