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式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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