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邓用了“纲”这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速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毛求救。毛支持了他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不是邓的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有的职责都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进派分子的猛烈攻击。但现在他对抗的态度就不一样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个羞辱自己的检讨,而现在,1976年,当毛通过叶剑英逼他再作检讨时,他坚决拒绝了。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邓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术,但手术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1月8日逝世。虽然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所不信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进入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⑥。这些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要理会保邓。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竟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这则消息,让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的。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它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许多多士兵、工人和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搬走。
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行进到达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打着横幅,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照片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地怀念周恩来总理”。⑦有首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肃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政治局会议再次断定,清肃广场,解决反革命骚乱是必要的。会议要求毛远新向主席汇报这一结论,毛再次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⑧。
“天安门事件”从此很快被叫起来了。邓的地位又降低到了1969年时的状况。他在政治局内的朋友一直沉默不语(叶剑英、李先念都被4月4日政治局会议排除在外,或许出于谨慎躲得远远的)。也许最恶毒的是,政治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后来称天安门事件由于公众舆论更强烈地反对“四人帮”,从而削弱了“四人帮”。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在当时邓小平肯定会发现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军队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后,竟没有犹豫就去执行了。他们没有反叛“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驱使华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当然,邓小平这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这次做了预防意外的计划,在紧急情况下同他的朋友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就在毛决定剥夺他职务的当天,他能够从北京逃脱,他乘飞机到了广州,受到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邓的这一招弄得江青
邓小平没有去广州。此处有误。——译注还有“四人帮”其他几个人竟然在整个夏季都在打听他的下落。
邓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创造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当华国锋在7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了他所提的建议,结果造成政治真空。他们鼓动各地的追随者组织罢工和示威。他们的行径给干百万人民的印象就是,只要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什么都不顾,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