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台湾资源很缺乏，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看，是不全面的。”
邓小平合情合理的对两岸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是全面的客观的，也是实事求是的。
第四部分一对一，面对面——邓小平和华莱士（4）
□邓小平说：“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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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又从台湾问题转移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搞现代化需要外国投资问题。
针对当时中国在搞现代化发展经济中存在的一些社会阴暗面，让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比如像“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等问题和现象，华莱士有针对性地摆出这些问题问邓小平：“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邓小平点点头，坦率地说：“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我们正在着手改变这种现状。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解决这些问题。但解决也只能是逐步的。但我相信，外国厂商提出的这些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就是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这些新问题也要解决。作为领导来说对这些问题要摸索情况，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也还有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
当谈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现在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致富光荣”的口号感到很意外。其实，在当时，这个问题不仅在国外让人感到纳闷，就是在中国国内也同样让那些受“左”的条条框框影响的人，也感到难以接受。
华莱士问：“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小平非常认真地联系自己的过去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说：“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结果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主要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的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所以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最终要达到共同富裕，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当华莱士跟邓小平说起他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到农民买摩托车、彩电、盖新房子这些新的情况时，邓小平摆摆手说：“比起你们来，那能有多少？即使是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上万元，不过二三千美金，还是一年的收入，能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但比起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还是低的。”
谈到“文化大革命”，华莱士就马上请邓小平谈谈他个人和家庭经历的遭遇。
对此，邓小平不想多说，就简单地答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
华莱士急忙插话说：“那是不是说，当时让您扫地、做饭、劈柴等等也是好事？”（奇*书*网…整*理*提*供）
邓小平听华莱士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就笑着说：“说那些完全是好事，不能那么说。我的意思是使不好的事变成好的事，这可以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７０年代末和８０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华莱士又问邓小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问的是很有分寸又很巧妙的。
“我们不提倡这个。”邓小平说，“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些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所以还是不写的好。”
邓小平坦诚地告诉中国人民也告诉世界自己在“大跃进”上也犯过错误，这种伟人的心胸是开阔的，是向前看的。他吸取经验，把个人融入集体，不搞个人崇拜，这就是邓小平的历史智慧。
这时，华莱士突然提到一个人们普遍关心但确实没人敢问的问题：“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邓小平稳健地挥了一下手，坚定地说：“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依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第四部分一对一，面对面——邓小平和华莱士（5）
□邓小平告诉华莱士：“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不知不觉，原定一个小时的采访已经超过了。
可是华莱士的提问单上还有好些问题在后面排着队呢！不问吧，机会难得；问吧，８２岁的邓小平能同意吗？
最后华莱士还是鼓起信心请求邓小平将原定的一小时采访时间再延长２０分钟，哪怕是１０分钟也行。
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还笑着说：“我又犯了一个错误，违反了只谈一小时的协议。”
邓小平的幽默把华莱士也逗乐了。
在剩下的时间里，华莱士又问了两个大问题。
华莱士问道：“您说过，您要活到１００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个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以对您说些什么？”
华莱士的这个提问有些幽默，但其难度不能不说不高，这涉及到意识形态和中国的基本路线。
邓小平略加思考，巧妙地坚定地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论。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搞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事。”
华莱士紧追不舍：“毛泽东逝世已经１０年了，他对现在的一些事情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邓小平回答得相当干脆，他接着说，“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解答了这些问题。”
“但是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华莱士用他成熟老练的记者的眼光来观察分析中国，不能不说他的眼光是犀利的。
邓小平很高兴地说：“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要摸索前进。干这样的一场革命，又是一个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这时，华莱士低头看了一下时间，说：“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这其实就是问中国领导职务制度改革的这个大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１９８５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华莱士笑着说：“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１９８５年退休，您准备对华莱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