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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率部西撤。离京前“分付阖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难”，同时下令放火焚毁明代宫殿和各门城楼。大顺军撤退时，“城中扶老携幼西奔者络绎不绝”，一些明朝降官如龚鼎孳、涂必泓等人也自动随军西行。这说明大顺政权在当时仍有相当威望，城中官民对此后局势的变化尚难逆料。
就这样，“闯王”李自成占领北京仅四十二天，只是在最后一天他才做了皇帝，然后他就仓皇离开了北京。在他身后，火焰冲天，大火几乎燃遍北京城中各个角落。
李岩在西撤途中被李自成所杀。因为李自成听信了牛金星的谗言，认为李岩想取代他当皇帝。
李岩是大顺军中少有的温和派，他的队伍一直同百姓相处甚好。他也经常对李自成提点不同意见，阻止更大的破坏发生。李岩专门上书极谏四事，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正确意见，但李自成“见疏，不甚喜，既批疏曰知道了，并不行”。（引自《明季北略》）李岩并非李自成的嫡系兄弟，忠言逆耳，李自成已经很不高兴了。至于李岩提出的暂不住皇宫，登基大典缓行等逆耳忠言，就更加犯忌，为后来的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
起义军的第四号人物军师宋献策也很有见地，但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只能“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宋献策是李自成很信任的心腹幕僚，说话都如此小心，可见言路已经堵塞。
在中国，每一个想要提不同意见和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最后都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要想生存，就是要把自己的真面目包起来。所以“古今中外，只有中国的脸谱多，令外国人叹为观止”。有个松本一男的日本人专门从事中国学的研究，他写了一本书《中国人的智慧》，里面提到中国人突出的气质，其中有一条就是——“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这与“脸谱多”一句本质是一致的。
农民军攻破北京后，李岩入宫后第一个赶去保护张皇后（天启皇帝的皇后张嫣），扶张后上座，并行九拜之礼。但张后性情严正，当天晚上就上吊而死。李自成开始追赃助饷时，李岩已经认为不妥，后来为了缩小打击面，免得四处结怨，提出“文官追赃，宜分三等”的建议，正是为了阻止任意抢劫和拷打，从而使征罚赎金以供军饷的作法制度化。对于吴三桂，李岩提出及早采取牢笼政策，他可以说是大顺军中最有远见的人，李自成杀了他，可以说是非常可惜。
《明季北略》还记录了李岩被杀之后宋献策和刘宗敏的反应：“宋献策素善李岩，遂往见刘宗敏，以辞激之。宗敏怒曰：‘彼（指牛）无一箭功，敢擅杀大将，须诛之。’由是自成将相离心。”（《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李自成一生都在战场上驰骋，可是他最大的对手却是他自己。他没有改变自己，因此他也无法改变世界。他的战场是如此辽阔，他的胸襟却如此狭小。有趣的是，李自成和崇祯皇帝一样，也是一个妒才嫉能的人。他杀李岩，与崇祯杀袁崇焕异曲同工。李岩亦姓李，也是人才，可能会应验“十八子主神器”，他便举起了屠刀。杀李岩，牛金星起了重大作用。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统治下的臣民，可能比暴君更残暴。
『注：李岩死时，据说他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夫人红娘子正率领一支人马在中原一带征战，侥幸逃过了李自成的迫害。李岩惨死的消息传来，红娘子悲愤填膺，立刻打起了“为夫报仇”的旗号，预备与李自成为敌。但李自成很快失势，清兵攻下西安，直驱中原。红娘子也被迫撤向湖北一带，将人马并入南明巡抚何腾蛟麾下。不久之后，清兵南下，屠扬州、陷南京，南明烟消云散，红娘子也在激战中失去了下落。李岩与红娘子英雄美女、侠骨柔情的故事，可谓是极好的小说材料，金庸的《碧血剑》中也演绎过这段传奇。』
大顺军西退时情况相当混乱。边大绶是明朝的地方官，曾经参与掘毁李自成家祖坟。大顺军在撤至真定后，他隐姓埋名，化装成老百姓，但还是不幸沦为俘虏，但也由此写下了著名的《虎口余生纪》。“见贼兵自北而南，尘土蔽天，然皆老幼参差，狼狈伶仃。十贼中夹带妇女三四辈，全无纪律。余见之不胜忿懑。如此鼠辈而所向无坚城，致万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执，不能杀贼见其灭亡耳。”（引自边大绶《虎口余生纪》）
大顺军后来的命运几乎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1644年，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短短一年，明朝和农民军相继败亡，令人不胜感慨。
【七 旧北京，新天子】
李自成军主力满载劫掠之物离开后，这就给了京城的百姓们向落在后面的大顺兵报复的机会。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开始成群结伙地搜捕掉队的大顺士兵，将其投入燃烧的房屋之中。还有些大顺士兵被当众砍头，“而民称大快”。“道间行者皆令执贼，而西人虽久居都中者莫不尽族行。然亦有乘势修隙之事，盖不可问矣。”（刘尚友·《定思小纪》）
大火过后，北京这座饱受创伤的城市渐渐恢复了寂静，人们紧张地等待着新的占领者。那些曾与大顺合作过的人“有悔心失图，无可奈何，而静待吴镇处分者”。
当时北京城里的官绅士民并不清楚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等情况，纷纷传说吴军杀败大顺军，夺回明太子朱慈烺，即将送回北京即位。没有人想到除吴三桂外还会有别人来占领这座城市，甚至当人们听说有一支“大军”由东而来，而且有人说看到了齐化门外贴有题以“大清国”字样的布告之时，人们仍没有料到会是由清军来占领此城。
四月三十日晚上，士绅官吏为迎接将要来到的救星而绞尽脑汁地寻找合适的礼服。他们认为，他们将要迎接的人是明朝太子及其保护者平西伯，因此准备了皇帝的卤簿法驾出城迎接。
第二天一早，五月初一，士绅官吏耆老出城数十里迎接，昂然而来的却是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许多官吏大为震惊，偷偷溜走，百姓惶惑无措。少数官僚则迅速默认现实，将错就错地将多尔衮迎入。
多尔衮命令明朝官员在前面带路，从朝阳门经正阳门进入皇宫。因北京皇宫大部已被李自成撤退前纵火烧毁，所以多尔衮将摄政王府设在未遭火焚的武英殿中。他看了一眼那些恭恭敬敬的明朝官员，说：“我们大清军是仁义之师，这次进关杀贼，是为了替你们报君父之仇。”说罢，他又对身边的清朝王公大臣们说：“传我的命令，诸将进城，不许闯入民宅，对百姓要秋毫不犯，违令者严加惩办！”
多尔衮一边继续派遣各路军队出京追击李自成，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抚人心，稳定局势。
可笑的是少数迎接多尔衮的前明官僚极其闭塞，竟然不知道多尔衮的身份，为了拍马屁，跟当初李自成来北京的时候一样，第二天就集体上表劝进，意思是劝摄政王多尔衮登基做皇帝。范文程笑道：“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清·苍弁山樵《吴逆取亡录》）这些人闹了个大红脸，这才惭愧而退。
大顺军进京时绝大部分明朝官绅都报名请用，但满清占领北京后，还是有相当一批汉族官绅出于民族隔阂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出逃南下。顺治元年七月清吏部左侍郎沈惟炳在奏疏中写道：“大清入来，规模宏大，安民和众，恩已著矣。而京官南去不返，似怀避地之心；高人决志林藏，似多避世之举。见在列署落落晨星，何以集事而襄泰运哉。”他建议“急行征聘，先收人望”，“此兴朝第一急务也”。
在争取汉族缙绅势力上，清廷显然技高一筹。大顺政权的追赃助饷，随后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又以从逆的罪名追究南逃官绅曾经投降“闯贼”而大兴“顺案”，都使相当一部分官绅大失所望，另寻出路。
多尔衮进京初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强调了李自成毁坏京师和弑君的罪行，又肆意劫掠以致激起民怨，“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允许明朝旧臣为吊死于景山的崇祯皇帝发丧哀悼。
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与诸朝绅荡涤前秽”。“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这就是说不管是东林一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
多尔衮还提出了“经纶方始，治理需人。凡归顺官员，既经推用，不必苛求。此后官吏犯赃，审实立行处斩，鞭责似觉过宽。自后问刑，准依明律”的用人政策。也就是说，以前的贪官污吏行为一概不计较，只要有利于大清朝的就用，只要以后不再犯法就既往不咎。
清军进京后的几天，就派几位官员在承天门登记所有明朝官员的姓名。并按名单邀请他们复任原职：“于是诸名公巨卿，甫除贼籍，又纷纷舞蹈矣。”（张怡《搜闻续笔》）
其中突出的例子如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冯铨在天启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