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第30部分

当地团练不知道这就是名震遐迩的大顺军，更不知道大顺皇帝李自成就在这二十余人之中，就一拥而上。混战当中，李自成和随从侍卫被当场击杀。

张鼐和一名姓刘的伴当逃出，向后续部队报告了这一恶耗。大顺军将士闻讯，悲怒交集，立即对当地团练予以报复性打击。康熙四年《通山县志》记载，“顺治二年五月初四，闯贼数万入县，毁戮四境，人民如鸟兽散，死于锋镝者数千，蹂躏三月无宁宇”。

李自成的死纯属偶然，同时也宣告了大顺政权的最终覆灭，大顺军余部从此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揭开了新的篇章。

大顺统治时期与黄巢占领长安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有30％～40％的唐朝官员接受了黄巢大齐政权的职位，其中包括三品以下的全部官员。但当义军士兵很快失去控制并开始抢劫时，黄巢的谋士尚让在一府衙门上发现一首讽刺诗，他下令将该衙中所有人的眼睛挖掉，然后，又将他们吊死，并下令处死城内所有会做诗的人。仅这一次屠杀就死了三千多人。

总的来看，李自成是个速胜与速败的人物。

大顺政权后期缺少的是了解情况、统筹全局、能够制定战略方针的人才。李自成的文官中除了牛金星等少数几人外，其他多是明朝降官。投降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中，并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后来被清廷选拔为六部首脑甚至大学士。然而大顺政权对降官不能重用，还规定文官受武将节制，要求起义将领居于支配地位，这就是战略上的最大错误。李自成过于迷信军事上的胜利，在政治上没有作为，这与他缺乏政治上的远见和不能够重视政治治理人才有关。

他采取追赃助饷的方法来取得军饷，这样虽然能够做到不扰民而补给充足，但是毕竟不是长远之计，而且树敌极多。一旦兵败，马上就不可收拾，号称百万大军的大顺军之所以到后期毫无抵抗力，一败涂地，也就是这个原因。

而满清在入关以前就网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在决定战略方针时能够征求他们的意见；入关以后，对明、顺两个政权的官员一概收揽，还多次命令已经投降的汉族官员推荐人才，动员他们写信招降，对曾经对仗的敌人也以前所未有的器量容纳。古语云：良禽择木而栖，看来人才只有在能够重用他们的君王手下才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作用。

李自成是个草莽英雄，明末的乱世使李自成由农民成为英雄。中国有句俗话：“英雄莫问出处”，如今又有句俗话：“英雄莫问去处”。李自成终究只是历史夜空中的流星，片刻闪亮之后就陨落了。对他来说，机遇就像个小偷，来的时候无声无息，走的时候却损失惨重。

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此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1644年5月，满清入主北京时，明史的最后一章正在北京以南很远的地方——在明朝原来的京城南京展开。这事留待后面的篇章再讲。

历史人物成为英雄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是因为历史的误会，有人是因为历史的巧合，而李自成获得了机遇，却又亲手丢掉了机会。在李自成死后三百年，他的遭遇还那么强烈地撞击着一代旷代伟人毛泽东的心。

李自成的铜像今天还寂寞地耸立在北京城北边的昌平，那是他进北京的方向。1949年三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一只脚踏进吉普车，兴冲冲地对周恩来说：“我们是进京赶考啊，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他还补充了一句说：“还有殿试呐！”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事实果然如此。

【九　关于多尔衮的后话】

由于皇太极死后争位的余波未息，豪格显然是多尔衮最需严加防范的政敌。还在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对何洛会、杨善、俄莫克图等人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后来还屡次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没有几天的寿命。多尔衮自然对豪格怀恨在心，先后派他征山东、攻四川，尽管取得大捷，但并没有给予应得的奖赏，反而找借口处罚了正黄旗干将鳌拜等人。

1644年五月六日，多尔衮以煽惑、悖妄的罪名指控豪格，豪格的党羽全部被处死，豪格本人被贬为庶民，幽禁于狱中（事见《清史》）。据《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记载，豪格曾试图拉拢多尔衮的亲信何洛会反对摄政王。何洛会却向多尔衮告发了这一阴谋，并在诸王大臣会议上当众作证（当然，何洛会很可能是在多尔衮的唆使下出面作证的）。

没有多久，豪格便死于狱中。这样，主要政敌正黄旗势力群龙无首，谭泰、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又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剩下几个强硬分子图赖、索尼、鳌拜等，都遭到了残酷打击。

多尔衮也不遗余力地分化中间派。豪格死后，所领正蓝旗已转给多铎，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封为端重亲王，成为摄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红旗中代善家族已经衰落，满达海和勒克德浑被多尔衮所笼络，且长年在外打仗，至摄政末期才参预议政。一旦犯了小错，还要受到多尔衮的惩罚。镶红旗是不同势力的混合体，一方面是代善系统的罗洛浑、喀尔楚浑等，但年轻而逝，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是皇太极系统的硕塞和褚英的后代，前者已被多尔衮笼络，后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尔衮而受到提拔。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倒是个潜在的威胁，也被多尔衮几次打击，连辅政王的职位都被多铎取代了。

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著，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多尔衮大权在握，他将小南城的摄政王府变成了第二朝廷，每天召集百官来府议事，然后再将已决之议拿到朝廷去走个过场。后来他嫌跑来跑去太麻烦，干脆将皇帝发布谕旨的玉玺搬回府中。

清初诗人吴伟业曾有诗句说摄政七年的多尔衮是“七载金縢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金縢”，指皇家的文件柜，“南城”，即是小南城的摄政王府（今南池子普度寺）。小南城，又称南宫，是明代的一处宫苑，曾与西苑、三海并称“东苑”，以环境幽雅、宫室华丽著称。据当时人杨义说：“多尔衮王府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可见睿王府的宏伟壮丽。

顺治皇帝渐渐懂事了，对多尔衮独断专行越来越不满，这为多尔衮死后不久即身败名裂埋下了祸根。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直到他死后，工程才告停顿。诗人吴伟业写道：“闻说朝廷罢上都，中原民困尚难苏。”

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在喀喇城打猎时坠马受伤，病重而死，年仅三十九岁。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多尔衮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葬于北京东直门外。因其早年排位为“九贝勒”，所以坟墓被称为“九王坟”（今工体北路新中街。1959年，为安置因“十大建筑”工程而搬迁的居民，政府建设了新中街小区，九王坟在那个时候被拆除）。

多尔衮按皇帝规格下葬后才两个月，一直饱受压抑、性格偏执的顺治皇帝（时年十四岁）开始了疯狂的报复。他宣称多尔衮犯有独擅威权、妄自尊大、挟制皇上、图谋篡逆等重罪，将多尔衮追夺王位，没收家产，掘棺鞭尸，捣毁坟墓。

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文】是统治【‘人】阶级内【‘书】部矛盾【‘屋】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