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第34部分

康熙年间金乡知县沈渊记载了当地的一件掌故：“犹忆闻之老者，谓当崇祯甲申三月有号翻天鹞子者，高杰麾下将也。挟逃兵数千人假名‘闯王安民’，兵薄金乡城。方是时，寇贼充斥，金乡官民守城，城门昼夜闭，而见贼言如此，喜其安民，方谋牛酒迎劳，且遥问安民何如？贼且作宣诏状，有‘禁掳、禁杀，敢违者斩无赦’诸语，彼军士则狂走如骛，汹汹不可遏，守者方疑之。”

高杰在夺路狂奔之际，派使者到寿州同凤阳总督马士英联系。马士英得知他部下有兵三万、马骡九千，立即回信招揽：“将军以身许国，当带砺共之。”同时让高杰部屯驻徐州，听从自己节制。高杰赴寿州谒见马士英后回镇徐州，不久就由于太监卢九德的穿针引线，成了“定策”元勋。

黄得功，字虎山，辽宁人，出身行伍。他自少从军于辽阳，并因战功而不断晋升。崇祯年间长期在南直隶江北、河南一带同张献忠、革左五营等部义军作战，升至庐州总兵。明亡前夕随马士英平定河南永城叛将刘超，论功封为靖南伯。

刘良佐，字明辅，北直隶人，因常骑一匹杂色马，人称花马刘。崇祯年间统兵在宿松、庐州、六安一带同义军作战，升任总兵官。北都覆亡时他带的军队驻在河南正阳地区，甲申四月应凤阳总督马士英邀请率部进入南直隶，“沿途淫劫，临淮民闻其将至，严兵固守。良佐怒，攻之，不下”。马士英让他移驻寿县一带。关于刘良佐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他的弟弟刘良臣早在1631年（明崇祯四年）大凌河之役时任游击，就已随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廷。后来清军南下时，他不战而降当与此有关。

刘泽清，字鹤洲，山东曹县人，出身行伍，崇祯末年升至山东总兵。大顺军迫近北京时，崇祯帝命他率部火速入卫京师，他谎称坠马受伤，拒不奉诏。不久大顺军进入山东，他带领主力向南逃至淮安。在南京诸臣商议立君的问题上，他起初迎合东林党人钱谦益、吕大器等主张拥立潞王朱常淓，后来得知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和马士英已经决策拥立福王朱由崧，他自知兵力不敌，立即摇身一变，加入了拥福的行列。

四镇中数高杰、黄得功兵力最强。其中高杰彪悍骁勇，最受史可法器重。史可法认为高杰的部队虽然纪律涣散，却是江北各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

高杰、刘泽清是望风而逃的败将，本应受到朝廷的惩罚；黄得功、刘良佐在1644甲申年间也无“功”可录，只是由于他们以兵力作后盾使朱由崧得以如愿以偿登上皇帝的宝座，因此都成了定策功臣。弘光皇帝登基后，黄得功进封为靖南侯、高杰为兴平伯、刘泽清东平伯、刘良佐广昌伯；世守武昌的左良玉虽然没有参加定策，但他兵多将广，拥兵二十万，也进封为宁南侯。

四镇都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各镇有权自行征税，所得收入不必上缴南京，还有权开荒、采矿和征收商税。各镇若能从农民军手中收复失地，则亦划归该镇管辖，并享有同样的财政、军事特权。一旦天下重新统一，四镇统帅将皆进爵为公，并子孙世袭。这样，四镇将领就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四镇总兵中立即有人开始通过控制盐商来经营盐业。他们还设立关卡，对过往的货物征收关税。

分封四镇之举在当时遭到严厉批评。明朝的将士，特别是曾在前线作战的将领，纷纷抱怨说，原来的叛贼因杀人劫掠而得封赏，他们反而一无所获。文职官员也群起反对。左都御史刘宗周从杭州上疏朝廷，请抑藩屏：“一重藩屏。刘泽清、高杰有寄家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一慎爵赏，败逃之将而得封，谁当不封者？”

但此时军人专政已成定局，弘光帝也叹气说：“事已成，奈何？”南明之所以不像南宋还能偏安一百多年，其源全出于此。弘光政权一开始就是在内讧中粉墨登场，一年后又在内讧中崩溃瓦解。

『注：刘宗周是黄宗羲的老师，在不久后的党争中辞职。据《明史》载，高杰和刘泽清怀恨刘宗周曾经上疏请抑藩屏，派刺客去暗杀刘宗周，但据说当刺客面对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时，竟慌得不知所措。』

因为四镇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均衡，加剧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四镇之间因而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老百姓们也普遍鄙视南明军队，而黄得功的部队则鄙视其他的部队，认为高杰等人是吃皇粮的土匪。

镇守徐州的高杰一直垂涎扬州的富庶，要求将部下将士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烟火蔽日”、“僵尸遍野”，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同时，他还派兵于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使得“民益恶之”。

扬州进士郑元勋居中调停，出城同高杰面议，同意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但不在城内驻军。不料郑元勋刚回到城里，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扬州巡抚黄家瑞见大势不好，也逃之夭夭。

高杰大怒，加紧攻城。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南明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

高杰如此行径，如果在平日，不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时南明内忧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将，对他也无可奈何。

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阁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杰疑之，可法即分与二百人，然杰疑如故。……杰防可法甚严，一切出入文移必呈杰始达可法。……可法留杰营月余，不得要领”。史可法还一度遭到了高杰的软禁。

刚好有个叫德宗的和尚在高杰军中。这个和尚因为“谈祸福奇中”，高杰也折节称弟子。德宗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劝高杰说：“居士起扰攘，今归朝为大将，为通侯，此不足为居士重。惟率从史居士，儒家所称圣人，我法所称菩萨，居士与之一心并志，可谓得所归矣。”高杰听了，若有所思。

高杰的妻子邢夫人机智有谋，当年李自成也曾经让她管理后勤调度。高杰经常对人说：“邢有将略，吾得以自助，非贪其色也。”意思是说他老婆有大将之风，才智还在容貌之上。邢夫人见史可法至诚，厚为调护，劝高杰归心。高杰这个人虽然桀骜不驯，对邢夫人却是言听计从，于是开始礼敬史可法。高杰在江北四镇中最强也最难驾驭，史可法大喜说：“吾诚得高而驯扰之，大事集矣。”为了表示感谢，史可法还将自己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经过反复磋商，高杰同意不再坚持进驻扬州，史可法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然而，史可法收服了高杰，局势并未完全稳定。1644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高杰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黄得功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由于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充当了和事佬、老媒婆的角色，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围绕南京的四镇布防基本上是针对农民军的。直到这时，南明仍然将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并未意识到满清才是最大的敌人。而满清的多尔衮则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军是满清的首敌，所以先派兵追击李自成。果然如多尔衮所料，南明并未乘机北上，但南明按兵不动的根本原因却是忙于内讧。

【四　党争再起】

史可法离开南京亲临扬州，暂时缓和了四镇之间的矛盾，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党争的到来。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

满清这个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所以多尔衮入京后一日，就下令强迫百姓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尔衮初期的意图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然而，满清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北方对南方有经济上的依赖性。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三河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