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从清晨起便聚集到车站，等待他的来临。男人和孩子们会攀 在屋顶或附近的信号塔上，以便能够看得更清楚。还会有一支高中的乐队站
在一旁，准备演奏国歌或“向总统致敬”，或困难地演奏密苏里华尔兹，这 支曲子杜鲁门特别不喜欢，但却注定要重复地听上几百次。他的专列在站上
一停，乐队就会高奏起来，人群也欢呼起来。接着，在三四名当地政治家—
—通常总有一名国会议员的候选人或在前一站登上列车的州民主党主席—— 的陪同下，杜鲁门从蓝色天鹅绒的门帘后走出来，登上月台，群众（有时多，
有时少）会再次欢呼。然后，一位当地的政治家向人们介绍这位美国总统， 群众会又一次欢呼。
在 10 分钟的停站期间，他会讲上 5 分钟，一般是以赞扬那位当地的国会 候选人或某些当地感兴趣的问题开始，然后很快地从普遍的问题转向具体的
问题。他会严厉地谴责共和党国会支持生活费用上涨或未投票支持谷物贮存 仓，谴责它支持塔夫脱—哈特利法或“富人税收法案”、削减联邦对西部灌
溉和水电计划的资助，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正在阻碍加利福尼亚中部谷地的 进步。共和党人的心目中对西部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兴趣——对水利没有兴
趣，对公共电力也没有兴趣。控制着参众两院拨款委员会的共和党人们、联 邦中部谷地计划的未来所依赖的这些人不是加利福尼亚人，他们也不是西部
人：“他们是东部的共和党人。”
“狠揍他们，哈里！”人群中有人会这样喊道——新闻报道中所说的他 对巴克利的允诺“狠揍他们”，如今已席卷了这个国家。这个呼声在一站又
一站上响起，通常还不止一次——“狠揍他们，哈里！”——这呼声总是引 来更多的呐喊、笑声和赞同的叫声，尤其是当他猛烈地攻击第 80 届国会时。
（“我从没有狠揍过谁，”他后来曾说，“我只是告诉了人们真相，他 们就认为这是狠揍。”）
最后，他会问是否他们愿意见见他的家人，人们从未以拒绝来作答。这 种固定的程序成了一种规范。他首先介绍贝丝——“杜鲁门夫人”——她会
从蓝门帘后走出来，显得高兴而慈祥。他拉着她的手，然后她默默地站在他 的右边。如果群众较少又很友好，他会把她称为“老板”。接着，他再自豪
地介绍”玛格丽特小姐”，她的出场总是引来所有人的最强烈的欢呼声，这 显然使她的父亲很高兴。她总是抱着一把玫瑰花，并把其中的几枝抛向人群。
杜鲁门会屈身从铜栏杆上方与一两个人伸出的手相握。有人会给那支当地的 乐队发出信号，让它们再次开始演奏，随着汽笛的警告声，记者们重新登上
火车，群众欢呼，杜鲁门一家三口挥手，列车便慢慢地驶离这个车站。
理查德？罗维尔写道，不论这次竞选运动的结果如何，上百万美国人在 他们的余生中将会记得“杜鲁门一家三口的旅行”这最后的场面。
这将是一幅值得珍爱的画面，它会在杜鲁门的余生中都于他有 利。和他一起旅行，你会获得这样的感觉，即那些在他状态最好的
时候见过他和听过他演说的美国人，将会愿意给予他一切他想要的 东西，除了总统的职位之外。
也许还可以说，他们亲自听过和见过一位和善而坦率的总统，他忠于他 的党，喜爱他的家庭，他是一个关心国家、关心他们的人，他相信政府的事
情就是他们的事情。当他身处困境时他并不抱怨，而是勇敢地、一心一意地 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履行他所理解的自己的职责，同时他也非常愿意来到他
们中间。他不是英雄，也不是有独到见解的思想家。他的信念就是他们的信 念，他们的谈话方式也就是他的谈后方式。他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他是他们
中的一员。如果他在一个短语办一个名字上卡了壳，他会吃力地再试一次， 而他们也会笑他。
“人们对杜鲁门有着一种一致的热情和纯朴，这是真的。”理查德？斯 特劳特在《新共和》杂志的专栏文章中写道。他补充说，总统专列也许是探
测舆论的最糟糕的地方。“不过，记者们在报道群众的规模及其热烈的欢迎 场面时，心里一直是不舒服的。”
在洛杉矶吉尔摩体育场，影星劳伦？巴考尔、汉弗莱？博加特以及罗纳 德？里根——所有狂热的自由派民主党人——都坐在台上他的身旁，杜鲁门
激烈地抨击亨利？华莱士，警告自由派民主党人：如果他们认为投票支持第 三党就是投票支持和平的话，那可要“三思”。由于共产党人“指导并利用”
了它，因此第三党并不代表美国的理想。投票支持华莱士只会做对共和党“反 动势力”有利的事情。现在，是美国的自由势力联合起来的时候了。“三思
吧，不要浪费了你们的选票。”
在圣迭戈，尽管气候恶劣，又是上午 9 时这种很早的时间，仍有 1 万人 出动，给了他迄今为止最热情的欢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欧申赛德，专列在
能见到太平洋沿岸翻卷的浪花的景色中行驶，从这站开始，行程又折向了东 方。
到此时、即 9 月 24 日、星期五为止，他已在旅程中过了一周，当同行的 某些人已开始显露出过度疲劳的迹象时，承受了最沉重的负担的杜鲁门却安
如磐石。他没有丢开椭圆形办公室的职责和事务。每天都有一个白宫邮袋到 达，里面装着需要他签署的文件、需要签名的信件、需要阅读的信件、各部
首脑的报告、给国会的报告、标着“机密”的封了口的马尼拉纸制的信封， 以及《堪萨斯城明星报》和《独立城考察家报》等报刊。来自白宫总管豪厄
尔？克里姆的一份备忘录报告说东厅脱落了大量的墙灰。
柏林危机和空运所包含的风险沉重地压在杜鲁门身上。尽管 8 月份以来
运入这座城市的供应品数量增加了，但令人烦恼的事实是，空运的供应品还 不足柏林需求量的一半。克莱将军打来电报说：“我们似乎坚持不住了。”
几天后在达拉斯，应杜鲁门的要求，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 密斯将军悄悄地登上了专列，把他对斯大林的心境及战争机会的评估带给了 杜鲁门。
在列车上，白宫班子的工作已形成了一种模式，虽然它不系统、效率也 不怎么高，甚至不那么正式。在主要的演讲中，只有在艾奥瓦州德克斯特的
那一次是预先准备好的。其他的演讲——在丹佛、盐湖城、洛杉矶——都是 在行进中由罗斯、克利福德、埃尔西、墨菲及 3 位新笔杆子诺伊斯、卡尔和
卡特共同准备的。没有一份讲稿是一位作者的成果，也没有一份讲稿没有经 过反复修改。杜鲁门本人对每一份草稿都逐行审查，“刻苦”工作，并且是
第一个同意建议删除某些部分的人。“这样好，”他会说，“能用一个词很 好地表达，就绝不要用两个词。”复杂的句式和浮夸或模棱两可的词他最不
喜欢。当这群人围坐在“麦哲伦”号的餐车的红木桌旁，一直工作到深夜时， 他会说：“那不是我讲话的方式，咱们还是说咱们要说的话吧！”
罗斯写道：“没有任何人对讲稿的写作活动拥有特别的自豪感，不过， 我们的确不时地陷入激烈的争论。总统会咬着牙说：‘好吧，你们这些家伙
去争个明白，我将作决定。’”罗斯想让杜鲁门缓和这种辱骂人的语言，以 一种更尊贵的方式来申诉他的理由。可杜鲁门却决心保持这种刺激性，他还
增加了一行让其他人都感到畏缩的住房短缺的内容。杜鲁门将微笑着告诉听 众，如果他们在 11 月 2 日都去投票和履行他们的职责，那么他就不必去“围
绕着这类住房短缺的问题拼命搜寻了”，他就能够端坐在白宫里。这是他喜 欢的一行内容，他肯定人民也会喜欢，因此，他保留了这个内容。
背景材料，特别是用于车尾平台上发表的那些材料，是由民主党全国委 员会的“调研部”提供的。它是由蛰居在华盛顿杜邦广场旁的一个小办公室
里的三四名“聪明的年轻人”组成的，据乔治？埃尔西说，他们“像狗一样 地工作，并苦心准备出了数量多得让人难以置信的材料。各类历史、文学、
政治和经济资料都来自他们，还有新闻剪报、有用的文件的影印件，以及一 切能给杜鲁门总统竞选运动的效果增添火花、生气、新颖和活力的东西。”
埃尔西的任务是把所有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编辑，然后拿有关的资料供 总统从中挑选，并在它们快速传递的过程中保持良好的次序。他回忆说：“我
成了‘小火车站的站长’，做的工作是编写大纲，把这些材料整理在一起， 然后把它们拿到后面供给他用。在竞选运动的那几周里，从我的车厢走到他
的车厢，我觉得自己获得了 25 年的走步锻炼。” 比尔？博伊尔被称赞为对杜鲁门旅程的“每一英寸都做了计划”。他不
断地与各州民主党领袖们接触，并告诉杜鲁门哪个城镇重要，为什么重要。 作为“先遣队”，在专列前方旅行的是内政部副部长奥斯卡？查普曼和
白宫班子成员唐纳德？道森。他们负责地方欢迎仪式的一切细节，保证让地 方政治家们知道在哪儿和什么时间登上杜鲁门的专列，因此，类似 6 月份在
奥马哈空旷的礼堂的那种惨状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两站之间“麦哲伦”号上相对安静和清闲的时候，这位候选人内心保
持着平和与毫不动摇的信心，他承受着的压力是冷酷无情的，但他没有显示 出丝毫倦怠的迹象或退缩的征兆。他知道自己现在落后，私下他也这样讲。 不过他也确信到
11 月份时他会赶上去并领先，到那时才算数——这种观点在
专列上几乎没有其他人持有，尽管除了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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