Ｔ谡舛问逼谀冢娜丝诘氖肯陆抵螅嗣穹钦Ｋ劳鲋抑兀谇按秃笫溃己苣颜页龅诙隹梢杂胫啾鹊氖贝�
纵观整个东汉王朝，人口数量最多的时候，是在和帝、顺帝在位的时期，那个时候大汉的人口已经接近了六千万。然而，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华夏的人口开始负增长，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人口下降的幅度并不明显。到了桓帝在位的时候，朝廷曾经组织过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户口清查行动，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得出的数据是大汉有人口五千六百多万，略低于和帝时期近六千万的最高峰，下降的幅度不是太大。但是经过随后的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以及中原群雄的相互内战，到了赤壁之战结束的时候，大汉的人口竟然下降到了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后世各类史学家列出的汉末的人口数字统计，出入虽然比较大，但整体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却是保持了一致。
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记录，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黄巾之乱始，历经董卓之乱，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安初期，当时华夏的人口“人户所存，十无一二”，也就是与鼎盛时期相比，只剩下了两成。但这时候的华夏，依然没有和平，在这种十不存一二的严峻形势下，又先后发生了曹操与袁绍的争霸之战，曹操南下平定荆州、鏖战赤壁的统一战争，以及刘备夺取巴蜀，曹操收复河西的兼并之战。直到吴蜀两国彝陵大战之后，华夏才进入了一个相对的平稳期。这些大规模的战争，场场都是伤亡惨重的殊死搏斗，对于本就少得可怜的大汉人口，不啻为雪上加霜。
魏国建立初期，大臣陈群曾说此时魏国的人口，也就跟文帝、景帝时期的一个大郡差不多。比如人口众多的南阳郡，在最繁华的时期，一郡便有四百多万人，而魏国在建立初期，也就四五百万人口。
按照杜佑《通典》里的记载，蜀国在刘禅登基时，人口是九十万，到了蜀国灭亡时，人口增长到九十四万，这一年平定蜀国的魏国将魏蜀人口加在一起，华夏的北方加上四川，一共是五百三十七万人。而《晋书》里记载，吴国在蜀国灭亡时的人口，有两百三十万。这样加起来，华夏的总人口也不超过八百万。这还是后三国时代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后，长期恢复人口所达到的数字。
刘和记得，三国时期华夏人口的下降幅度之大，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在三国之后，华夏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也就是宋末元初。当时的蒙古人，从东面一口气杀到西面，消灭了世界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口，而华夏人口也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这已经算得上近千年来华夏最大规模的一次灾难，但与汉末三国时代的惨景相比，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谈起汉末至三国时期的人口锐减，原因可以总结出很多，比如从黄巾起义开始的全国性内部混战。当时的黄巾起义，采取的是各地同时举事的策略，从一爆发就是全面的国内战争，战火几乎蔓延到了整个大汉。
又比如东汉末年各地崛起的军阀们，都是漠视民力、滥杀无辜的刽子手。权臣董卓在把持朝政后，采取的是残暴压榨的统治政策，为了扩充军力更是不断抓取壮丁，导致司隶地区的百姓大量逃亡。当时北方的各路军阀，喜欢拿老百姓来做挡箭牌，在攻城掠地时，经常抓无辜的百姓当做“人肉盾牌”挡在部队前面，阻挡敌人的进攻。
在刘和没有重生的那个时空当中，刘虞是位忠厚仁慈的长者，他明明知道公孙瓒有不臣之心，但却没有大肆在北方招兵买马，扩充自己的军队。而当刘虞匆匆发起对公孙瓒的讨伐之战时，他还要求麾下士兵要爱惜百姓的房屋，不许焚烧城池，结果对上了拿着百姓充当“肉盾”的公孙瓒这种赖皮，然后被公孙瓒轻松逆袭，最终丢了性命。
实际上，当时刘虞主政的幽州，因为很好地控制了民乱和边患，在黄巾大乱时吸引了上百万人口到来，如果刘虞想要“暴兵”，随便就能召到十几万人，而有了这十几万大军，对付公孙瓒和立足渤海未稳的袁绍等人，完全可以是碾压。
刘虞当时的做法，无疑不是一个合格的军阀，在那样的社会背景下，一味的爱惜民力，保护人口，最终就是自己成了别人眼中的肥羊，在没有自保能力的情况下，白白便宜了公孙瓒和袁绍。当时袁绍吞并了幽州和冀州之后，军队数量暴涨，一度达到四十万之巨，便是因为享受了刘虞和韩馥留给他的“人口红利”。
汉末至三国时的战乱，是全国往复循环的，老百姓就算想要逃难，都是求生无门，无路可逃。如在北方刚打完官渡之战，过不了多久南方又爆发赤壁之战，在东面有阙宣、笮融等人的叛乱，在西面有北宫伯玉和马腾、韩遂造反……那个时期，帝国的疆土，除了边远的西域之外，几乎全被卷入了战火，没有受战争破坏的地方，只能是偏远无人烟的交州和夷洲这些地方。
战乱和反抗，或许是导致汉末三国时期人口锐减的主要原因，但这仅仅是个果，而不是因。
在汉末，瘟疫和自然灾害才是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诱因，而军阀混战，百姓不停的造反，只是瘟疫和自然灾害不断发生之后，产生的连锁反应。
瘟疫的发生，是从西汉中期开始，历代政府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因为与匈奴的战争以及后来南匈奴的归附，产生于北方草原地区的“草原鼠疫病”，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被不断地带到了中原地区。华夏的大规模瘟疫，从西汉武帝开始就周而复始，西汉的灭亡，导火索就是山东地区因为瘟疫而激发的农民起义。而且这种瘟疫以当时的中医水平来看，基本属于毫无办法的绝症。
即使是西汉灭亡，东汉改朝换代，瘟疫也依然没有收敛，基本是每隔一二十年，就会在某个地方突然爆发。这种情况，基本贯穿了整个东汉时代，一直到东汉末年最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横空出世，写出了流芳百世的《伤寒杂病论》，大规模瘟疫的破坏力，才从此开始得到遏制。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从东汉中前期开始，华夏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后世之人提到东汉的科技成就，自然少不了要说张衡发明出来的地动仪，而地动仪这个伟大发明的产生，就是拜东汉时期频繁的自然灾害所赐。
仅以地震而论，东汉中后期地震发生的频繁程度，在整个华夏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比如东汉的陇西地区，在东汉和帝、桓帝、灵帝、献帝时期都曾爆发大规模地震，正是因为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才促成了与地震有关的发明相继涌现。
在东汉末期，还出现了极其反常的大规模蝗灾与旱灾，比如东汉桓帝到灵帝的几十年里，北方大规模的蝗灾出现过五次，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几乎波及到整个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这么大范围的蝗灾，在日后的华夏历史上，也就是唐朝开元年间以及元朝末年的几次可以相比，堪称是“百年不遇”。
与此同时，东汉最后的五十年里，黄河有四次发生决口，长江流域的荆州与江东，先后发生了五次水灾。而在同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也连续多年发生大规模旱灾，北方少数民族为了躲灾，纷纷南下到中原地区求内附，华夏的人口迁移和流动，在这时期开始渐成高峰。
持续不断的自然灾害，势必造成大面积的饥荒，国家的经济储备会在饥荒中渐被掏空。这时候的东汉帝国，已经进入了门阀政治时期，世家大族的力量，逐渐超过中央。在一些州郡，朝廷只是保留了名义上的节制权，在正常的年景，这样的情况还算和谐，但一旦国家爆发战争和自然灾害，因为中央控制的减弱，势必造成灾害破坏力加大。毕竟世家大族们都会选择囤积居奇，关门自保，中央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赈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也就只能选择造反。
比如刚刚结束了战争的江淮地区，朝廷任命的扬州牧王邑因为没有地方可去，只能呆在洛阳混日子，而江淮则被曹操、刘表和孙坚等大小势力瓜分，其间还夹杂一些占山为王的匪寇和流窜于湖泊江河之间的水贼。这些军阀只想着如何攫取，却不思恢复生产和建设，一旦瘟疫和饥荒在江淮两岸爆发，又是一副惨烈的哀鸿遍野图。
事实上，后来蔓延整个东汉帝国的黄巾起义，就和持续多年的饥荒有很大关系。黄巾军通过布施恩惠，收买人心的措施，迅速聚拢了几十万信徒。而黄巾起义的结果，是造成了北方大规模战乱。这是一个痛苦的恶性循环，人口锐减，就是其中的代价之一。
而这个时候，华夏的自然天气，也进入了“反常”阶段，中原各地纷纷闹灾，比如豫州的旱灾，按照正史的记载，一次性就饿死了300多万人，数字虽然有些夸张，但在当时，中央政府都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老百姓？后来董卓在关东诸侯的打击下逃离洛阳，将整个洛阳的人口全都迁到了长安，结果活着到长安的，只有区区10万人不到，其他大部分都倒毙在了路上。
刘虞从幽州回到洛阳主持朝政已有半年时间，一开始他忙着理顺朝堂上的官员职位，补充年轻的官员充任僚佐属官，把朝堂上的架子搭好。被吕布扣在安邑的官员，刘虞没打算多用，按照儿子刘和的建议，这次刘虞大量启用了从燕京大学和幽燕书馆完成了学业的士子。
朝堂上的官员还未补充结束，袁术又在寿春闹着称帝，刘虞又把精力放在对袁术的声讨和逼迫袁术周边势力讨袁上，等到袁术覆灭之后，刘虞本来打算按照儿子的建议，对大汉各州现有的人口进行一次清查，结果各地雪片一般上报来的各种灾害和混乱，让刘虞应接不暇，愁眉不展。
并州方向报告，全州大旱，河水断流，人畜连饮水都无法保证，更不谈播种耕耘。
陇西郭汜报告，湟中发生瘟疫，人畜死伤无数，大量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