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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要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大法在大宋也灵光，船夫们是干吗的？近水楼台还先得月呢，何况近粮的船夫？于是，就不止于沿途开吃了，盗卖很快成风，更有甚者，有盗卖恨太少的粮船，干脆被“人工事故”一沉了之，也省得交不了差不是？
官方也不是不破案，每年被制裁的船夫也不少，甚至连招募接班的也不容易了，可是每年的损耗还是倍增，一年竟达五十万斛（古容器，十斗，后为五斗），这情形都被扬州太守苏东坡了解的一清二楚，怎样执法？苏东坡面临考验。
恢复旧法？那就几乎等同公开支持走私偷税，朝廷能批复？就算能允许所请，可是以后自己岂不也要从此对违法闭上一只眼？
继续不干己事，听任漕运粮就这样损失下去？不损失船工们怎么活下去？这是个两难的选择题。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东坡掂量再三，终于两害之间选其轻了，立即上奏朝廷，言明利弊，建议恢复漕运旧制，结果朝廷迅速批复，从其所请。――皆大欢喜的日子又开始了。
可见苏东坡对法律的理解与执行都是相当灵活的，工作就一个标准：利民利国就行，哪怕是明暗违法，该装糊涂的时候也不妨糊涂一回。
就是在酒宴之上，此时的苏东坡也是表现的清醒与糊涂难以分辨，经常拿着酒杯而坐睡，朋友们没有人能分清这时的苏东坡是醒是睡，唯有苏东坡自己心里明白。
苏东坡自己在这期间所坐的饮酒诗序言中这样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我中了然，盖莫能其名为罪其为醒也。”
苏东坡饮酒名句：“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
如果苏东坡在政治斗争中也采取如此方略，那将会是何种局面？不好说，兴许能当上宰相，但是，那就是另一个苏东坡了。
看来苏东坡是准备安心做个合格的地方官吏了，执政一方，做好自己的份内的事情，心安也身安，当然要比在京师勾心斗角舒服安逸。可是事与愿违通常就是为苏东坡这类人才准备的，苏东坡的扬州太守当了不足半年，朝廷调苏东坡回京的命令又颁到了扬州。
这次给苏东坡委派的活路挺出人意外：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薄使并兼侍读。――一个文官武职兼京师风纪监察外带皇帝的老师。
八十五、兵部未必掌兵事
文人掌兵，是宋代的一大奇观，大宋皇帝最怕的就是武人得势，一旦效法太祖来个“黄袍加身”怎么办？所以，军事高层都是由文人兼职，苏东坡这次兼任的兵部尚书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实苏东坡虽是个了不起的文人，但内心却一直倾心武事，尤其对国家边防，极为关注，很多诗作中都流露出对能率军出征抵御外族入侵的向往，这点咱们后文专篇细讲。
因为现在不能，现在苏东坡所兼的兵部尚书上不了前线，甚至连运筹于帏幄也做不到，原因简单：大宋的兵部其实是个摆设，充其量算是个转达上级指示的衙门，上级是哪家？是中书省，北宋兵部不过是中书省属下的一个衙门，而且不管什么国家兵事，只管些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真正掌握国家军权的是枢密院！
大宋的枢密院与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及御史台，共同组成知院――也就等于内阁，一切被皇帝控制下的权力就从这里对下实施。而枢密院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事最高领导机关，就连宰相也不得插手。
但苏东坡这个兵部尚书不同，主衔是翰林院直学士，有着与“知制浩”同样的替皇帝或摄政的太皇太后起草诏书的资格，也可以说是皇家顾问班子中的一员，这权力就不好说了。
别看那个“侍读”名称不大好听，其实并不是服侍皇帝读书，也不是伴读，而是实践中的皇帝老师，只不过没给挂上“太傅”荣衔罢了。
至于苏东坡新兼职的活路“南郊卤薄使”？那是个在朝廷举行南郊祭天大典时的阶段性活路，不过临时的权力也不小，那一会甚至皇家内苑也要听他的指挥与监察，更不用说文武百官了。
你别看这临时工不起眼，一旦挑出任何人的毛病，那这哥们儿就算在仕途玩到头了，甚至掉脑袋的可能都有，国家大典无小事，足以影响你三代九族。
刚被迫来到汴京的苏东坡上任便点了一个足以烧身的火药桶。
元祐七年南郊大典，苏东坡以卤薄使的身份引导圣驾。皇帝刚进入太庙，这时突然有皇宫的十余副车驾于乾明寺前争道抢行，队伍中还有供后妃专用的红色伞盖，要按以往习惯，百官跪拜让道避开就是了，谁敢惹皇家后宫？
苏东坡才不理睬违反交通规则是何方神圣呢，当场于自己的车中草本上奏，弹劾这不看“红绿灯”的皇家权贵。皇帝于太庙中接到苏东坡的即兴表章，竟也格外重视，立即派人飞转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第二天就遣中使传命申敕有司，诏令严整仪仗车卫，自皇后以下，皆不准擅行中道，百官不需要拜迎。
看来苏东坡这哥们儿如果干交警，也是个好警察，执法不问身份，就是在今天也属难得。
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一点：太皇太后及皇帝对苏东坡无比器重，事无大小，所奏皆从，这还了得？其时的苏家小弟苏辙已经升任为门下侍郎，这实际上与“知政事”一样，就是宰相副职，在以前大都由宰相兼任；而现在的宰相是苏诵，唯有一个中书侍郎范百禄还是个外姓，莫非大宋朝廷真得快姓“苏”了？
有这苗头！当年十一月，苏东坡又被改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苏东坡历经磨难，不想当官非让当，现在离仕途绝顶宰相之位已经触手可及了！
苏门一时风光无限，东坡此时如日中天！
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身居国宝级明星之地位，别说华夏大地，盛名已经跨越国界，走向世界，大有誉满全球之势！
据《渑水燕谈录》载：张芸叟出使辽国，在自己所住宿的宾馆中墙壁之上，也刻有苏东坡的《老人行》诗句，到了辽国书市，竟然苏东坡的诗词集为最热销商品，并且起名为《大苏小集》。张芸叟大为感慨，于宾馆的苏东坡诗句之下题句：“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这类事《坚瓠集》中也有记载，苏辙曾出使辽国，辽人大多见面就问：“大苏学士安否？”。使得苏辙回来后寄诗给哥哥东坡：“谁将家谱寄燕都，底识人人问大苏。
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
这是苏辙在提醒兄长：名声太盛不是什么好事，难免他日连醉“卧江湖”也受连累――不幸被苏辙言中！
可是，一个人的出名一旦“入轨”，就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明星”们大多后来都成了傀儡，是受他（她）的“经纪人”尤其是媒体操纵的，就是官员一旦做大了，连衣食住行都要服从秘书们的安排指挥，那能如老孙这般逍遥自在？
不过苏东坡的名声在异国盛传，据载却是苏东坡咎由自取，据宋人笔记《珵史》载：苏东坡在知贡举时，恰逢辽国的使者来汴京，这位辽使也是位自持学广才高之辈，趁苏东坡在场时，给大宋文人们出了个他认为的绝对，对一帮大宋翰林们说：“我国有一旧对，仅一上句：‘三光日月星’，凡是对上的下句都免不了与上句冲突，我国是没人能对上了，听说贵国有位苏学士才高八斗，就此请教了。”
这是在故意难为领袖大宋文坛的苏东坡，从气势上压大宋一头。谁知苏东坡客气的对辽使说：“若是我能而君不能，有失大国的体面，这在我大宋早有成对：‘四诗风雅颂’，天生之对，没什么大不了的，请带回贵国吧。”
大家细品，果然天成，那四诗中的“雅”分为“大雅”“小雅”，四诗浓缩于三字，辽使叹愕欲退。
谁知临行时，苏东坡淡淡的说到：“我自己也有一对，敬请指教：‘四德元亨利’。”
辽使闻听大喜――你苏大学士终于出漏子了！易经中“元亨利贞”四字天下谁人不知？学士也能对出这种少一字的下联？
苏东坡不动声色继续说：“怎么？以为我忘掉一字？我两朝圣祖的名讳怎能不避？”（宋仁宗名帧，辽典宗名宗真）两国皇帝的先祖都有贞字同音，苏东坡避讳正是照顾了两国法令与邻国的关系，就连辽国的皇祖也给恭敬了一番。
辽使不由心服口服，能巧借避讳对绝联，天人！回去之后，还能不为苏大学士大大扬名？所以，苏东坡扬名辽国，事出有因。
至于大宋境内，那就更不用说了，举国遍是“骨灰级”“苏粉”，就连苏东坡的穿着，国人也争相模仿，估计苏东坡如加盟或兼职广告事业，做个跨国公司的代言人什么的，也能大大的猛发一笔！
据笔记《师友谈记》载：苏东坡给自己设计了种“酷毙”的帽子，高筒短檐，结果士大夫们纷纷效仿，直有点“今年流行高帽子”之趋势。
一直流行了九百年！文革中那游街时地富反坏右、外加走资派所带高帽，莫非也是继承了苏氏高帽传统？
是也不是？老孙不敢妄断，但北宋那时流行高帽绝对源于苏东坡。就连舞台上的相声表演家也拿来做了噱头，有次在给皇帝表演时，有一说相声的优伶开始逗哏调侃：“我的文章，天下第一！你辈哪能比得上咱？”
捧哏的配合：“为什么？”
“你们没见我头上戴的‘子瞻帽’吗？”
哄堂大笑！这时优伶所戴的道具帽正是被命名为“子瞻帽”的苏氏高帽，据载，就是皇帝也被逗得喷饭大乐！
不过，这皇帝笑过之后，却久久注视正在现场的苏东坡，那意味深长……插句闲话：是否“相声”这门以往的地摊艺术形式，在北宋时就已经风行全国？并且堂皇进入了皇宫！留给专家们考证去吧，反正有一点可以确定：相声起源绝对早于现在专家们所认为的大清家。
苏东坡的名声由下至上，再由上到下，一时盛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