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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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1914…1927）
●我的父亲母亲
我祖上世代生活在陕北黄土坡上。我的父亲李尚义，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是我爷爷的第二个儿子。听说因为家穷，爷爷把他的长子留在老家，带着我爹给张姓人家打工放羊。张家算是穷地方的富户，主人见爹小小年纪就能吃苦，人又聪明老实，就把女儿张氏许配给爹。爹不再干农活，进了瓦窑堡镇子去学手艺，学成了银匠，在铁狮子巷租了阎宝贵家一孔窑洞住下。
银匠这行当，非“掺铜和水”不能挣下钱。爹生性诚实善良，做不下去这骗人的营生，弃之不干。平时却好给街坊邻里有困难的人帮忙，人称“李善人”。
由于爹耿直正义，助人为乐，又粗通文字，在1935年曾当选为苏维埃冯家屯乡政府的乡长，为民众办好事就更加义不容辞了。他68岁那年，在一次帮人买米返家途中，需要淌水过河，忽遇发大水，被浸泡了几个小时，回家后受寒生病，很快就离开了我们。那年是1946年的夏天，我正在绥德部队上，领导叫我回家看看。我把爹和早在1933年就去世的娘合葬在寺圪肚湾公墓中，心想等以后有条件了，再为父母立个碑。
我的父亲虽然一生行善，是个大好人，可是学的手艺不用，又没有其他谋生的手段。一个男子汉，不养家，或不是养家的主力，靠什么立足於世上？他也真是有福之人，幸亏他娶了个完美的女子，生活的艰难重担，几乎全部由母亲柔弱的双肩承担起来。
母亲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娘家是解家沟的，她从小就过继给张家。旧社会女子没有自己的名字，只知道叫她张氏。她养父家比较富裕，但也是以劳动为本，没有把她娇惯成只会被人侍候的人，可也没有让她读书识字，倒是给她灌输了中国女子的许多传统美德。
她是那样勤劳坚强、任劳任怨地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我记忆中，她总是没日没夜辛辛苦苦。白天喂猪、做豆腐、磨油，夜里还要为全家七八口人缝衣补被。她娘家心痛，要接济她，都被她谢绝。
她又是那样贤慧慈爱，相夫教子，一丝不苟。她教育我们要热爱劳动，不要嫌家贫，要有骨气，要靠自己的双手过日子。她告诉我们做人要诚实，要尊老爱幼，要帮助需要你的人。她自己的言行总在默默地教导我们如何去做。
母亲一生善良正直，极富同情心。瓦窑堡镇上的穷人常常登门求助，她几乎有求必应，大家尊称她“李妈”。她有一手为众人称道的烹调手艺，穷人家遇到红白大事，都乐意请她帮助操办。曾经有一个在盐池靠拉骆驼为生的穷人，与伙伴失散，独自一人，贫病交加，倒在我家门口，娘将家中仅存的米面做给他吃，在她多日精心照顾下，他恢复了健康，感动的泪流满面。以后每逢赶脚路过我家，必将盐池特产带来相送，母亲总是谢绝：“救人一命，胜似读经三年。”
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呕心沥血地为自己的家拼着命，也给周围的人带去爱。她生下三儿、三女，若不是生活过于艰难，她绝不会把两个亲生骨肉送走。我的二哥送给了王家，我的三姐过继给安塞石家。既便如此，几十年的艰苦劳作，使她40岁时眼睛就极度散光，50岁时就常常全身浮肿。
1933年，我被敌人投进监狱，因宁死不屈，敌人恼羞成怒，妄想利用母子情深，逼她“劝降”。她严厉的告诫我：要正直、要清白，决不能只顾自己而连累别人。爱子身陷囹圄，对于坚强了一生的母亲，却是个没有经受得住的打击。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没有等到我出狱，她撒手离开了爱她、尊敬她和需要她的人们。
母亲的美好品德，她对我的潜移默化、对我的期望，永远铭记在我心中，伴随着我走过风风雨雨八十余载，使我能成为一个诚实、正直、光明磊落、不辱使命的人。
●我的启蒙教育
1914年3月4日（农历甲寅二月初八），我出生于安定县（今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家中。根据家谱，我们这一辈排在“宗”字上，爹给我起名叫李宗贵。那时，我已有了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二哥和三姐不得已过继给了别人。
爹自己认几个字，深感识字的好处，所以，日子过得再苦也要让儿子念书。大哥李宗元老实厚道，但不是块念书的材料，进私塾读了4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整齐。爹说我从小就聪明懂事，他和娘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1921年，我七岁那年，被送进私塾，念了一年。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启蒙老师赵鼎铭先生，他除了主要教我们识字外，还讲一些前清政府如何腐败，如何造成中国的贫穷落后等天下大事。我人生的第一课就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了。
1922年，我转入瓦窑堡米梁山贫民小学读书。家中省吃俭用，拚命为我凑够每年4000文钱的学费，供我读完了初小三年。
至今难忘的侯锡康先生，给我们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学校每天早上朝会时，全体学生背诵“总理遗嘱”，让我们在小小年纪，就受到民主革命的熏陶。新思想观念是很容易进入象我这样自小就吃苦的孩子的心田。我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发奋苦读，还尽力帮助母亲去卖豆腐、卖油，设法分担一些家庭生活的重担。
1925年，我以品学兼优的名次进入瓦窑堡第二高等小学。这所进步学校，为我打下了我革命人生观的坚实基础，在这儿，我迈出了为国为民的第一步。
1925年“五卅”运动后，国共合作形势较好，党领导的反帝斗争汹涌澎湃，工农革命运动有了更深入的发展。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陕北，其革命斗争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李子洲等创建的中共绥德特别支部，积极培养大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为革命准备了新生力量。为在绥德县省立第四师范、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六中、延安四中、瓦窑堡第二高小等学校发展革命力量，党组织派进一些就读于北大等学校的党、团员学生到这些学校任教。当时教员中的党员有冯景翼、李国章、张国仁、孙绍山、桑非吾（化名）、营子硕等。桑非吾、张国仁教我们社会常识和自然科学。他们公开讲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讲袁世凯卖国，讲军阀混战，讲帝国主义侵略等等，从中分析中国为什么落后，如何才能解救中国。进而讲孙中山的“世界大同”，讲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讲苏联革命，苏联人民平等自由。还讲共产党的纲领等等。他们受瓦窑堡地方党组织委派，挑选进步学生，秘密发展其成为共青团员。每逢暑假，再派这些团员召集一些经过考察的学生，以“进修标点符号用法”等为由，进一步灌输革命思想。
我在第二高小是优等生，全班五、六十名学生，我常考第一名。当时我看了许多书，如古代名著《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还有进步老师介绍的《少年漂泊》、《鸦绿江上》以及郭沫若的著作等。在学业上大有进步，同时在思想上也受到热烈的革命气氛的强烈感染。
我姨的儿子杨延龄，是延安四中学生，放假回来常住我家，他已是共青团员。特别是共产党员史唯然，他当时被绥德党组织派到瓦窑堡驻军中发展党团员，对我形成革命理想影响很大，我决心走他们的道路。
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党组织认为我出身贫苦，对旧社会有着天然的仇恨；学习好，且助人为乐；正直豪爽，好打抱不平；勤劳朴实，能吃苦耐劳并容易接受进步观念，是一名可以造就的有志少年。
1927年的春天，党组织正式吸收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的介绍人是同班同学王思温和李登榜。
●谢子长是我的引路人
我被批准加入团组织的前后，在我校学生中发展的团员和党员有王思温、刘昌汉、董学源、吴习智、侯仰桓、井助农、刘玉瑛、郭立本、杨瑞林、杨守业、李登榜和女校的张子房、任志贞等。学校里党团力量不断壮大。
当时在北伐战争的胜利形势下，陕北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谢子长，率领他的学兵十二连驻扎在安定县城。他亲自组建了中共安定区委，建立了中共瓦窑堡支部，统一了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并着手改组了安定县党部和县政府。他亲自组织了县和14个区的农民协会，并领导召开了安定县农民协会代表大会，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并清算了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王玉书、麻子厚等人的罪行。他还主持召开了群众大会，声讨了大恶霸宋运昌、李耀辉、王伯扬等人勾结官府鱼肉百姓的罪恶。此外，他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与此同时，学生运动积极配合了不断高涨的革命斗争。我校共青团组织学生成立了儿童团。由于我在同学们中的威望，因此被推选为第二高小第一任儿童团长。班上的吴习智、侯智防、杨成森、郝嗣运、侯仰桓、温保仁、温保礼、魏丁山、徐青、冯汉章、薛应则、井助农、赵海子、魏凌霄等都加入了儿童团。在负责儿童团工作的语文老师、地下党员张国仁和负责共青团工作的地下党员桑非吾的领导下，我们两个大队6个中队的上百名儿童团员，配合党组织在瓦窑堡进行的反土豪劣绅斗争，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我们走街串户，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开展扫“六毒”斗争，即见吸毒工具就砸，赌场就扫；见神汉、巫婆、卜卦、算命的就赶；见大“斗”小“称”就砸；见土娼小偷就斗；见恶霸、流氓、地痞就揪；见欺压妇女的不轨行为就斗争。麻子厚是瓦窑堡的一霸，放高利贷，强占民女，欺行霸市，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儿童团押着他，戴上纸帽游街，并当众焚烧其契约，煞其威风，大快人心。
我们还和二高师生一起，斗争了反动校长栾耀卿等，清算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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