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第2部分

我们还和二高师生一起，斗争了反动校长栾耀卿等，清算了他们贪污公款和打骂学生的罪行。为清算安定县县长张呜盛贪污教育经费的罪行，同时进一步培养和锻炼我们，谢子长决定将“打头阵”的任务交给我们儿童团。谢子长派他的传令兵白应奎来叫我，我又惊诧又激动。当时他已是受到陕北人民崇敬的“大人物”，百姓尊崇他“谢青天”，咋要见我这个学生娃？一进屋，见他正和几个军官模样的人谈话，我从未经过这种阵势，紧张的浑身冒汗。他面带微笑拉住我的手，请我先坐下。我傻乎乎地坐到椅子边上，头都不敢抬，感到在他面前自己特别渺小。

他结束了和其他人的谈话，微笑着对我说：“小弟弟，你先坐好。”我乖乖的朝里挪了挪。

“你叫李宗贵，对吧？今年多大了？”

我仍不敢抬头：“14了。”

“你上学比我还早几年呢？”

“为让我光宗耀祖，家里再穷也供我念书。”

“听说你很勇敢，书也念得不错。还是二高的儿童团长，很好，有出息。你们儿童团都做些什么？”我告诉他我们一面学习，一面操练一只是拿着木棒，模仿部队，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希望能象大人一样真枪真刀闹革命。子长说：“你们这些娃娃，就做些娃能做的事嘛。如组织宣传队，宣传破除迷信，搬泥菩萨，砸城隍爷，打孔庙，叫人们不信神、不信鬼；宣传文明，办识字班、夜校，提高文化；没收鸦片烟鬼的烟具，抓赌棍，斗土豪劣绅和放高利贷者等等。这些活动比拿枪也不差，这些都是革命工作。”

他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你们已做了不少工作，我代表全县人民大众感谢你们。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干得很好，只是以后要注意总结经验，讲究方式方法，比如剪发、放足，不能强迫，要提高妇女思想觉悟，让她们自己动手。”我不住点头，记在心里。

看看时间已不早，他说：“这次叫你来，就是要交给你们儿童团一个任务，到县上找县长张鸣盛，和他算算教育费的开支。再算他和二高校长栾耀卿合伙贪污的帐。这是用合法方式与他们斗，揭露他们的丑行。你们能行不？”他把这样重要的任务交给儿我又自豪又激动，连忙说：“能行！”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感慨地说：“这么小的年纪也来参加革命，真是难得。清算张鸣盛等人时，有什么情况，你再来找我，时候不早了，该回家了。这么黑，一个人敢走吗？”他要派人送我，我是儿童团团长，还怕天黑吗？他只好把我送到营房门口，目送我消失在黑暗中。

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子长的教诲，激动兴奋了好长时间，且至今难忘。

根据他的指示，我带领挑选的十几个机灵勇敢的儿童团员闯进县衙，与张鸣盛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们打响了头阵。在群众的压力下，张只好交出教育经费收支帐本。经查算，他贪污教育经费1300元，榨取苛捐杂税及勒索受贿500元等。儿童团把他的罪行列成清单，张贴散发到全县。其威风尽失。

儿童团大张旗鼓、热烈坚决的行动，有力地配合了党组织的革命斗争。谢子长曾赞扬：李宗贵领导的儿童团是一群瓦窑堡赤子。

○二、地下工作（1927…1934）

●15岁的共产党员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转入低潮。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敌人吓倒，他们高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继续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斗争。时，在陕西境内就爆发了著名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和三原、旬邑、礼泉、淳化等地区的农民起义。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以革命的武装对抗反革命的屠杀，1927年10月11日晚，唐澎、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组织发动了清涧起义。由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又没有坚实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巩固的根据地，到年底这支队伍只剩下29人。兵暴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其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党领导的西北革命历史上第一次武装起义。

1928年，渭华起义也失败了。谢子长、刘志丹等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的启发下，认真总结了以往失败的教训，决心走农村包围城市以取得最后胜利这条道路。他们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到陕北和陕甘边一带，开始了创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在斗争中逐步形成并完善了适合当时陕北革命斗争特点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理论。

瓦窑堡同样被白色恐怖笼罩着。各种反动势力奉行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共产党员”、“不消灭掉共产党，死不瞑目”的指令，疯狂地进行反扑。革命者和群众残遭杀害。危急时刻，革命队伍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在瓦窑堡党支部里，孙绍山、营子硕、井助农、薛应则等叛变了革命。他们出卖灵魂，认贼作父，与人民为敌。冯景翼、李国章、张国仁等人消极脱党。党组织的安全受到极大威协，随时都有被叛徒出卖甚至被摧毁的可能。但是，有更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都更加坚定。1929年我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我为自己能在特殊困难的情况下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者而自豪。

●坚持斗争在瓦窑堡

在紧急情况下陕北特委先后派马文瑞、毕维周、刘光贤等到安定地区帮助工作，以加强县委领导。当时瓦窑堡党支部委员有刘昌汉、郝正连、张子房和我，还有侯仰桓（1934年冬叛变）。党内活动由半公开转入地下。刘昌汉以瓦窑堡第二高小校役的身份作掩护，我和郝正连、侯仰桓以店员身份作掩护，在险恶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我们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发展了家庭贫寒、靠拢党组织，学习刻苦、意志坚强、斗争勇敢、有革命要求的贾俊儒、井助国，李仲英、杨三娃、郝玉堂等为会员，他们可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从1928年春至1929年夏，我公开的身份是一家染房的店员。股东白美才是清涧袁家沟人。大掌柜白狗嫌是白美才的叔伯哥哥。二掌柜惠玉瀛是白美才的内兄。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店员惠老三，是惠玉瀛的弟弟。店号叫“德和染”。

这是一个由破落地主经营的染房，仗着当时在瓦窑堡“独此一家”，人们不得不忍受残酷的高利贷剥削。店里每天染布50余丈。我必须到2里远的南河挑水20担（每担水25公斤）；还要做3顿饭、记帐、打扫庭院；并要煮布、槌布、洗布、染布、晾布。从早忙到晚，没有喘息机会。一年工钱只有4块银元。惠老三的工钱比我多两元，二掌柜惠玉瀛因亲戚关系拿20余元。靠我们的血汗，店里每年可挣数百元钱，但却被用来放高利贷，借债者常因“驴打滚”内利息倾家荡产。

店员的生活难以忍受，但这是斗争的需要。我一直咬紧牙关坚持着。我只能利用担水的机会，与党支部的其他支委接头，研究工作，开展对敌斗争。大家的处境同样艰难危险，但我们一直积极活动，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告诉群众，党的组织不但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壮大。

当时，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的公开身份是景家砭的小学教员，他利用到瓦窑堡购买学习用品的机会，向我们传达上级的指示并检查我们的工作。毕维周、刘光贤化装为贩卖皮毛的小商人，向我们传达陕北特委的指示。

1929年下半年，组织决定我离开“德和染”，在家以卖油、卖棉花作掩护，领导安定县东一区杨家园子的党团工作，指定我与杨和亭单线联系。同时还要我指导北一区第三高小的党团工作，联系人是校役栾新春。

当时白匪钟宝卿骑兵团驻防瓦窑堡，这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凶残刽子手。他们指使黄盆子、吴臭盆等密探跟踪、监视我们这些曾在大革命中活跃的学生。我们在敌人眼中早已是“危险分子”，要处处小心行事。我们在和敌人坚决斗争的同时，还要随时保障组织的安全。这就需要采取各种方法，扰乱敌人视线，以达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的目的。

我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以了解敌人动向，防止他们暗中破坏。我和吴臭盆沾点亲，借故“送礼”与吴聊天说笑，从中了解并分析敌人的意图，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次，敌人密谋抓捕互济会员李仲英，妄图在他身上打开缺口，以一网打尽瓦窑堡党团组织。我得到消息后立即安排李离开瓦窑堡，到甘肃省去做兵运工作，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甚至打进敌人内部，争取同情革命者做我们的情报员。敌副官尚达武是瓦窑堡女校学生雷巧灵的丈夫我们认为雷思想进步，靠得住，动员她去争取自己的丈夫为我们工作。一次，敌人盯上了特委派来的刘光贤，欲秘密逮捕。幸亏尚达武及时报信，刘得以安全转移。

当时我们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会员利用他们的合法身分，也为我们提供过不少重要情报。一次，敌人准备袭击北区郝新民领导的游击队时，负责给敌人磨面的互济会员井助国得悉后，立即派人通知了游击队，敌人兴师动众却扑了空。

在残酷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学会了不少应付敌人的办法，同志们之间已非常默契。我们可以在光天化日敌人的严密注意下，利用买东西、“吵架”、唱歌、脱帽、穿鞋、咳嗽、吆喝、扬汗巾等极普通的动作进行联络。接头地点、会议地点、活动地点也安排的十分巧妙，尽管敌人绞尽脑汁，但从未发现。党的组织工作更是严密、谨慎，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丝毫的疏忽都会造成惨痛的损失。

●我考入绥德四师

1930年夏天，党组织出于对我们的关心、爱护，决定让我和董学源等暂时离开瓦窑堡。我们所负责的党支部的工作交由刘昌汉、郝正连等接替。我们和侯智防、史丕民、史丕贤、史应南、李国秀等人一同报考了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在白色恐怖下，该校是党的一个重要的人才培训基地。这次考生共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