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向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出这一要求：答复是：“你回部队把工作做好，我们再考虑”。12月下旬，接到我去红大一科报到的命令。临走前，我向接任军政委的王平交待了工作。
1937年元月，我离开了红二十七军，走向新的学习岗位。
○五、投身伟大的抗日战争（1937…1945）
●抗大学习八个月
离开红二十七军以后，我到红军大学一科学习。当时校址在保安县（今志丹县）。1937年党中央进驻延安后，由于形势的迅猛发展，学校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随中央迁到延安。抗大一期于1937年1月20日正式开学。我所在的二队住在延安城东北角的原延安四中所在地。
二队学员约六七十人，队长倪志亮。学员中有张震、陈正祥、肖望东、李东潮、梁钧、贺子珍、何廷一、康克清、余秋里、王尚荣、吴克华、杨秀山、卓雄、王赤军、王世泰、黄罗斌、肖星怀、曹光华、彭林、雷震、吴岱峰、齐渭川、高启甫、张涛、刘仁保、高波、谢富治、朱德崇、刘世谋、李兰（大学生）等。学员主要是军、师、团一级的领导干部。
我们班有8人：张震、谢富治、刘世谋、朱德崇、肖星怀、梁钧、刘孝安和我，分住在两个房间里。我和谢富治、刘世谋、朱德崇住一个窑洞一条炕，我任班长、党支部委员兼小组长。
学员队直接由学校教育委员会和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领导。毛泽东兼学校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刘亚楼任训练部长。
在盛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自为学校题词：“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教员是干部中的干部。你们教的学员毕业出去，许多是军长、师长，他们就会发展到几十个师、军。教育工作是革命工作，教育要树立活着当一辈子教员，死了就埋在清凉山的决心。他要求学员把抗大的学习，视为对自己的磨练。在抗大这个“磨刀石”上，把过去存在的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思想上保守等不好的东西磨个精光。变成一把锋利雪亮的钢刀，去创造新社会，去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政治、军事上要下功夫，把自己锻练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抗大的学习只能为同志们打个基础，真正学到东西还要到革命实践中、到工人、农民中去，活到老学到老。
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党的理论工作者，亲自担任我们的教员，毛泽东讲授《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刘伯承讲授《红军建设》、《战略学》、《苏联红军野战条令》；林彪讲授《战术学》；朱德讲授《中国问题》；张国焘讲授《政治经济学》；秦邦宪讲授《马列主义》；张如心、吴亮平、张闻天、罗世文等讲授世界革命运动史、政治常识等课程。
●毛泽东讲课
毛泽东每周给我们二队上两次课，这是学员们最爱听的课。他的课程涉及哲学、经济、军事、政治等许多深刻的理论问题，对于工农干部来说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但经主席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地分析、讲解，就变得容易理解和消化了。他常常用生活中大家都熟悉的事物，或用大家都听得明白、记得住的故事进行比喻，解释，使深奥的革命道理容易被接受，也使枯燥的理论课变得活泼有趣，吸引学员们不断的去追求新知识。
一次他讲起武松打虎的故事。他说由于武松最初忽略了松树这一客观条件，他运足力气的一击就没能打在老虎身上，而是被松树挡住，打断了他手中唯一的武器一哨棒。但后来他接受了教训，集中注意力于主要矛盾——老虎身上，当老虎再次扑向他的一刹那，他闪过猛冲上来的老虎，顺势骑到它身上，终于把老虎打死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与敌人作战要充分分析有利和不利条件，因势利导，使各种条件发挥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作用。
毛泽东讲到诱敌深入的战略思想时，曾举了《水浒》第九回中林冲棒打洪教头的例子。林避开洪的锋芒，有准备的退了两步，看准洪教头的破绽，在洪又上来的一瞬间，把棒向地下一挑，一个转身，直扫洪踝骨，一个子就把洪教头打倒在地。这一简单事例概括了“诱敌深入”这个战略思想中的许多应注意的关键问题。他在讲《实践论》时，强调革命者应注意遵守的基本原则：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时间、地理条件制定自己行动的方针和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牢记这项原则，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否则就会导致失败。他的这些讲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中。
●难忘教员
朱德以他自己的丰富经历和历史知识，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遭受深重苦难的历史画卷。更激起学员们的民族自尊心和革命责任心。大家恨不能立即奔赴疆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把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从中国土地上铲除干净。
朱德不仅对我们进行谆谆教导，而且更以他那谦虚谨慎、宽宏大量、热爱群众、艰苦朴素的伟大马列主义者的形象，潜移默化地教育影响着每一个学员，成为大家学习的楷模。
他对每一个同学都是既严格又和蔼。对那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他总是不厌其烦的反复讲授、解释。为巩固我们所学的知识，他经常组织复习和定期测验。他这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以身作则的精神，鞭策着每个学员去努力学习，以不辜负党的教导和期望。
刘伯承讲课很有特色。他根据学员文化水平较低，科学知识欠缺的情况，以启发式，形象化的教学方法为主，培养大家通过我军的素质、装备、发展趋势以及战争实践，总结出战争的规律和本质。他称没有训练过的部队为“乌合之众”，把不讲战术的指挥员比作“无头苍蝇”，在战场上只会东撞西碰，顾头不顾尾，四零八落不成系统，这样的人去指挥战斗，没有不失败的。他还强调建军必须首先建校，强调培养军事人才在部队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他要求我们训练部队要见缝插针，抓紧抓好部队的养成教育。训练严格，本领要过硬。搞武装斗争要有“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决心。只有训练时多流汗，才会战斗时少流血。
他精辟地阐明了“古田”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正确解决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只有坚定地树立全心全意地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信念，才能自觉、积极、主动地发挥艺高人胆大的军事才华。艺高和胆大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军事上的艺高，就不可能完成艰巨的政治任务，就可能变成“无头苍蝇”。由于他本人不但有丰富的军事理论知识，并具备卓越的指挥才能，因此，在他循序渐进并具有权威性的讲授下，使我们这些文化水平、理论修养都比较差的学员，逐渐提高到新的境界。他所讲的一些原则，成了我几十年军事生涯的座右铭。
秦邦宪过人的记忆力和渊博的理论知识，常使我们惊叹。每次上课，他都抱来很多书，但从未见他翻阅过。讲起课来滔滔不绝，似江河一泻千里。听他的课，精力要集中，笔头子要快。文化程度低的就很吃力，往往只能记个大概。课间休息时，大家仍然十分忙碌，互相对笔记、补笔记，互学互助。一般来说，听他的课时教室里气氛比较紧张，但大家还是很爱听。他讲课逻辑性强，条理清楚。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方面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他都讲得很透彻，很系统，使同学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确实有了比较显著的提高，更加深了对我党建党学说的理解，并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党才能有战斗力，才能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完成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
●艰苦紧张的学习
学员的生活是紧张的，艰苦的。同志们来自三个方面军和陕北红军，还有少数的大学生。虽然彼此间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来抗大学习的心情是一致的，革命斗争的理想是一致的。学员大都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把大家的经验总结起来上升为革命理论，是我们千方百计来学习的主要目的和愿望。昔日的指战员，对待学习同样认真，孜孜不倦，废寝忘食，分秒必争。大家都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学校领导规定晚饭后的活动一定要安排得活跃些，经常举办棋类、球类等各种比赛活动，使我们能劳逸结合，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开始没有菜和油，每天都是小米、黑豆、南瓜等粗杂粮，有时连小米也供应不上。加之学习紧张，大家明显的瘦了许多。党中央为了学员的身体健康，想尽一切办法筹集粮食，优先供应抗大。虽然学习条件艰苦，但同学们精神高昂，互相鼓励、互教互学、亲密无间、共度难关。
也有个别人的表现令人不满。一次，朱德在我们班测验《中国问题》时，刘世谋有一个字不会写，请教同桌的谢富治，却被谢挖苦了一顿，刘个性很强，当晚就拿手枪自杀。幸而被紧靠他的朱德崇拽住手指，子弹仅从刘口中射出，才未发生大的意外。枪响时，心虚的谢富治不是救人，而是钻到桌子底下，生怕子弹打着他。
除了政治理论学习外，我们每周还有两次队列训练和四五华里越野跑步训练。学员中虽然大多数担任过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但从未体验过部队的正规军事训练。队长倪志亮对学员的军事训练严肃、认真，不达标绝不收兵。有时，为了纠正一个动作都要用较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卖力气，严格要求自己，因此提高较快。
另外，每周还要进行一次义务劳动，到郊区农村宣传卫生常识，讲解疾病预防知识等，并同当地群众一起劳动。延安当时是个新解放区，百姓对我们还不十分了解，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他们中还有一定的影响。当群众得知我们这些义务劳动者都是部队的军、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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