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 第25部分

战斗后我们总结出5条经验：一是战前动员，提高认识，讲明日寇是侵略者，是我民族的死敌，保卫苏区、保卫党中央是军人的天职。二是乘敌立足未稳，进行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同时要注意隐蔽，按预定方案击敌。三是防御与主动出击相结合，选择时机派出精锐部队扰乱敌后方，配合正面部队的进攻。四是自卫军与群众参战起了重要作用。战斗一开始，延长、延川、固临三县自卫军接到命令后，昼夜兼程奔赴前线，担负巡察、联络、警戒、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收集敌情，为部队正面作战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五是工事要坚固、隐蔽、伪装。敌人始终未能侦察到凉水岩工事的真正位置，在敌人的猛烈炮击和飞机轰炸下我方除李成荣同志光荣牺牲外，再无伤亡，达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

1939年4、5月间，日军编成第三十六、三十七军团（归太原第一军指挥），准备接替第一O九师团和第二十师团的防区。企图利用新编师团的换防机会，进行第二期“肃正”计划。实施对晋东南地区的“扫荡”。并再向我河防发动一次大的进攻。为此，他们集结于永和大宁一带。

5月初，日军第二十、三十七师团2000余人在20门大炮和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我团三营一连、凉水岩二营两个连的防区进犯。6日拂晓占领了河东阵地。继而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强渡黄河。我部沉着、冷静、坚守阵地，依托有利工事展开还击，阻击了敌人强渡。马头关撤退之敌在河滩集结时，我三营突然以猛烈火力毙敌30余人。9日敌经大宁退往蒲县黑水关一带。此战共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步枪10多支，挫败了日军的侵犯。

与此同时，华北的国民党溃兵300余人，由马头关偷渡黄河。沿途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并企图袭击延长县城。

此时县城仅驻一营的三连和保安部队100余人，情况紧急，只能智胜。白志文团长和保安大队长李启贤在距县城5公里的呼家川设宴欢迎并布置宿营以稳住溃兵。溃兵中自称“营长”的赵有富却要进县城宿营，声称要过个“痛痛快快”的夜晚。双方争执不休时，又一个自称“连长”的王得胜说：“客由主便，八路军以贵宾相待，而我们提出不礼貌的要求就不太好了”。这番话，得到了大多数溃兵的支持，赵有富也只得作罢。

第二天凌晨我们只用了一个连的兵力就缴了他们的枪。获轻机枪6挺，步枪280支，短枪6支，子弹4000多发，还有一些其它物资。赵有富因反抗被当场击毙。王得胜等30多人加入了一连。枪支弹药大多补充了保安大队，另有80多人参加了保安大队。不愿留下的我们给了路费让其回家。

●蒋介石继续反共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虽被迫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但其限制、消灭共产党力量的企图，从未罢休。特别是武汉失守后，其政策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陕甘宁边区一直被其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他们在边区内部设专区和县级政府权力机构作为反共据点；在边区周围集结重兵，进行包围，封锁、骚扰，企图伺机大举进攻。

早在西安事变前，西北革命根据地就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分化、吞并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防止受我党和边区的影响，先后将东北军和西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西北，而将其嫡系胡宗南部调到了关中地区，以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抗战初期，国民党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达30万人。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太平洋战争迫使日本从华北、华中地区抽调了大量兵力转向太平洋战场，致使日军对西北的威胁大为缓解。而此时国民党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兵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至40余万。其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部队增加到近30万，从南面和西面包围、封锁边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曾对中共谈判代表许诺将“陕甘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但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当局却迟迟不予承认。反而以统一“军令”、“政令”为借口，宣称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非法组织”，“绝对不能存在”，并向边区委派国民党专员、县长，造成边区内部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的局面。

这些专员、县长利用职权，采取各种方法，造谣诬蔑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镇压群众运动，摧残和解散抗日救国团体；挑拨我军和友军、群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支持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强收旧租旧债；强编地方保甲；乱杀我军官兵和地方工作人员；训练反共干部，以参观、考察访问等各种名义渗入边区大搞特务活动，从事捣乱破坏；指使保安部队配合正规军不断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因此，留守兵团在担任清剿土匪、守卫河防任务的同时，还要坚持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大局，同一些顽固的反共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针锋相对的较量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将其政策重点逐渐转移到反共反人民上来。1939年至1940年间，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武装进攻的重点之一。

当时我团除在延长、延川、固临防守外，还要以一部分兵力对付延长县国民党县长周金龙。他是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顽固派。一进边区就施展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伎俩。1939年3月以来，延长地区一直久旱不雨，农民盼雨心切，就自发组织舞龙祈雨。周金龙借机在群众中煽动：“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只顾征粮、纳税，而不顾你们的死活……”。

我们立即与我政府县长谭生彬、县委书记白清江研究对策。在分析情况时，认为祈雨是民众风俗习惯，只是被人利用。只有揭发阴谋，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祈雨期间，依当地风俗规定，所有的人必须吃素。我们请群众暗中察访，看县政府和当地驻军单位有谁违犯俗规。结果只有周金龙县政府犯了戒。这一下激怒了农民群众，他们集结了几百人抬着龙王楼子直冲县衙。搅的县政府天翻地覆。周只得派手下张永清请我们出面调解。

我来到出事地点，对群众讲：不要听信谣言，你们想一想，1935年没有解放时过的是啥日子？“早上稀溜溜，中饭溜溜稀，晚饭杓儿打澡洗”这还是丰收年。遇上灾年，大户卖田地、小户卖儿女，多少人背着席卷客死他乡？自从来了共产党、八路军，大家分上了地、房、家具和衣物，改变了祖祖辈辈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的悲惨状况。发展了生产，过着30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温饱生活。难道你们还看不清究竟谁真正为劳苦大众，谁在制造“人祸”吗？天不下雨是自然灾害，从来靠天靠地都没有解决过问题。如果真是有龙有神，你们祖祖辈辈的祈求为什么都不灵验呢？都没有把你们救出困苦呢？只有遵照边区政府抗旱、自救、搞好生产的指示去做，才是唯一出路。大家听了我的话感到在理，知道上了周金龙的当，自动离开了县衙门。

我被张永清请到国民党县政府喝茶，我有意叫周金龙和政府有关人员座谈，请周说说这次闹事的感想。周尴尬不堪，吞吞吐吐的说：“职责所使，身不由己。但想不到会引起这么大的麻烦”。其他人亦无言相对。张永清提议请李政委讲话，我严肃地谈了对这次事件的看法，并当场批评周金龙身为高级知识分子，难道连普通的自然常识都不懂吗？利用农民文化低、科学知识少，鼓动搞迷信活动，实际上是挑拨共产党边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破坏抗日。在场的大多数鼓掌表示赞同。周和少数顽固分子低头不语。

1939年8月在延长城隍庙召开纪念抗日两周年群众大会。周金龙在统一“军令”，“政令”的借口下，大放厥词。不承认边区政府的存在，不承认留守兵团的存在，在群众中恶毒散布：如果不取消边区留守兵团，就是分裂抗日统一战线，不遵守国民党政府的“政令”、“军令”。

我在大会上针锋相对的批驳了他的谬论：第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亲自许诺建立陕甘宁边区。然而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后，国民党当局迟迟不予承认，这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包藏祸心；第二，八路军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赴敌后展开游击战、直接与日寇浴血奋斗，如平型关大战等揭穿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国民党军队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从华北前线大溃退。真正团结抗日的是八路军；第三，真正领导抗日救国的是中国共产党。从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入侵，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都是在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下进行的。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执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日，卖国求荣”。明喊什么“军令、政令统一”，暗中却闹摩擦，这是违犯人民意愿的。团结抗日，把日军赶出国门是我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你们应该觉醒了，否则将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第四，边区人民、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周县长欲挑拨离间，破坏我党政军民的团结是办不到的。

会场群情激奋，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最后抗联主任谭生彬领唱《救亡歌》。大会在同仇敌忾的歌声中结束。

经过这两次较量，周金龙在公开场合收敛多了，暗中却变本加厉进行更加阴险的破坏活动。他企图从我们内部进行分化瓦解。那期间我团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