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尊师重教
学校工作中教员、知识分子是主要支柱。正如刘伯承所说:这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之一。他们处于教学第一线,其他工作都应围绕教学工作进行。
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那些来自硝烟弥漫的,来自山南海北的军队同志,可并不简单。特别是一些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指挥员、战斗员,现在要他们全力支持那些入伍没几天甚至从未参加过战斗的知识分子的工作,思想一下转不过弯子。学校里当时流传着顺口溜:“金教员、银学员、废钢烂铁工作员(指其他工作人员)”,就反映了一部分同志的思想情绪。
对此,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通过耐心谈话,反复说明:现在的“战场”已经不需要枪炮弹药,只需要知识,需要专家。现在是教师身处前线,你们负责后方保证。前方后方协同努力,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革命工作从来没有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老革命,老战士,应该如在战场上一样,坚决服从党的需要。在说服教育的同时,我们对于错误的认识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了它对学校建设的危害性。我们要求各级领导都要尊重教员的工作。还号召工农干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跟上时代的步伐。从此,学校各级机关越来越主动为教员解决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困难,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工作条件。
另一方面,对教员、知识分子也提出严格的要求,希望他们虚心向工农干部学习,特别要学习这些老战士为革命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大公无私的高尚品质。我们对于教员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从不姑息迁就。凡学校要求学员做到的,更要求教员首先做好。对教师的高标准严要求,才能训练出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教师们见学校如此重视、关心他们,更加严格锻练、努力工作。在全校的出操、列队中,动作最标准的是教员队伍;每次我校官兵受阅,方队的排面兵、基准兵都由教员担任。在学校建设初期的各项活动中,教员队伍总是全校的榜样。这对于我校良好校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军委防空部队党委要求我校预科文化教育要于1953年1月开学,本科专业训练要于同年8月开课,学校初建时期各项工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展开的。事实证明,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推动其它各项工作,才能完成学校的使命。
当时,学校师资远远不足,很多人还缺乏教学经验。我们从在职干部中选调了40多名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比较过硬的同志,充实了教员队伍。同时,对原有一些教员采取培训的方法,使他们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的提高,能尽快走上讲台。训练部部长杨易风还亲自示范。此外在教员队伍中还提倡以老带新,能者为师,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经过全校同志特别是全体教员的努力,开学前的各项教学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不到3个月,全凭自己动手,完成了各类教学大纲、教材的编写工作,制作了大量教学用模型,保证了学校预科文化教育和本科专业训练按时开课。
1952年10月下旬,苏联专家捷尔卡基上校来到学校任首席顾问。一年之后,苏联专家金果夫中校、卡斯秋克中校也来到学校,分别担任射击、兵器和雷达专业顾问。他们的到来促进了学校专业化建设和正规化建设。在其帮助指导下,学校军事专业训练从教学大纲、教材教学活动、考试方法到规章制度等,都严格仿照苏军及其院校的一整套做法建立起来,一所正规的高炮学校初具规模。
学校坚持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民主集中制和政治委员制度。苏联专家也明确他们只是学校的顾问,仅需履行顾问的职责。双方各司其职,相互尊重、团结共事。
苏联专家在炮校工作期间,与学校工作人员、教员、学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们撤回苏联以后,每年炮校校庆,捷尔卡基等专家都发来贺电,表示他们对中国同志的怀念和祝贺,从未间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1954年9月,国民党反动集团派遣飞机窜扰上海。我校担任战备任务的练习营炮连,同驻守上海的高炮部队一起,粉碎了敌人的罪恶阴谋,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上海各界人士对此曾向高炮学校表示热烈的慰问。陈毅也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1954年10月,高射炮兵学校第一期一年制指挥学员毕业。为了严格考察学员是否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并检验学校的教学质量,根据军队院校工作条例规定,要由国家考试委员会对毕业学员进行考试验收。军委防空部队党委决定:由防空军副司令谭家述任主任委员,我任副主任委员组成国家考试委员会。在对我校毕业学员的考试中,他们取得了总评良好的成绩,并评出了优等生。这是全校的光荣,更是全体教员的光荣。
●建设防空部队高级防校
01。赴京受命
经过两年多的边学习,边建设,边探索,高射炮兵学校初具规模,教育、训练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随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在全军开展正规训练和建设正规军校的方针。并强调指出,训练工作是全军的中心任务,培养好干部的途径是办学校。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工作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适应防空部队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成立了防空学校和高射炮学校之后,军委又决定成立高级防空学校,以逐步健全通过学校培养干部的体制。为此,1954年12月,军委决定调我到正在建设中的高级防空学校任政治委员。
接到命令后,我把炮校工作进行了安排和移交,即赶赴北京,到军委防空司令部报到。防空司令员周士弟是我的老首长。1936年红军东征时,他任十五军团参谋长,我是该军团所属的八十一师的政治部主任,1952年我到上海高射炮兵学校任职时,也是由他亲自交待任务。此次见面周司令非常热情,谈话内容也很广泛。他首先询问了炮校的建设和教学情况。听后点头表示满意。他说:过去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靠的是小米加步枪。现在全国胜利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必须建设技术兵种,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经验,建设、发展防空部队刻不容缓。我们现在的防空部队和指挥机构都是新建设起来的,它担负着保卫国家大、中城市和重要目标的空中安全的任务。是现代化主体战争中积极防御的主要力量。
在谈到如何建设好由多兵种组成的现代防空部队时,他强调说:关键是要培养干部,而培养好干部的中心是办好学校。因此军委下决心选调优秀领导干部创办学校。这些话是彭总、刘总讲的,也是军委的精神。
在谈到高级防校的性质和任务时,他说: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防空学校和高炮学校,基本解决了初级干部的培训问题。新建立的高级防校就是要担负培养防空部队中、高级干部的任务。高级防校的校址,军委已确定在北京。11月,军委已调王智涛任高级防校校长。他原任防空学校校长,曾长期在红大、抗大任过教,并到苏联学习过。调你们去办高级防校,是因为你们已有创办防校和炮校的经验,要集中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开学。相信你们能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我表示建高级防校担子很重,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还不够,我会随时请示领导,得到苏联顾问的指导帮助,会和王智涛校长团结共事,会虚心向他学习。我要边干边学,依靠群众,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会把学校办好。
02。迫在眉睫
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去到清河镇附近的高级防校工地。只见施工现场一片紧张忙碌,大家正在刚建好的一些营房内办公。因王校长带领一些干部教员到外地军事院校参观学习去了,由先期到校的原二十四步校校长、高级防校副校长宁贤文向我介绍了学校的建设计划、工程进度、组织状况和教学准备情况。从中使我深感中央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建设非常关心和重视。学校建设不仅规划早,而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投入了很大力量。对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上级领导均亲自调查研究,及时解决。
早在1953年初,防空部队首长就提出了筹建高级防校的设想。防空部队党委在《防空部队学校五年(五二一五六)干部培养计划》中提出“在建设防校和炮校以后,应尽快建立高级防空学校,形成防空部队现有各兵种之初、中、高级指挥干部的学校培养体系。”1月10日,该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后,仅隔一周,即1953年1月23日,毛泽东即批示“同意”。同年6月15日,军委命令将桂林原第二十四步兵学校领导机构划归军委防司,将其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级防空学校”。
军委规定高级防校的训练任务主要是培养与深造高射炮兵,对空勤务(雷达、地面监视部队),探照灯兵的营、团指挥干部和营以上干部,并轮训防空部队营以上的指挥干部。学员定额为400名,其中高级班(师以上干部)25名,高炮班200名,对空勤务班175名(其中雷达50名,地面监视25名,探照灯班25名,政治班75名)。学制定为一年。计划在5年内将防空部队在编的营以上指挥干部普遍轮训一遍,尽快改变当时防空部队相当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不懂防空业务,不会指挥、训练部队,甚至贻误战机的状况,推动防空部队及机关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建设高级防校的任务非常紧迫,当时虽然确定以原第二十四步校的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但由于需要另选校址,并且训练任务,对象,内容及武器装备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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