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出来工作”等掩盖你们的勾当，这是不行的。你们只能说“请你继续工作”，我才有可能考虑。
他们迫不得已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南京军区空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由我负责“三支”工作，担任主任。同时余、江又派来其同党阎成玉任副主任，其目的不言而喻。但阎水平低，常用拙劣的手段干扰工作，引起多数“三支”人员的愤慨。不仅自己陷于孤立，而且进一步暴露了余、江的丑恶面目。
●免职到西安
1969年10月1日国庆节，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组成进京晋见毛泽东代表团，我被指定为5人领导成员之一。由于形势不断变化，毛泽东接见南京军区代表团的时间一推再推，直到国庆节前夕才安排出时间。
随后，我参加了天安门城楼保卫毛主席安全的工作。我曾多次受到主席的接见，但大都是在金水桥以南的观礼台上。此次接见时，主席和我握手谈话，问我如何，我说：“很好”。
这次在京，遇到了老战友李志民。他问我红军西征时李家塬战斗的详情，并说造反派再三逼他交待问题，四处找他要揪斗是周总理把他藏在京西宾馆的电梯里避难。我对他说：如果再有人追问李家塬战斗中你的情况，就让他们来找我，你就对他们说“当时是李宗贵政委命令我去二团阵地执行任务的”。他见我愿意为他作证，感动得热泪盈眶。
1969年12月，接到国防部长林彪签署的免去我职务的命令。不到一个月，吴法宪派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任学耀和干部部任免处处长到南京找我谈话。他们奉空军党委的指示，要树我为“活着的李玉和（样板戏《红灯记》中牺牲的共产党员）”还准备委我以重任。若不愿意回到空军，可以到陆军大军区任职等。
当时由于伤残的腿病又复发，我正躺在医院。我对此感到蹊跷：林彪免了我的职，其死党吴法宪却要封我的官，无非想拉拢我成为他们一伙。我当即对任学耀说：“英雄”或是“典型”（文*冇*人－冇…书－屋－Ｗ－Ｒ－Ｓ－Ｈ－Ｕ），历史自有公断，不需人为的花费心思去塑造。你曾是我部的基层干部，对我的经历、我的为人，别人可能不了解或了解不深，而你应该是一清二楚、知根知底。任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继续治病。他说最好去北京空军总医院。我摇头拒绝，提出回瓦窑堡，他表示不同意：你要治病，总应靠近有大医院的城市。回西安如何？我同意了。任说他还要回京向吴法宪、余立金汇报后再定。
当时，林彪1号命令已下达，要将所谓的“党内走资派”从大中城市流放到小城市或农村，让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监管。每月发30元生活费。我算“暂缓”执行的，估计提出去西安养病问题不大。
1970年5月接到通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表示，第一，欢迎我回西安；第二有房子安置。于是我积极准备搬家，争取早日离开令我感慨万千的南京。
我在南京工作了8年。来时信心百倍，别时忧伤满怀。“文革”中的残酷迫害，使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致伤致残，还有许多杳无音讯。估计他们凶多吉少。我思念他们，为这些比我更不幸的人深感不平，但却无法为他们尽力，感到内疚与悲伤。但我这一生问心无愧，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奋斗在党所需要的任何工作岗位上，即使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从未做过损害党和人民昧良心的事。我自认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战友。想到这些心情才平静一些。
1970年10月，我携家到达西安市。兰空司令员杨化民已接到吴宪法的命令，要他们“不冷不热”的对待我。只发给维持生活费，没有其他补助。我并不在乎生活是否艰苦，只要求得精神上的平静。
不久，李瑞山派秘书赖光和房管处处长，把我们安置到原省委书记霍士廉在建国路雍村的住处，住房年久失修，但比起那些仍身陷囹圄，无家可归者，就强多了。
●患难真情
1971年春节，李瑞山来雍村看我，见住房有倾塌的危险，派秘书赖光再催房管部门为我重新找房。当时曾说青年路止园的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可以考虑，刘澜涛曾住过此院。但造反派查封了该院，并命名为“地主庄园”。加上整个社会秩序仍然混乱，我考虑还是住在雍村为好。省革委会只好决定进行维修，保证住房不至于出事故。对此，我十分感激。
省里还为我装了电话，并提供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使我能自由活动。我终于能回到离别20多年的家乡瓦窑堡，与久别的亲人团聚了。
象李瑞山这样，敢于在我最困难、最“落魄”之时信任我帮助我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支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使我体会到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更坚定了我活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的决心。
原陕西省煤炭局副局长白占玉，1934年9月他任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我和他就是患难之交。如今他又顶着压力，为我装暖气、修锅炉、修围墙。冬天供给我所需的煤炭，使我在雍村8年没有挨冻。
1932年时的老战友贺秉章，当时任北京煤炭学院党委书记，他才不理“造反派”那一套，供应我油、蛋、肉、米、面等，使我不至于挨饿。
空军工程八纵队副纵队长强伟和同培贤两位战友，也长期为我家提供米面，时常解我之困。
那段时间，不论是在职的，还是被罢免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关怀帮助我。患难真情令我永世难忘。他们是：
胡耀邦 马文瑞 贺吉祥 刘景茹
王 平 贺 毅 高维嵩 张达志
张 震 刘景范 常黎夫 严 波
李志民 王子宜 谢怀德 张黎群
韩先楚 刘景星 贺晋年 李白蕾
尤祥斋 李世臣 刘学增 高惠琴
刘海燕 袁 园 冯汉章 孙旭斌
吴岱峰 牛书中 王华亭 侯智防
薛兰斌 罗元发 李 果 郝玉堂
崔田夫 王 海 王果山 王 强
刘显增 曹双明 田启元 马光厚
校 正 薛子卿 强全义 曹光华
魏玉英 侯世俊 牛占彪 刘安国
马云泽 张吉辉 何正德 史 桥
阎清芳 杨永斌 陈克功 白纪年
李启明 潘寿才 何承德 折永年
赵启明 李华楷 王玉昆 艾楚南
刘 镇 龙维道 李民轩 曹相茹
常远亭 龙福才 贺济堂 许法善
马凌茹 龙 谦 杜瑞兰 骆柯良
熊 伟 王世杰 韩民栋 赵坤铭
钱竞阳 张维山 栾成功 曹茂森
陈 明 张平山 李红先 同桂荣
陈 靖 郝明山 孙国英 刘力贞
翟羽佳 谢 琦 张毅忱 赵来红
刘占云 王 寒 白凤吾 胡景铎
袁德良 冯少卿 章 泽 姚绍文
尹昌尧 郝明珠 李茂才 刘惠诚
江 波 惠凤莲 席居仓 崔存惠
戴北星 魏正廷 赵炳森 李猞生
刘 昂 井助国 杨子蔚 李启贤
王志贞 白振华 史纪全 霍美英
霍源丰 邓国忠 宜立功 翟德让
秦 曙 杨成森 史 道 徐 锁
李合邦 边 丰 王生财 王保民
刘克东 冯文德 刘吉耀 张 华
齐渭川 冯文华 李森桂 胡汉俊
武自升 雷 清 马万里 郭志清
薛 峰 齐瑞生 惠世恭 王士俊
冯有才 张步高 钟 毅 张耀中
冯 毅 郭宝珊 陈慕华 白灏辰
郝怀仁 车先锋 尚立敬 白 茜
张金铭 马豫章 张 涛 白凌云
董学源
特别是在那段时期，我和舒同一起共同度过一段艰难岁月。我和他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时一起工作过。1942年曾在晋察冀边区极为困难的时期相遇。“文革”前他任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他被罢免职务，并被下放到百余人的平绒厂做工。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还限制一切自由。
我不顾当时“自身难保”，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呈述了我对舒同的看法，肯定他不是叛徒，应该改变他的处境。李瑞山采纳了我的意见，恢复了舒同的自由。
舒同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是我党我军的著名书法家。“文革”以来他曾发誓，不再把他的书法作品给任何人。但他慷慨为我书写了“疾风知劲草，严霜识磐松”的条幅。还为我书写了十几幅毛泽东诗词和名人诗词。
在此期间，我也为需要帮助者尽了微薄之力，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在文革中生活十分艰难，我尽力帮助她度过难关，家里的东西只要她喜欢，就送过去，逢年过节一定要去探望。许多在“文革”期间被斗、被关、被“劳改”的同志，请求我帮他们申冤，我从未拒绝过。只要我能办到，就挺身而出，尽力为他们辩明真相，洗刷不白之冤。我主要通过李瑞山向调查单位提供真实材料，为甄别冤假错案或大案要案尽到应有的责任。
我还为陕北老区的老红军写了无数份证明信，对于恢复他们的名誉、使之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妥善安置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的混乱状态，上访人员无处接待。许多人听说我助人为乐，一传十、十传百，蒙冤受屈的人们抱着希望，不断登门请求帮助。我在雍村的家一时变成了上访的“接待站”。尽管每月32斤的粮食定量仅够糊口，但我仍然尽量设法让客人吃饱。
当时有人称“李赤然就象英国的不管大臣，什么都管”。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我是西北“走资派”的“黑后台”。这引起省委的重视。李瑞山找我谈话，经过认真仔细的核实，证明我所做的事中，没有一件违犯了党的政策。李瑞山肯定了我替政府做了必不可少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