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碑时书以叙之。
毛泽东题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初九日
●红一团成立时唯一的指导员
不久，我到了以一支队、八支队为基础成立的陕北红军第一团。团长贺晋年，政委马佩勋，参谋长路文昌。下辖两个连，第一连连长阎应娃（绰号冲锋老阎），我任政治指导员，兼管二连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第二连连长陈文保。全团共有百余人，陈旧长短枪四五十支，其余都是大刀长矛。还有4匹马：团长、政委、参谋长各骑1匹，由于我坐牢致残，也有l匹。
红一团初成立时，人数少装备极差，但政治和军事素质都很好，指战员都是地方游击队和翻身贫、雇、佃农中的骨干分子。干部中一部分是有作战经验的来自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一部分是做过多年党的地下工作的同志。党支部建在连上，连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党的领导非常坚强。
要把一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训练成能征善战无敌无畏的正规军队，要使每一个指战员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必须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战士讲明红军的性质、任务，打仗的目的等。当时部队流行两句誓言：“扛革命枪不怕死，怕死不配扛红军的枪”。除此之外，部队特别强调铁的纪律是无往而不胜的关键。
红一团自成立以来，纪律严明，对人民群众秋毫无犯，深得民心。一首信天游唱道：
山丹丹开花红崖洼，
我送我的哥哥呀当红军。
山林的核桃河畔上的枣，
当兵就数上当红军好。
山坡上的蒿草根连着根，
穷人和红军心连着心。
我从学生娃到党的地下工作者，没有摸过一天枪杆子。刚一到连队任职，许多战士称我为“李先生”，有的私下说风凉话：一个白面书生，拿笔写字还差不多，扛枪打仗怕就不行了。我心想：是子长同志让我来带兵打仗的，我不能辜负他的重托。咱们过一两个月再比高低。
我充分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争分夺秒从练瞄准开始，并总结出一套好方法，那就是把靶子当作敌人，每次练习都集中思想，一定要打倒它，否则实战中就会被敌人打伤打死。加之部队的武器既旧又缺，每支步枪最多配给10发子弹。这就要求射击技术十分过硬，人人都要达到“一枪定乾坤”的神枪手水平。带兵的人更需自己首先达标。不出三个月，无论长短枪，我都能做到指到那儿打到那儿。战士们服气了：指导员把知识用在枪头上，枪法到底比咱老兵还强。此后，做部队的思想工作也比较容易了。这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人，也必须精通业务技术，否则，群众只当你是个会说不会干的没本事的人。
红一团自成立起，就既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又注重严格的军事训练，经过大大小小战斗的实际考验，红一团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当时面对的敌人井岳秀虽拥兵上万，但因分散驻守在陕北20余县，除指挥基地榆林、绥德之外，每县多则分摊上1个营、少则1个连的兵力，而且不敢远离城堡和据点。我们却没有包袱，不必固守城池，便于时而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吃掉敌人；时而又化整为零，大胆分兵，拔除敌人扎在我根据地周围的“钉子”，不断歼灭其有生力量，相继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经过景吴塌、张家圪台、河口镇、董家寺等4次大的战斗，红军摧毁了敌人许多据点工事，俘敌官兵100余名，缴获长、短枪200余支。部队装备改善了，队伍壮大了，越战越勇。
董家寺战斗后，贺晋年和马佩勋带领陈文保的红二连袭击了安定县，开辟了横山、安定、绥德、米脂之间的大片苏区。他们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打倒了土豪劣绅、地主恶霸，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逐步建立了工农政权。
我所在的连队，活动在秀延县附近（秀延县即安定县北区，是苏维埃政府为之命名的），配合高朗亭领导的九支队，开辟了安定县东区。1934年重阳节的清晨，我们以班为单位，分散隐蔽在折家坪、湫峪沟、马家坪、单头一线，待机消灭这一带的反动分子。
陕北重阳节中午，有钱人家要吃油糕、饸络，还要去登山，以避难消灾。我们按照事先侦察好的情况，趁中午时分，出奇致胜，一网打尽了这一带敌人的坐探和反动地主，并处决了9名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清除了这条交通要道上的“障碍”。从此，陕北特委与清涧、延川、安定等县的联系就畅通无阻，再也不必绕道了。同时，我们在这一带建立了秘密据点，组织了贫农会、赤卫队，武装了群众，建立了革命政权。接着又乘胜开辟了清涧县与延川交界的大片地区。
●一次失败
不久，由中共安定县委书记杨彩斌派到石窑湾折可达民团的地下党员李学臣、封治宗、苗海水、折福遂等，领导了部分民团起义，带来陈旧不堪的长、短枪20余支，还有30余人，编为红一团三连。上级命令梁文郁为三连连长，我为指导员。一连指导员由薛毓瑞接任。
此间，贺晋年、马佩勋命令部队集合出征。由于没有清醒地分析客观情况，在冯家渠附近打了一场败仗。当时，敌是一个团的兵力，我们名义上称“红一团”，实际力量只有3个连，每连仅五六十人；陈旧枪枝不过百支，每支枪子弹不过七八发，双方力量悬殊。敌又占据了阳坡，比较便利的控制住川道。我方埋伏在阴坡上，冰天雪地，坡陡路滑，行动不便，既不利于出击，亦不利于撤退。
决定权本来是在我军手中，但是指挥员没有分析当时这些主、客观条件，一味想硬拼消灭敌人。结果发起冲锋后，道路又陡又滑，影响了我军展开的速度。敌人则立即发挥了火力优势，将我军压在半山坡上，进退两难。敌军又发起攻击，我军建制被打乱，指挥员失去了作用，首尾难接，战士只得各自为战，奋力抗击敌人，设法夺路冲出重围。
当我们突围快到山畔时，我受伤的膝关节在冰雪道路上突然脱臼，不慎滑进天窖，跌落到距洞口约20米深处，动弹不得。既担心部队安危，又焦虑如何脱险，另之钻心的疼痛，我失去了知觉。
昏迷中仿佛听到有人在呼唤我的名字，我立即惊醒过来大喊：“我在天窖里！”不多时即被援救的同志吊出天窖。
抬回团部后，大家都来慰问，有的端水送饭，有的熬药治伤，此时我才知道，当我失踪后，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等决定：无论如何要找到李宗贵！
●两次成功
失利的战斗，并没有使我们沮丧气馁，大家总结教训，以利再战。指战员们一致要求到苏区外围去打击敌人。
团领导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情况，确定了战略方针。部队（‘文’）立即从安定（‘人’）北区（‘书’）的玉家湾（‘屋’）出发，途经吴家寨子，蒿皮子沟，直奔延川县清平川、王家圪凸一带，相机消灭在这一地区称霸但还没有跟红军打过交道的反动民团。
他们果然中了我方的诱敌之策，尾随而来。双方交战之处是南北走向的一条川道，东西两面是山，川道中间有条深不过膝宽不过丈的小河，河对面是一座小山峁，这个地形对我方十分有利。红一团主力埋伏在东西两山的山腰和山神庙周围的隐蔽处；九支队埋伏在东山的背后；我带领一些作战机智勇敢的共产党员及连排干部作为突击队；其余编为第二梯队。我们严阵以待。
延川县民团有300余人，自恃人多，又没有吃过什么大亏，大摇大摆的走进伏击圈。听到贺晋年一声令下，指战员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下东西两面山坡，打得敌人晕头转向，嗥嗥叫着向东山上溃退。早已埋伏在那儿的九支队，从山背后冲出，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把他们挤到狭窄的山沟里。不到1个小时，全歼了这股民团。活捉了团总刘广汉和分团总高明锦，俘敌2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00余支。我们换上了步枪，补充兵员，并拿出一部分枪枝武装了当地的赤卫队和游击队。当晚我们在永坪镇处决了做恶多端、民愤极大的恶霸刘广汉。
这一仗打掉了延川县绝大部分地主反动武装，为后来红二十六军到陕北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不久，郭洪涛等人代表陕北特委到了安定北区的冯家梢（囤），召开了有贺晋年、马佩勋、路文昌、我、薛毓瑞等红一团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会议总结了前阶段工作和作战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郭洪涛指出，国民党不甘心失败，已调动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到陕北，部署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他要我们做好迎接红二十六军来陕北的准备工作。红一团将接受新的任务。
在此其间，敌人又向陕北苏区发动了新的“围剿”。据守在北线之敌高桂滋部，志在消灭其心腹之患红一团。他们进军瓦窑堡后，立即派出1个加强连占领南沟岔，企图将红一团逼到人烟稀少的冯家梢墕杨道峁一带的山梁上面困死。红一团决定消灭敌人插到我军心脏的这个连。
1935年12月31日拂晓，以我连为突击队，我军强占了南沟岔敌人的各据点，缴获轻机枪3挺，使红军第一次装备上机枪。还收缴捷克造步枪40余支，子弹5000余发。红一团乘胜转移到清涧县高家村附近与红二团配合，将敌人1个连引到距高家村5公里的阎王砭，在此地消灭了敌军大部。
这两次战斗鼓舞了参战部队，敌军虽然武器精良，但战斗力低下，只要我们勇敢作战，必能战胜不义之敌。
●国民党中央统帅部部署对陕北红军第二次“围剿”
1935年1月，敌对我陕北苏区的第二次“围剿”来势凶猛。早在1934年10月，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就开始筹划“围剿”西北红军。其部署为：（1）第一线总兵力为6个师30个团50000余人；（2）北线是井岳秀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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