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雪，他要是真成了陈世美呀，你就去找市委李书记，那可是个活包公，一准儿铡了他。”
石存山说完，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对了，偷李书记家的小偷抓着了吗？现在可是谣言四起呀！”丁能通好奇地问道。
“能通，常言说得好，再狡猾的狐狸也逗不过好猎手。在我老石手里，没有抓不住的贼。你别说，连贼都佩服李书记的廉洁。”
“存山，快说说李书记家到底丢啥了？”衣雪迫不及待地问。
“我说了你们可能都不能相信，一条红塔山，两千块钱。”
“我就信，李书记就是这样的人！”
段玉芬接着石存山的话把，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石存山的脸上掠过一丝红晕，两支眼睛像狼一样放着光。
在大学，石存山是学法律的，当过校学生会的体育部长，现在他在校运动会上创下的百米记录还没有人能破。由于都是学生会干部，接触得多，石存山与丁能通、段玉芬就成了好朋友。在大学石存山就追段玉芬，但是当时段玉芬一直暗恋着丁能通，根本没有把石存山放在眼里。毕业这么多年了，石存山与前妻离了婚，两个人有一个儿子，由于整天打打杀杀的，一直没再找。
丁能通和衣雪有意撮合石存山和段玉芬，段玉芬一直不表态，也不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石存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娶段玉芬，今天，四个人相聚，也是丁能通和衣雪有意为石存山创造机会。
饭菜上齐后，众人开始闲聊。石存山总想讨好段玉芬，丁能通也想找话茬说说陈富忠贷款的事，只有衣雪无心无肺地瞎侃。
“玉芬，我们班女同学中，事业上最出色的就属你了，你看我都快成煮饭婆了。”
“你是我们校的红玫瑰，就是谢了也带刺，还怕能通不要你。”
段玉芬说话的声调不紧不慢，却甜腻可人，让石存山油然而生幸福感。
“玉芬，能通这小子我了解，十个猴都不换，你想北京城都玩得转，衣雪真得加小心。”
“存山，怎么说话呢？罚酒！”丁能通没好气地说。
两个人干了以后，借着酒劲，丁能通壮着胆儿说：“玉芬，现在像存山这样的好人不多了，这小子在大学时就惦记你，都老大不小了，别拖了！”
段玉芬听了这话沉思良久，幽幽地说道：“能通，我们的事还是让我们自己解决吧。”
说完，她拿起酒瓶亲自给大家满上，然后举起酒杯说：“存山，来，我们一起敬能通和衣雪一杯。”
石存山赶紧端起酒杯像接到圣旨一样郑重地说：“能通、衣雪，这些年，你们两口子没少为我们的事操心，多谢了！”
这是丁能通和衣雪第一次看见段玉芬将一杯白酒干了，因为段玉芬从来不喝酒。他俩会心地互看了一眼，两个人心里明白，段玉芬已经接受石存山了。
趁着段玉芬高兴，丁能通赶紧为陈富忠说情。
“玉芬，北都集团贷款的事能放就放吧，反正主管市长有批示，拖着不办得罪陈富忠是小，得罪贾朝轩可就犯不上了。”丁能通话音刚落，段玉芬的脸色一下子就阴沉起来。
“能通，陈富忠在咱们东州各家银行总共贷了七个亿了，一分钱也没还，用一座烂尾楼做抵押，都抵押三回了，还要抵押，你说，这款让我怎么贷？”
丁能通没想到北都集团的帐会这么烂，更没想到段玉芬会一点情面也不给。他沉默良久支吾道：“玉芬，少放点呗，这样大家都有台阶。”
“能通，我不能为了给大家台阶下而放弃原则，要知道三个亿可不是个小数目，这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
段玉芬一点也不松口，石存山见场面有点僵，赶紧打圆场说：“能通，我觉得玉芬说得对，我劝你少管陈富忠的事，我看这家伙不地道。市里有几起血案都与他有关，省厅打黑办已经开始注意他了，你小子别惹麻烦！”
丁能通心想，好你个重色轻友的石存山，你们两个还真般配！
“好了，算我没说，来，喝酒！”丁能通脑子转得快，行则攻，不行则退，犯不上为陈富忠得罪玉芬，不过陈富忠不是省油的灯，他若是拿不到这三个亿怎么可能善罢甘休？想到这儿，他不禁为段玉芬担心起来。
“玉芬，要不换换工作吧，陈富忠是个不择手段的人，我怕你……”
“怕什么，邪不压正！”段玉芬掷地有声地说。
看样子石存山也想劝两句，见段玉芬一身正气，只好憋了回去，打圆场地说：“有钱人有什么好，还是知足者常乐。想当年，革命先烈陈胜吴广给人打工的时候，一开始倒也安分守己，任劳任怨的，一副知天达命、勤勤恳恳的样子。后来很快就不知足了。一会儿自比鸿鹄瞧不起燕雀，还放出‘苟富贵，勿相忘’的大话，一会儿又要推翻皇帝，号令天下揭干而起什么的。贪心不足蛇吞象，结果不到三十就死了。我看那个陈富忠，也是不知天高地厚，哪天把火玩大了准把自己烧死。”石存山的话不伦不类诙谐幽默，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酒席很晚才散。
10。常委会
石存山开车送段玉芬走了，丁能通与衣雪难得在一起散散步，两个人手牵手沿着青年大街缓步而行。每到一个小广场便锣鼓喧天唢呐声声，大秧歌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了东州百姓的生活。大老婆，小媳妇，三弯九动十八态，一举手、一投足，风情万种，看的人心旌荡漾，意乱神迷。
“能通，在北京呆惯了，是不是感觉东州像个大堡子。”
“雪儿，你别看大秧歌土，但是土得有韵味，土得比臭豆腐的味还浓。”
“东州确实土得比臭豆腐的味还浓，浓得让人闻了受不了，真该换个地方活活。”
“雪儿，要不我想点办法把你调到北京，省得我整天打光棍儿。”
“北京有什么好，我看你在北京呆了两三年，变得一身京油子味儿，能通，为了孩子，我想和儿子移民。”
“去哪儿？”
“去加拿大，我们电视台好几个同事都把孩子送到加拿大读书了，你在北京见的世面大，求这方面的朋友想想办法呗！”丁能通没想到衣雪突然有了和孩子移民的想法，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雪儿，我觉得你的工作不错，移民的事应该慎重，再说你和孩子走了，我怎么办呢？”
“要么你干脆辞职和我们一起走。”
“不行，不行，我在国内干得好好的，辞职多可惜！”
“我不管，反正你得想办法把我和孩子办出去。”
“雪儿，你容我好好想一想。”
正所谓久别胜新婚，衣雪想男人想得不得了，但是丁能通太累了，似乎公粮不足，但是女人是用来哄的，哄女人也是丁能通的拿手好戏。
今晚衣雪格外温柔，像小羊羔一样，两个人躺在床上，衣雪含着丁能通的棍棍不肯放嘴，丁能通终于被搞得如干柴着了火，胀得跟擀面杖一样，以至于塞进去时，衣雪疼得大叫一声。
东州市第五届国际秧歌节破天荒地遭遇了滑铁卢，办秧歌节的宗旨是“秧歌搭台，经济唱戏，”但是秧歌台搭得挺好，经济戏却没唱好，招商情况不理想，大项目寮寮无几，协议只签下几个亿人民币。
市委书记王元章心情很沉重，在市委常委会议室，肖鸿林一言不发，王元章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还是李为民打破了僵局。
“元章同志，我觉得这次常委会应该好好反思一下我们这几年在办秧歌节上的得失，不能再这样蛮干下去了，其实，这几年广大干部群众对办秧歌节的意见不少，可元章同志，你就是听不进去，以至于造成今天劳民伤财的被动局面。”李为民说话一向对事不对人，王元章习惯了，并不介意。
“我同意为民同志的意见，我们讲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什么是文化，一切经济行为的终点都是文化。但这样的文化是先进的，我们不能说秧歌节作为乡土文化的一种不健康，但是起码代表不了我们这个五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老工业基地，文化是高雅的，但是搞不好也会给我们设下陷阱，东州文化的魂是什么，值得深思，但绝对不是秧歌。”市人大主任赵国光情绪激动地说。
“我不同意国光同志的意见，”市政协主席张宝昌说，“我承认这届秧歌节办得不太成功，原因有很多，我看最主要的就是一些人瞧不起乡土文化，同志们，乡土文化是我们的骨髓呀！这几年我们通过举办秧歌节让全国甚至世界了解了东州、关注了东州，成就了许多大项目，更开掘了全市的旅游资源，应该说秧歌节对这几年东州的发展功不可没。”
“张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李为民平和地说道，“让我说，靠秧歌是振兴不了老工业基地的，我们这些年名堂搞了不少，什么项目年，工业年，结构调整年，还有绿化年，今年又搞了个开放年，其实都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和扭曲的政绩观在作怪，我认为市委该做好市委该做的事，政府做好政府该做的事，尊重市场规律，实事求是，经济这台戏没有秧歌一样唱。”
李为民是个务实的人，当年省委下派李为民到东州做副市长，没想到东州人大代表欺生，对空降干部特别反感，结果在人代会上仅一票之差，输给了贾朝轩，为此，市委书记王元章和市人大主任赵国光都向省委做了检讨。省委考虑到李为民的能力和东州市的具体情况，委任李为民做了东州市委书记。李为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抓实干，终于赢得了东州干部群众的信任。
因为王元章非常了解李为民的为人，知道他一切出于公心，从不工于心计，尽管李为民言辞较重，但语重心长。
贾朝轩特意从北京赶回来参加这次常委会，但是他一言未发，贾朝轩与李为民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在做官，一个是在做人。
贾朝轩是很讲究官道的，他从《资治通鉴》和《反经》等书中，早就总结了做官六法，就是大官小做，小官大做，闲官忙做，忙官闲做，虚官实做，实官虚做。
像今天的场面，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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