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为什么写作？（3）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不存在，况且是全社会商业化这样的猛剂。首先当然是改富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即职业道德，资本家也得有职业道德，至少有名牌意识。现在没有。一个个首富之垮台，大邱庄禹作敏、南德公司牟其中、厦门远华的赖昌星，都是恶例甚至罪犯，这个问题太大，《阿难》只是触及。
书中叙述者“我”既是女作家，同时也是北京的一个调查人员，她负责监视的有重大走私嫌疑的南方一个大财团董事长，突然失踪。她得到情报，说是此人可能逃入印度。她觉得这没有可能，因为经济犯人一般逃亡欧美。但是她还是循迹追去，从德里开始，一路逐渐发现此人在印度流浪的踪迹，这个富商原先是流浪摇滚歌手，艺名阿难，现在似乎在重操旧业；她也发现此人上辈的身世，他的父亲二次大战中是中国远征军军官，流亡到印度，并且爱上一个印度女子。我书中主人公的追踪，引出两代人流浪的故事。最后，当她决定离开时，发生了事想不到的事。
此小说中流浪的路线，正是二千五百年前释伽牟尼与他的弟子阿难等流浪传教路线，一千多年前玄奘和尚也游历这一带。不同的是，如今的阿难流浪时已经没有信仰，在金钱诱惑下犯过罪，但有着漂流的愿望。他最后的结局，似乎不完全是畏罪，好像是这个漂流愿望的自然延伸。
小说暗示了佛教徒出家云游，四海为家，作为生活方式，远胜于正在迅速商业化的社会
中人心的污浊。解脱贪婪仇恨的办法，似乎是回向流浪的纯净。
《阿难》一直存在于我的心灵深处。《阿难》好似一本言情甚至惨情小说，但实际上是有趣情节掩盖的问题小说——不仅是当今社会现实，而是我们灵魂如何安置的问题。
2．于“海归”文学
王干：虹影这两部小说写得很好，我真是刮目相看。
很早以前我在《钟山》当编辑，1994年时我编辑过她的小说，那个时候虹影的小说还没有这么和谐，这么在节奏上掌握得很有分寸感。《K》控制得不好就会有海淫海盗之嫌，但如果控制得很和谐，就会让你觉得审美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冲突，谋求东西方文化的沟通。
一般女性作家写不出来，就是碰上这个题材也不会写成这种模样，这和虹影的经历有关系。她原来在国内创作，后来到英国。她有机会也有可能同时反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把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有比较清晰的理解、把握。《K》把虹影这么多年来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性认识全部放进去，我们在小说中处处能感觉到她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悟。
刚才我们是说小说以外的意义，从小说层面上讲，小说和谐、舒服是虹影采取了“零距离”的叙述手法。传统小说讲究跟人物之间的距离，不论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总是与笔下人物保持某种距离。《K》作家跟人物之间没有距离，这样看上去人物感受自然，亲切，不经意去看有一种日记风在里面。这跟作家的文化经历、文化准备、文化审美分不开。
《K》里林写得最充分。朱利安呢，也零距离，这跟她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理解有关系。
《饥饿的女儿》带有自传的色彩，用零距离也能解释，《饥饿的女儿》也有东方女性主义，是写中国西南地区女性的成长史，大量的苦难，对西方人来讲也不能理解，不可想象，也是东方景观。
她早先的小说有先锋文化的痕迹，诗性大于真实性，《饥饿的女儿》与《K》是从诗性叙述到智性叙述，小说的内涵和寓义也比较丰富。虹影本身也是一个螺旋式的回归，她早期写诗，诗性叙述受西方先锋派文学的影响比较明显，她到英国以后，又回过头来发现了东方叙述的魅力，《K》里的叙述语言很宁静、很白描的，是不繁复的、欧化的方式。她是从对西方文化的追随到对东方文化的参悟，也是回归，代表了现在“海归文学”的倾向。我正编一套书，叫“海归女作家文丛”，因为现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像虹影、严歌苓、张辛欣、刘索拉、张仁槿、周槿、维敏，大概有七八十个都是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她们真的不一样，表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和更真切的本土意识。
女人为什么写作？（4）
比如《K》、《饥饿的女儿》一看就本土意识很强，一看就是中国式的苦难、中国式的文化，很明显。而比如《上海宝贝》，如果说是翻译小说也很像，是一厢情愿地与西方文化接轨、靠拢、认同。
海归现象是中国文化现象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记者：现在一说“海归”，人们想的都是科技方面、经济方面的海归。
王干：海归不仅是经济的、科技的，它是文化的。其实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就是“海归”造成的，胡适、鲁迅、郭沫若，老舍……
记者：都是“老海归”。
王干：中国新文学怎么产生的，就是一大批海归人士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钱钟书归来的《围城》一开始就是写海归的过程。
新世纪的文学“海归”加盟越来越多，而且“海归”里女作家，据我了解也越来越多。很多女性到国外以后，特别是学文科的，很快就搞创作，原先不搞的也搞。什么原因？一是对母语的热爱，一是有闲暇，再一是用文字思乡、怀念，因为出去后与周围文化很隔膜，很孤独，只有文学表达内心的焦虑、安慰。
记者：可是您列举的那些人，包括虹影，人未必已“归”，反而是作品先“海归”，这和科技、经济方面的人略有不同吧。
王干： 很多人也已回来了。中国文学的土壤是发展的空间，所以不要只看经济的“海归”，实际上是对文化的“海归”。
记者：虹影，你认为自己算“海归”吗？在海外和在国内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虹影：中国是我的祖国，不归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不想归来的人。暂时居住在国外，是命运使然。中国有整整几代最出色的头脑，都在国外。国内有些文化人，心里总有点“茶凉学”，既然你们出去了，国内就是我的地盘。我自己多年来遇到过几个女同行这样的打整。这不好，不好在哪里？因为祖国是共同的，是我们大家的。任何一行，有人在国外，对我们中国只有好处。你看以色列就明白，没有一大帮犹太人住在国外，哪来他们在各方面的回旋余地？
我这是朝简单方面说。我是写小说的，就谈小说吧：我是中文作家，在西方出版社请人翻译出版各种语言版本，我当然喜欢看到原文书，只有原文书会让我内心欣慰。中文是我唯一能“玩得转，玩得精美”的语言。但是身居海外，而不是旅客走马观花，的确让我看到事情的复杂，多长了不少见识。
我当然是“海归”，我在国内住半年，在国外住半年，毕竟论到写作时，任何地方都一样，都得关起门来，六亲不认，集中心思，一个人写字。
关于那些“妖”什么的，我想最好给别人点长大成熟的时间。不会太长，她们就会成熟的。
记者：记得你在一个采访中说过，在国外像有玻璃幕墙隔膜着你与环境，那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回望中国，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了吗？
虹影：那是一种很孤独的隐居生活。排开配合欧美出版社做宣传我的书的分内工作之外，我一般都拒绝见人，只和家人在一起，和几个极亲密的朋友往来。清早起来将地板清理一遍，打扫卫生。平常，做菜、养花养鱼，花园里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梨树我走时都开花了，鱼池里荷花都冒出芽了。现在到了北京的家，一个人坐拥“书城”“网城”，一个人对墙打兵乓球。
在伦敦我的书房是个白色阁楼，夜里一打开大斜窗，全是亮丽的星星，我知道中国正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中国。所以带着这种感情，想象力更丰富，发挥得更自如，没有什么限制。这是跨越时空的写法，也可以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行为。想想我自己的生活，从80年代离家到现在，可以说一直都在路上，直到我走到西方。前后花了二十年，经历过很多奇事怪事。对写作者来说，住什么地方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却不同。如同我看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国际新左派已经开始征求签名，反对进攻阿富汗。我认为西方不会满足于阿富汗交出本·拉登一个人。俄国很积极报自己的仇，也有人想解决整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明冲突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大题目。对于异乡者，这就是一个切身大难题：英国许多穆斯林青年要到阿富汗去帮助塔利班，好多人已经死在那里。英国穆斯林社团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是大题目，暂且不谈。说小题目。十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板球，你为哪一个队欢呼，就是哪国人。”这个“泰比特测试法”还真难处理。当时泰比特到伦敦大学演说，汽车刚进校门，就被学生包围起来猛踢猛砸。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同一个问题，已经不用拳脚，而是用战争。哪怕这次战争过后，“泰比特测试法”依然会是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巨大问题，与过去民族依地域而居很不相同，全球化就不可能封锁国界。无论《阿难》还是《K》都是写这冲突，写我们内心深处的“泰比特测试”。
女人为什么写作？（5）
我想世界文化的分裂，现在已经是对抗势态。白种人对伊斯兰的恐怖，以后可能还有对黄种人的恐怖，会变成顽强的潜心理。欧洲的白人，自从多佛事件、奇……書∧網澳大利亚船民事件之后，对“移民”两字，谈虎色变。但是没有移民，哪来现代世界？海关能挡住思想？
《阿难》和《K》都是写中西文化冲突与调节的困难，哪怕情人�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