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拉得一手好二胡，我经常在半夜听见他用一种压抑的声音在拉二胡，像野猫叫。杨远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几乎是闭上的，我怀疑他是不是在自言自语。
我小时候很听话，六七岁就可以帮我爹照看我弟弟，甚至还会喂家里养的一群鸭子。有一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村里的几个叔叔把我爹抬回家来。我爹的眼睛上缠着很厚很厚的绷带，我看不出他的表情，只记得他躺在床上直哆嗦，他的手把炕沿上的杠子都抠下来了，指甲翘得老高，露出了白花花的骨头。我很害怕，抱着弟弟躲在炕旮旯里，不敢看他……是啊，我害怕，怎么能不害怕呢？我是第一次看见我爹的脸扭曲成那样。后来我才知道，我爹的一只眼睛瞎了，好象是被人用石灰给揉的。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谁干的，因为什么才这样对待他的，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我没有打听，因为我爹不让我打听，他说：你要是还孝顺你爹，就永远别去问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小，真的没打听。后来长大了，我还是知道了一点儿内幕……我很茫然，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复仇。
那一夜，我爹把我和弟弟拥在怀里，颤抖了好长时间，我觉得他要把我俩勒进他的肉里去了。
夜深了，我爹就让我抱着弟弟去了另一间屋子，他自己坐在炕上唱戏，是很悲的那种。
我记得，那晚的月亮又大又圆，像是要从天上掉下来一般；那晚也很冷，冻得我和弟弟瑟瑟发抖。
我弟弟感冒了，发烧得厉害，我爹起初没在意……是啊，他怎么会在意呢？他就那么直挺挺地躺在炕上，除了偶尔冒出一两句悲伤的戏词，一声不吭，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死了？于是，我经常偷偷过去探他的鼻息，我害怕他真的死了，万一他再死了，我和弟弟就没有一个亲人了——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是唯一的外来户。当我知道他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死掉以后，就开始关心起我弟弟来，我没命地给他灌凉水，我听别人说过，发烧以后应该使劲喝水。再后来我弟弟就傻了，也就是现在说的弱智了。说到这里，杨远突然停下了，凶巴巴地横了我一眼：“小子，你伸什么舌头？”
我哪里伸舌头了？这么凄惨的故事我伸那玩意儿干什么？
我连忙坐正了，冲他点点头：“远哥，别打岔，我在听呢。”
杨远轻轻叹了一口气：“唉，我知道你不愿意听我说这些没意思的……”
我连忙辩解道：“哥哥，你可冤枉死我了，不愿意听我是孙子。”
我知道我接受的任务是什么，不就是十天半月的工夫吗？很快你就上你的路了，爱说什么你说就是了。其实，我真正关心的是他在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得，先让耳朵受会儿累吧。我挪过去，给他揉着肩膀，腆着脸鼓励他：“远哥，你讲得太好听了，听得我热血沸腾，请继续。”
“你奶奶的，算我倒霉……”见我耳朵上还夹着他的烟，他伸手给我弹了出去，“不好好听就别想抽我的烟。小子，你说吧，想听什么？是不是想直接听蹲监狱的那一段？那我就打发你个满意……把烟给哥哥点上。”
点上烟，杨远的眼圈恢复了正常，把脑袋靠到乌黑的墙面上，目光开始迷离起来。
兄弟，你知道83年的严打吧？我就是在那一年踏上劳改之路的。
因为我家的户口是非农业人口，当我十六岁够了上班的年龄，就在市第三机械厂就业了，那是 1982年的冬天。尽管我的户口是城里的，可那时候我很自卑，因为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人。所以我办任何事情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别人耻笑。尽管这样，我还是经常被人大声呵斥，甚至有人曾经当着我的面喊我“老巴子”，声音高得吓死驴。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搬到了城里的一个街道。我爹在一所学校里当教师，我弟弟傻得不成样子，整天流着口水蹲在门口晒太阳。我很心疼他，下了班就把他抱进屋里，给他讲一些开心的故事听。我总是觉得，我弟弟的傻是由于我的疏忽大意造成的。我有一个要好的同事叫李俊海，跟我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农村来的，是个一根筋脾气。有一次他被人欺负了，气哼哼地对我说：“杨远，咱不能这样窝囊，咱得联合起来跟他们干。”
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我很清醒地知道，依我当时的处境，想要真正被人瞧得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狠起来，让他们都怕我。可是究竟让他们怕了以后再干什么，心里也没谱。那时候，我的头脑简单得很，只想早一天摆脱受人欺负的处境，做个受人尊敬的人。我爹老实了半辈子，活得挺窝囊，我可不想跟他一样，我要挺起腰板来，做一个真正的男人。在这之前，我的心里就有个一个模糊的念头：先想办法接近厂里的几个霸王，让他们赏识我，然后再当着他们的面儿打一次漂亮的架，再然后……那时候我小，除了这些，我没怎么多想。于是，我就先探李俊海的口话，我说：“你想怎么跟他们干？”李俊海木呆呆地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愿意受人欺负。”
小时候我的身体很弱，因为这个缘故，我爹就请人教我练过几年武术，后来我还拿过全市的刀术冠军呢。
我家搬到城里以后，我还跟大伯家的两个哥哥一起练过一阵拳击，所以，打架我不在乎。
听他这么说，当时我笑了笑：“俊海，跟着我干吧，咱哥儿俩会站起来的。”
厂里的一位混江湖的大哥叫牛玉文，有一阵子跟家里闹别扭，就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当时我计上心来，跟李俊海一商量，也跟厂里打了报告要单身宿舍，理由是离家远，上下班不方便。没几天，厂里就给我俩安排了，恰好就在牛玉文的房间隔壁。刚开始的时候，牛玉文根本瞧不起我俩，有时候我俩去他们房间接近他，还经常挨他的呵斥，但是我忍住了，我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时间长了，牛玉文就不怎么讨厌我了，还经常拉我跟他喝个酒什么的。
慢慢的，有些不重视我的人也开始对我好点儿了，不再那么颐指气使的了。
我清楚地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对待牛玉文更加殷勤起来……现在想想，我都冒汗，唉。
第二章 初入监狱
第二章 初入监狱
转过一年来，我十七岁了。我的身体更加强壮起来，性格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变得很油滑也很倔强。
因为瘦，又因为我打起架来很好看，像飞着的蝴蝶，所以我就有了现在这个外号——蝴蝶。
我专门请了一个开诊所的老头儿给我文了身，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蝴蝶，好看吧？
经过一番努力，我的身边聚拢了一群来自厂里和社会上的各色混混。我们像涨潮的海水一样，横冲直撞，街道上，饭店、工厂、商店、游乐场里，到处都有我们的影子，甚至公交车见了我们也不敢问买没买票，总之，那时候我觉得我是这一片儿最厉害的人了。这时候，牛玉文也在我的身边小心翼翼起来。李俊海成了我们这个帮派的二号人物，打打杀杀的活儿全由他来组织，我一般很少出面。当然，出来混总是有这样和那样的麻烦，我进出拘留所好几次了，最多的一次行政拘留15天。那时候我根本不拿这个当回事儿，出来以后还沾沾自喜——做大哥的都应该进去锻炼锻炼。我爹不太知道我在外面的所作所为，他整天忙于工作，也无暇管我。我也不大回家，可我总是放心不下我弟弟，隔三岔五地带他出去玩儿上一阵。跟着我玩儿的兄弟都知道我有个弟弟叫“傻二”，他们有时候也带我弟弟出去玩儿，伺候得比对待我还要周到，甚至当着我的面都不敢提一个傻字。四十来岁的我爹也被冠上了老爷子这个称谓。
八月，南市一个叫小广的痞子放出话来说，蝴蝶想“作死”了，我要干挺了他。
我听了很生气，就带人去了他家，砍了他几刀，他的家也被我砸了。
后来，社会上的几位大哥给调停了一下，当时我对小广说了声“对不起”，小广说后会有期。
八月九号，严打开始了，我们这批人进去了不少。其实，在这之前我就知道不好。那一阵，街上天天有警车呼啸而过，像一发发炮弹。我们这帮人也互相传言，说是公安“火人”了，要整治地痞流氓了。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不会出事儿，因为我没“作”什么大事儿，甚至还认为自己做的事情很光荣，是条了不起的好汉。直到亲眼看见警察来我们厂里抓走了不少平常很不起眼的“小哥”（混混）们，我才觉察到，我离这一步也不远了。那阵子街道上警笛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像夏天水塘里的蛤蟆叫，一刻也不停息，叫得我坐立不安。
我整天跟牛玉文和李俊海他们呆在宿舍里“上神”，有时候半天也说不上一句话。
九月，李俊海被厂保卫科叫走了，他再也没能回来，听说警察在保卫科“卧”着等他呢，因为他犯了抢劫罪。
这一次，我是真的感觉到了害怕，我总觉得自己很快也会被警察带走的。
一天，牛玉文对我说：“看样子你没事儿了，你不像李俊海，还玩那么‘烈’的，除了小广的事儿，你没别的。”
我不放心，我说：“小广那天说后会有期，他不会去告我吧？”
牛玉文跟我分析了好一阵，最后说：“要告他早告了，根据他的脾气，我推断他是想再跟你再玩一把野的。”
玩儿野的谁怕谁？这时候我反倒静下心来，安心上我的班，老实得像一只病猫。
谁知道，十月份我也被警察抓了——小广终于还是告了我。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正跟牛玉文在宿舍楼下踢球，警车就来了，直接开到了操场。
我知道他们是来找谁的，我没跑，就这么心情坦然地跟他们上了车。
被人揪着头发下车的时候，天突然有点儿阴，弄得我心情非常不爽。
我的腰带和鞋带都被抽走了，以至于我走起路来很狼狈，像个小儿麻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