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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知道，以前送水的那个人到期走了，临时抓了我这个“壮丁”，因为那天我恰好应该去少管所服刑了。送水可不是个好活计，整个看守所前后三个大走廊，每个走廊又分南北两处，每处有二十几间号子。一趟水送下来，人整个就散了架子，连饭都不想吃，躺在院里的长条椅子上直喘气，像一条搁了浅的鱼。好在活儿少——一天三次。
晚上回到号子，大家都无精打采的，没有人说话，好象人人都是哑巴。这让我感觉很不舒坦，觉得自己是被关在了一座坟墓里。坟墓应该没有声音吧？可也不尽然，这里也有一丝活人的气息，那就是偶尔会出现一种暧昧的声响，这声响来自马桶边，是一个叫老贾的人在那里放屁，很尖、很细，很讲究发音。初次听到这种天籁之音，我很不习惯，总想告戒他：大哥，你就痛快点儿亮一把嗓子吧，别不好意思。可大家对老贾的屁似乎习以为常，听到声音就各自转过头去，叹一口气。老贾的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尴尬的表情，只是在大家齐声叹气的时候，会打一个响亮的嗝，我怀疑他这是在掩饰放屁的声音。不光我们这里沉闷，整个看守所在夜里都没有一丝声响，像死了一样。我知道，夜是一样的夜，可是一堵大墙，让里面和外面的人有了不同的感觉。
或许是因为第一次正式加入了劳改犯的行列，那一夜我没有睡着，老是想事儿，一会儿是我爹，一会儿是我弟弟，一会儿是我横行在街头，一会儿是漫天飞溅的鲜血……天快要亮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当了警察，押着小广走在宽阔的街上，小广在咧着嗓子唱歌：啊战友，你乔装改扮深入敌后去战斗，啊战友，你舍生忘死……我用枪顶着他的脑袋，阔步向前，脑袋仰得高高的。
第二天刚送完了一趟水，段所就来喊我：“杨远，你爹看你来了。”
我爹蹲在值班室门口，像一堆破布。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爹好象不认识我了，他就那样用一个僵硬的姿势傻蹲着，仰着脸看我：“儿子，你咋了？”
我扑通跪下了，我想说声对不起，结果说出来的是这么一声：“你来干什么？”
我爹说：“我来看看你。”
我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我自己。”
我爹在笑，笑容里甚至带有一丝腼腆，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小包裹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有：牙膏、牙刷、毛巾……还有旱烟、茶叶什么的。我抓起包裹扭头跑回了伙房，我的心难受得像刀割一样。我趴在长条椅子上，一个劲地哭，段所拉着我爹过来了，我爹就这样呆呆地看我，他的笑像哭，他好象找不出来应该说什么话。段所说，老杨，安慰他几句你就可以可以回去了，我爹只说了一句话：“你弟弟挺好的。”便不笑了，把手搓得沙沙响。
我把在号子里用棉花和布条给我弟弟做的一个小狗熊从怀里掏出来，递给我爹，转身就去拉我的水车。
我爹走了，一步三回头。看着他的背影，我猛然发现，他老了，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沧桑的老人。
杨远的嗓音突然颤抖起来，一下一下地掰着手指：“兄弟，我爹真不容易……”
我安慰他：“远哥，老人都这样，你不必太难受。”
杨远抬起头，喃喃地说：“他不是老人，那一年他才四十多岁。”
我掐着指头算了算，附和道：“可不，还算年轻，现在得六十多了吧？”
杨远没接我的话，仿佛陷入了沉思：“他死了，全是因为我……我从小就让他操心。”
第五章 我曾经是个好孩子
第五章 我曾经是个好孩子
好象是在1971年，我上学了。我爹尽管一只眼睛瞎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教书，他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教高年级语文，整天乐呵呵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经常在夜里被人叫出去开会，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土和灰尘，脸也灰蒙蒙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爹是村里唯一的右派，他是去接受大家的批判的。他回家以后，一般是下半夜了。我爹很爱干净，一进门就把衣服仔细地抖搂一遍，再用一把毛刷子一下一下地刷他的衣服，直到衣服上没了一点污垢，才小心翼翼地挂到墙上，然后打上一盆水洗脸，他洗得很慢，一丝不苟。洗完了脸，就把用胶布缠着腿儿的眼镜重新戴上，过来附下身子轻轻地亲吻我弟弟的脸，如果我还没睡，他会给我掖好被子，瞪着那只明亮的眼说：“睡觉，明天还得上学，学习不好我可不依你。”一般他在炕沿上坐上一阵以后，会去墙根摘下那把闪着油光的二胡，拉出一段忧伤的曲子。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在班里经常是第一名。这让我爹很高兴，时常奖励我——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满院子溜达。那时候，我弟弟会像一只小鸭子那样，呱呱地跟在我们后面跳高。有时候我爹还会唱上两句戏词，穿林海，跨雪原……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爹调走了，去了公社里的教育组。去了教育组就不教学了，好象是负责培训全公社的语文教师。我爹很高兴，每天清早起床，给我们做上饭，再挨个儿地摸一把我俩的脑袋，吹着口哨就走了。因为公社离我们村有七八里的路程，没几天教育组就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那是一辆崭新的、泛着瓦亮漆光的大金鹿车子。我爹不知道从那里弄来一卷塑料带，忙碌了大半天，将车子缠得花花绿绿，像一只硕大的蚂蚱。然后就将我俩一个在大梁上，一个在后座上安顿好了，嗖地一声上了大路。一家三口很兴奋，满大街地咋呼，我爹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我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啊，身背小竹篮——我弟弟也唱，啊呀、啊呀、啊啊呀……那时候，我们幸福极了。我爹晚上也不用去开会了，他好象不是右派了，人们又开始喊他杨老师了，杨老师吃了吗？杨老师真快活。
我爹在我家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菜园，靠东面种了一些向日葵，靠西面种了各色蔬菜。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飞舞着的蝴蝶，还有蜜蜂什么的，嗡嗡嘤嘤地在那里追逐、嬉闹，我跟我弟弟还能在墙根的花草间捉到不少蚂蚱。我爹给我弟弟捉了一只麻雀，这只麻雀让我们喂养得像一个矜持又高贵的财主，除了那种叫“双母夹”的蚂蚱，一概不吃，最后就那么把自己给娇惯死了。我弟弟哭得一塌糊涂，把院子里的土蹬得像扬场，我爹也不管，坐在自己做的竹子躺椅上，眯着单眼笑。
那一年秋天，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候叫红小兵。我爹下班回家一看，我的脖子上挂着红彤彤的红领巾，竟然忘了支好他心爱的车子，蹲在地上就哭了，他说，儿子，咱们也是“红五类”了，你是革命的接班人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哭，心里很别扭，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该哭的时候你不哭，不该哭的时候你咧咧什么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我爹喝酒了，他很能喝，喝了一瓶白酒，又给我三毛钱让我去合作社买了一瓶啤酒，他说他要过年。最后，他又拉上了二胡，曲调悠扬。
年底的一天，我爹领回来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那个女人一进门就摸我的脸，用一口软软的普通话对我说：“好孩子，叫阿姨。”
我不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我们那里一般管上一辈的女人叫姑姑、婶子什么的，我没叫。
我爹戳了我一指头：“快叫，这是你周阿姨。”
我扭身跑了出去，我不太喜欢他，我预感到这个女人跟我爹之间有点儿什么事情。
从此，那个女人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过年那天，这个女人就住在了我们家，像一家人那样。
我爹告诉我说，从今往后周阿姨就是你们的妈了，我跟他结婚了。
我弟弟大呼小叫地喊她妈，我就出去了，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去了我亲妈的坟头。
我在我妈的坟头上说话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爆竹声，我像是被这个爆竹做成的旋涡给淹没了。
因为我不喊周阿姨叫妈，我爹很恼火，经常拧着我的耳朵说我不懂事。那时候，我很拗，不管我爹怎么逼我，我硬是不满足他的要求。周阿姨倒是不管那一套，依旧对我和弟弟很好，好吃的都留给我们，甚至晚上非要搂着我俩睡觉不可。时间长了，我爹就把事情告诉我了，他说周阿姨是公社修配厂里的工人，娘家是城里人。因为她家的成分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觉得她跟我爹挺般配，就给牵了个线。一开始我爹不同意，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是周阿姨看上我爹了，她说我爹拉扯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心眼儿又好，死活要嫁给我爹。我爹说，你不会是可怜我吧？周阿姨就开始抹眼泪了，我爹明白了她的意思，人家觉得我爹好是一方面，主要是她在这里没有什么依靠，将就我爹这个条件，两个人正合适。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只眼睛一直恍惚着，似乎有很多话要从那里对我说出来。
我突然觉得周阿姨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唉，那时候成分不好可以压死人。
尽管我在心里容纳了周阿姨，可是行为上还是别别扭扭的。
等我开始喊她妈的时候，她突然就疯了。
我记得那年我小学快毕业了。当时学校里实行“二部制”，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去学校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来扎上一头，照着课本念一通，然后就让大家自习。有时候会突然接到命令，开某某老师的批判会，那么，下午也就不用上学了，大家围着那个接受批判的老师指指戳戳上一阵，最后高呼“打倒臭老九”或者“教育革命万岁”什么的，就作了鸟兽散。那天我正在“教育”低头站在黑板前的算术老师，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杨远，快，你后娘在街上出洋相呢。”我很纳闷，连忙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