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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正是如此，在2002年以前，中国因为进口量小，在铁矿石市场几乎没有发言权；但是，自2003年起，中国成为最大进口国以后，依然得不到发言权，影响不了谈判局势。每次谈判都以中方失败告终，不得不屈从对方高额要价，世界三大矿山巨头每次都似乎号准了中国的脉搏，对中方的底牌了如指掌，无论中方怎么努力，都如同孙悟空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根据铁矿石谈判规则，谈判格局是三对三，即供方——澳大利亚的必和必拓、力拓和巴西淡水河谷，对需方——宝钢集团、新日铁和欧洲钢厂，决定下一财政年度铁矿石价格（离岸价格），只要其中任何一家矿山与钢厂达成铁矿石买卖合同，谈判即宣告结束，其他各家谈判均要接受此结果。
2009年，令吴天彪扬眉吐气的是，中国破获了力拓间谍案。从力拓电脑中起获的我国钢铁行业大量情报数据及其对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的巨大损害事实明摆着——这些涉案的经济间谍6年来拉拢收买、刺探情报、各个击破、巧取豪夺，迫使中国钢企在近乎讹诈的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多付出7000多亿元人民币的沉重代价，相当于全国钢铁行业同期利润总和的一倍多！相当于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10％！
而这一切，都与一个人相关。
他就是胡士泰。
第九卷 风云迷离 第826章 谍影重重
吴天彪觉得这个胡士泰有些不可思议，不就是一个经济间谍嘛，他居然以一人之力在6年间裹走了中国7000亿的财富。泡…书_吧（）
廉向上说，因为这个胡士泰掌握着了中国钢铁业的实际供求情况，也就让我们的对手掌握着了我们的底牌。这样的形势，让我们如何同人家谈？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说：“从7000亿人民币这个数字看，我们遭受的损失巨大。商业谈判关键是底牌，可我们的底牌被对手摸了去，使我们年年谈、年年吞食苦果。”
廉向上还说，其实，这个胡士泰他认识。这个人近几年常到他们天彪钢铁来走动，文质彬彬的样子，谁会想到，他原来是一个经济间谍。他看似和人只是随便聊聊，却原来是另有心机啊！
不单单是一个胡士泰，三大铁矿巨头其实都在中国内地安插了大量的眼线。
在谈判中我们为什么一直被动，这是因为外商始终掌握着中国的商业机密。据了解，在每年谈判之初，三大矿山会立即派人了解各个钢厂的生产情况，情报收集活动也相当密集，力拓去甚至会成立了一对一的调研组，在内地每个地区的钢厂都派驻专门的市场调研人员。当然，这还是明的。至于暗的，澳籍华人胡士泰恐怕只揭开了冰山一角。
吴天彪一开始弄不明白，明明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应当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最强大的发言权。但实际上却为什么步步爱制于人？
廉向上给他解释，因为内部主体多元化，利益分歧较大，分散对外，结果被各个击破。中国钢铁企业数量多达2000多家，技术水平参差不齐，落后产能与先进技术争夺市场；产权关系复杂多样，既有国有，又有民营以及混合股份制，甚至中外合资；而在国有阵营里，既有宝钢这样的中央直属企业，更有众多的地方政府直管企业。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和不同的经济技术成本，使他们在原料及产品价格上分别有不同的诉求。
而国家的铁矿石进口资质管理制度，面对复杂的利益关系，其科学性合理性显得千疮百孔。首先，这个制度被认为照顾了国有大企业的利益，许多中小企业的利益被牺牲。获得这个资质的一些企业，将低价进口的长协矿高价倒卖给那些没有资质的小企业；其次，拥有资质的还有众多的贸易商，仅合法的代理费就高达10％，没有资质的企业感觉被严重盘剥，只好直接与外商做买卖。
吴天彪说，就是，我们的天彪钢铁就是被层层盘剥的。说到损失，当然也有我们的份。单单这个胡士泰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平均算下来，我们天彪钢铁的纯利润就至少缩水了一半。
这个胡士泰也太可恶、太可怕了。吴天彪对廉向上说，这个人应当枪毙！
廉向上说，如果把他定为窃取国家秘密，可能会枪毙。但如果把他定为窃取商业秘密，罪就轻多了，肯定枪毙不了。
胡士泰，1963年出生，原籍天津，初中毕业后在天津一个机械工业学校学习两年车工专业。高考恢复后，他于1979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
据其当年同学回忆，胡在读书时，很有才气，拉得一手不错的小提琴，学习成绩在班里属于中等偏上，可能因为“文革”中家庭曾被打击的关系，他为人低调，待人谦逊。
大学毕业后，胡士泰80年代曾在中信集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去澳大利亚留学，毕业后进入澳大利亚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商哈默斯利铁矿工作，力拓收购哈默斯利铁矿后，胡成为力拓雇员。1997年，胡士泰获澳大利亚国籍。
据一名曾与胡士泰打过交道的人说，胡多数时间都在中国，在业务方面，胡的能力非常强，跟几大钢厂的人非常熟悉，经常去到三、四线城市的中小钢厂，推销自己公司的矿石。在业内，胡士泰声誉良好，善于倾听，是个“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力拓澳大利亚总部用“优秀”和“勤奋”来评价胡士泰。
作为力拓上海首席代表、哈默斯利铁矿中国区的总经理，胡士泰平时接电话很少用手机，一般会要求对方拨他的座机号码，据说是担心被别人窃听。但胡士泰的谨慎，却还是没有让自己摆脱牢狱之灾。
在和胡士泰打过交道的客户眼里，许多方面，他都可以被看作是职业人士的典范——待人亲和，做事积极。基于“超级客户中心”的理念，胡士泰为了解与满足客户需求，所表现出的赤诚与火热，让许多人感觉到，他压根不像一个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经理，而更像一个有着特殊使命的“潜伏者”。
和大多数跨国公司中国区总经理频繁高调出入于各种酒会不一样的是，胡士泰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也极少把自己的个人信息公开出来。而胡士泰之所以有如此反常的举动，并不仅仅出于自身的性格，更与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有关，因为胡所从事的工作，正好是与国家利益有着高度冲突的工作。
胡士泰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也是那些跨国公司驻华高管时常处于两难选择中的典型代表——在职业素养和国家利益之间，他们常常充满困惑，但又不得不做出选择。果断选择维护公司利益的胡士泰，尽管已经成功地把国籍改成了澳大利亚，但思维上却依旧很“中国”。他很巧妙高超地利用自己的“中国智慧”去为外国公司谋取最大的利益。他无疑是一个缺乏爱国意识的最佳职业经理人。
为了能够了解到比谈判对手“中钢协”更多的市场信息，胡士泰和其所带领的力拓中国区销售团队，深入到三四线城市的小钢厂，去深度挖掘各种“机密信息”，包括：原料库存的周转天数、进口矿的平均成本、吨钢单位毛利、生铁的单位消耗等财务数据。
胡士泰重视“调查”的价值，更晓得“内鬼”的作用。胡士泰在中国区主政期间，非常关心如何利用“金元”手段，来腐化与诱惑中国主要钢铁厂的中高层管理者，首钢高管谭以新就是其“金元战略”的猎物。
尽管，胡士泰不是矿山的集团高层，不会正式出现在铁矿石的谈判桌上。但胡士泰利用他独特的人脉与信息优势，给矿商集团提供大量的机密信息，而正是这些机密信息，让处在谈判桌另一端的中钢协倍感难受，经常是还没出牌，就已经完全被对方看清楚了所有底细。
2005年，铁矿石市场处于严重的供不应求，三大矿山企业也在谈判中屡屡索要更高的涨幅，供需双方的紧张关系已经凸显。
一位与胡士泰有过接触的人回忆，在一次与胡的闲聊中，他还曾友善地规劝过胡：不要跟中国做生意表现得太强势，要为中国的未来着想。而胡士泰当时却不以为然，并表示：“我们的价格是透明的。”
当时，胡士泰给这位人士的印象是，留着分头，比较儒雅，言语气质也比较国际化。
像胡士泰这样的拥有国企背景，又拥有国际化视野的气质的人，也正是三大矿山企业希望招聘的目标，目前在三大矿山企业中国区任职的高管，也都有类似的经历。
据另两大矿山的内部人士透露，像胡士泰这样的位置，一年的年薪应该有10万美元左右。前几年，矿山效益好的时候，奖金非常可观，有时候会对高管开出与年薪等同的奖金。有胡士泰的同行说，虽然目前对什么是国家机密没有明确说法，但确实不应该“为了迎合外国人而削尖脑袋不择手段去搜集（信息），更不能为了自己的升职加薪，把很多的原则问题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他还说，在中国，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打听到最有价值的情报，这种情况在日本就很难达到。而且中国对什么是秘密也没有一个标准，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不自觉地将信息透露出去了。有时候，一顿饭就可以从钢厂问到库存、产量等消息，而从协会、政府挖来的人打听这些消息就更容易。
力拓商谍案的专案组初步查明，除了向内地大型钢企负责人行贿获取商业情报外，胡士泰还涉嫌“食两头”，即在行贿以换取情报的同时，更收受小型钢企的贿赂，以帮助他们取得更多铁矿石的进口配额。
几年间，胡士泰靠此快速“敛财”，仅过亿的豪华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