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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1）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他身上所系的案子毕竟还没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剀切陈词，苦口婆心地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势冲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失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默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他交游之广，声望之隆，上海滩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杜月笙在重庆时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他就是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麦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大，面粉大王荣德生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１９４６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预定当年７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于是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惟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带领公司股东群起反对，结果双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袁国梁无可奈何，只好拖着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１８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把事体摆平。
王先青、袁国梁两人去见到了杜月笙，却是“老夫子”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袁国梁的报告，为替学生子撑腰，他没有思索，一口答应，随即问袁国梁说：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子呢？”
袁国梁喜不自胜，于是便答：
“老夫子加５０００万元的股子好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
杜月笙连忙摇摇手说：
“笑话，笑话。”
他马上命人喊徐懋棠来，徐懋棠的父亲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有句打话：“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馀荫很多钱，他参加恒社甚早，战前就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总经理，抗战８年他替杜月笙在中汇银行看家，胜利以后仍然担任旧职，但是却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因此，杜月笙决定投资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当场开了一张法币５０００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由袁国梁写一张临时收据，手续便告完成。
袁国梁和王先青对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毕后，两人又双双进拜师门，请杜月笙定一个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杜月笙却望望袁国梁，回答他说：
“这个企业是你的，我们大家不过捧捧你的场，你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事事依靠我们啊。”
这几句叮嘱似乎有点多余，然而，袁国梁细细玩味，杜月笙这样交代一声，其实，他是借此声明他投资福澄，答应担任董事长，完全是为了支持袁国梁，他挂名义当董事长，自己却不过问福澄的业务，好叫袁国梁放心大胆办事。
但是，在口头上，开会日期这件小事，还是得请杜月笙做决定，袁国梁继续请示，杜月笙便面带微笑地向王先青说：
“先青，你来定个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说：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点点头，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丽都开会。”
开会结果，由于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忖“亨”不过，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杜月笙从事纺织工业，始于抗战时期。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自湖北沙市，西迁重庆，因为股东意见不合内部发生纠纷，几乎关门大吉，杜月笙鉴于出资收购股权，将沙市纱厂接过来经营，后来他又应聘担任过公营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胜利返沪后，在福澄公司联营纱厂之后，杜月笙又发起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两厂拥有工人２０２６名；此外，他也是拥有７７７名工人的恒大纱厂以及远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这样一来，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纺织业巨子。
１９４６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从全国各地搭乘飞机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１００多人。各地代表纷纷抵达上海时正值杜月笙缠绵病榻，轻易不出大门一步。一日，忽有７位纺织业代表连袂来访，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７位客访之中有６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国梁等人。
寒喧之后，这７位纺织代表表明来意。原来他们是代表中的代表。因为这时国内公管纱厂厂家很多，代表票数占多数，民营纺织代表业已获得消息，公营纱厂集中选票，打算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重要职位，由公营纱厂代表担任。
60大庆时得到迟来的艳福（1）
１９４７年８月３０日，就是杜月笙花甲之庆了。在此以前，他喘疾时发时好，住在１８层楼里，轻易不出大门，而且国共内战正酣，国境之内处处狼烟，又有两广和四川、苏北等地发生严重水灾。杜月笙不想在他家中大肆铺张，遭人非议，因此对于建议做寿者一概摇头拒绝，逼不过的时候，他更会气喘咻咻地说：
“算了吧，现在我还有什么心情做寿呢？”
但是朋友、徒子、徒孙们都说这次花甲大庆非做不可，因为杜月笙５０大寿时恰值“八·一三”沪战爆发，当时有不少要为他祝寿，杜月笙曾说过：
“国难当头，哪里来做寿的兴致？要做，等打胜了东洋人，再来做６０岁！”
所以有人说：“你杜先生言话一句，这做６０岁寿的事体，当然也不能例外！”
各方好友加上杜月笙的徒子、徒孙们组成的了恒社组织门生，不由分说地组织了一个“庆祝杜公６０岁寿诞筹备委员会”，推出了筹备委员２３人。早就展开了准备。
８月２９日，杜月笙６０寿辰的头一天晚上，在顾嘉棠的家里，由杜月笙的各方好友联合设宴为他暖寿，人数经过严格甄选，精选了又精，但还是有两百多位。多年老友如黄金荣、杨虎、王晓籁、章士钊、钱新之、徐寄庼、范绍增，刘航琛等，党、政、军界友好如洪兰友、郑介民、潘公展、萧同兹、程沧波、陈方等络绎来临，场面显得热烈而又轻松，遗憾的是这一晚寿星杜月笙因为喘病又发，无法到场。于是，暖寿筵会由洪兰友发表了一篇祝辞，然后是上海市长参议长潘公展，代表杜月笙致词答谢，与宴佳宾一般举觞，遥祝卧病１８层楼上的杜月笙早日恢复健康。
８月３０日，杜月笙花甲之期，泰兴路丽都花园舞厅为之歇业一天，宽广无比的正厅布置成了花园锦簇的寿堂，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五彩缤纷、芬香扑鼻的各式花篮由礼堂外面沿着两旁墙角，一直摆到照壁，简直数不清那该有几千百个。国民政府蒋主席，早就题赠的一幅匾额，用精美镜框高高的悬在正中，贺词文云：
“嘉乐延年”。
左右两厢，则为中央各院部会首长题赠的寿联寿幛，两侧墙上，各地各界的祝颂寿屏更是挂得密密层层，琳琅满目。当日收到的礼品共８００余件，全部摆在一长串茶几上公开陈列，其中有金盾、银鼎、玉石、器玩。在各项礼物中有三件特别珍贵，令人赞赏不置的，一是邮务工会利用各种邮票剪贴而成的百寿图，妙手天成，活脱纸上，一是美一绣业公司以百余种毛线绣制的一幅杜月笙巨像，据说是该公司继杜鲁门、麦克阿瑟绣像后的第三幅作品，第三件是一幅人物国画，画中的八仙吕洞宾居然是杜月笙，送礼的诚可谓善颂善祷了。
杜月笙因喘疾不能到场答礼，他命长子杜维藩率领弟妹和弟妇妹夫，分立礼台左右，代杜月笙答谢来贺的嘉宾，除此以外他又请杨虎、钱新之、徐寄庼，徐丞采担任总招待。
早上８点钟，第一批来贺寿的是上海警备司令、兼警察局局长宣铁吾夫妇，紧接是来自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在上海稍有名望地位的无不登门道贺，从南京赶来的中央要人选有吴铁城、吴鼎昌、王宠惠、宋子文、莫德惠、张道藩、董显光等，远在外地的孙科、白崇禧也派来了代表。这一日之内到贺嘉宾５６００余人，汽车司机赏钱开发了１５００多个人的。
杜公馆借丽都花园做寿，开的是流水席，一桌坐满１０位客人，随即上菜，菜肴全是素的而且只有四盘，素鸡、素鱼、素鸭、素火腿，此外则每客奉以素面一盆。
抗战胜利以后，杜月笙除了在顾嘉棠家住过了一段短时期外，为了便于养病，一直都在姚玉兰这边。因为１８层楼比较紧凑，不像华格皋路老宅那边规模宏大，人口众多，房子小，四面八方都可以照顾得到，对于杜月笙这种“大家庭之主”的病人比较适宜。杜月笙是生病的人，他怕烦、怕吵、怕人来客住，川流不息，同时更怕跑上跑下，劳动病躯。更何况在１９４７年杜月笙的８儿３女，已经有维藩、维垣、维屏、维新和维宁都结了婚，五对小夫妇，都在华格皋路住。
暖寿盛宴，寿堂祝贺，杜月笙一概不能亲自出席，这使得他觉得内心愧惭，不胜惆怅。这一次花甲称庆，老一辈的弟兄或者老成凋谢，或者龙钟老迈，大都不能代他主持盛会，照料一切；在寿堂那边答礼的是他子女，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