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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缘何不立皇后
中国古代帝王均有多个夫人及众多妃嫔，后妃制度中“第一夫人”又称皇后，皇后是太子之母，立后制遂与储君制相互表里，成为中国古代后宫制度乃至君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演了一幕幕的政治活剧。
秦人在秦孝公（公元前4世纪）以后对于立后和立太子之事已经制度化，秦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各种国家制度已臻完善，秦统一中国后更全面建立了各种制度，并定出了皇帝的正妻为皇后、母亲为皇太后的制度。但是秦始皇始终没有设立皇后，致使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没有皇后墓。这成为令人费解的千古之谜。
秦兵马俑博物馆副研究员张敏说，秦始皇13岁即位到22岁亲政，中间有9年的太平天子时间，也正是古代男子要娶妻的时间。即位3年，他便有资格立后，但前后9年都未立后。22岁到39岁的17年是秦始皇自己掌权、统一六国的时间，国事繁忙，但在后方立后也不费事。从39岁到50岁时，秦始皇多在巡游路上，但是立后以“母仪天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所以“秦朝虽短，但秦始皇有充足的时间立皇后，不是他来不及立皇后，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更非其母亲不操心，也非大臣不尽职。”
张敏说，秦始皇在有机会立皇后的时间内未立皇后有许多原因，除他性格多疑恐皇后掣肘外，还跟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和后宫美女过多有关。秦始皇曾4次巡视六国故地，其中3次都会见了徐福等方士以求长生不死之药，甚至派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赴东海神山求药。“正是有长生不死的厚望和六国佳丽充斥着后宫，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秦始皇立后的进程。”
史载，秦始皇的母亲行为失谨，秽乱后宫，并生了两个儿子。这使秦始皇在思想上受害甚深，可谓是终生难忘的伤痛。为此，他把母亲赶出了首都咸阳，后来虽有悔过，但至死未让她再住咸阳。张敏说：“由怨母而仇视女人的心理阴影，使秦始皇长大后在婚姻能力上未能健康发展。宫中众多女人，仅仅是为满足他的生理需要。由母亲行为而形成的心理障碍，也是秦始皇迟迟未立后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敏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东方六国的佳丽尽充后宫，要选出一个名门之后的贤淑女子也是一个难题。何况秦始皇自认功德超过了古代的圣王——三皇五帝，皇后的标准难定，选定皇后就更难了。
6点依据为项羽“申冤”
“从考古学的立场出发，所谓项羽焚烧秦俑坑只是一种猜测，目前的考古学证据不足以支持这个观点。”秦兵马俑博物馆考古队队长刘占成说，“要还项羽一个清白”。
刘占成研究员说，他一直对“项羽焚烧秦俑坑”之说存疑于心，尽管此说并不是空穴来风。据《史记》、《水经注》等一些文献记载“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项羽在秦陵“以三十万人，三十日运物不能穷”。不少学者由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推断他掘秦俑坑、烧秦俑坑，刘占成认为是不科学的。“因为这些记载并无确凿的直接证据，不能作为最终结论。”
刘占成介绍，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秦始皇陵进行了大规模的地面勘察和考古钻探，发现秦始皇陵墓上的封土土层没有被掘扰破坏的现象，封土上仅发现两个直径不足1米、深不到9米的小盗洞，这就从考古角度否定了项羽大规模揭顶开挖的可能性。此外，在秦始皇陵封土中发现有一个范围约1200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这不但证实了《史记》中秦陵地宫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记载，也是对项羽盗掘秦始皇陵的科学否定，因为汞的挥发性特强，如陵墓遭破坏，汞早年就已挥发散尽。
刘占成说，文献记载项羽盗掘秦始皇陵墓是值得怀疑的悬案，也就是说，在项羽焚烧秦俑坑的研究中，得出这一结论的文献记载的前提本身不一定成立，那么由此提出的结论就不可靠了。不久前，秦阿房宫考古队否定了阿房宫前殿被火烧的可能，并对项羽火烧阿房宫也提出了质疑。
刘占成发现种种迹象并未表明俑坑是项羽烧的，原因有六：一是没有发现项羽大军的入坑口；二是没有发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即没有破坏者造成的陶俑一个压一个的叠压现象只有坑顶下塌造成的东倒西歪的兵马俑；三是没有发现兵马俑身上被打砸后留下的打击点；四是没有发现破坏者的足迹；五是坑内文物的移位和缺失并没有那么严重；六是俑坑的棚木痕迹保留完整，没有发现零乱或折断的现象。
“其它怀疑被烧过的陪葬坑，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相同的悬疑现象。”刘占成说，由此可以说，项羽作为焚烧秦俑坑的“嫌疑人”显然“证据不足”。
“兵马俑”原型杀死了项羽﹖
曾击垮了秦帝国的楚霸王项羽，最后却死于“兵马俑”原型之手。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的这个大胆推测一提出，便受到了秦俑学专家的广泛关注。
李开元说，作为两千年前秦始皇兵马俑军团原型的秦京师军，在秦末之乱的动荡历史中下落如何，他们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兵马俑军团的性质，也涉及到秦楚汉间整个帝国秦军的动向，甚至牵涉到秦帝国的灭亡、楚霸王项羽的失败和汉帝国的胜利等复杂的历史问题。他在研究考证这一课题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最后楚汉决胜垓下时斩杀项羽的5位骑兵将士，都是关中地区出身的秦人，也都是旧秦军的将士。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这5位将士的从起官职，也就是他们由秦军加入汉军时的官职，竟然都合于秦京师军的官职。
“历史是选择性的记录。”李开元说，垓下之战，汉军60万，而吕马童、杨喜、杨武、吕胜、王翳这5名骑士能够留下名字，是偶然中的偶然。不过，以十二万分之一的几率脱颖而出的5人，却是百分之百的旧秦军的将士，而且官职都合于秦京师军的官职，就决非偶然了。李开元认为，这5位骑士的身上，或许隐藏着秦京师军在秦末之乱中的踪迹，原型兵马俑军团去向的历史之谜也可能由此得到破译。
李开元说，秦始皇兵马俑是以秦京师军为原型塑造的，秦京师军的去向，就是原型兵马俑军团的去向。根据他的研究考证，在秦末之乱中，秦京师军加入了汉军，其中的骑兵将士被编入了汉军的灌婴骑军。垓下之战后，灌婴骑军奉命追击，在乌江岸边斩杀了项羽的5位骑士，都是原来秦京师军的骑兵将士，也就是秦兵马俑的原型。
这位学者说，由出土的兵马俑到其原型秦京师军，再到汉军中的旧秦军将士，最后到斩杀项羽的秦人骑士，“史事的锁链一环紧扣一环，最后竟然在项羽之死和兵马俑之间找到历史的接点，引出兵马俑杀死了项羽的结论来，使人感到历史的深沉和神奇”。
兵马俑军阵是以实在的秦京师军为原型塑造的，这一观点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同。
秦俑学可望成为第五大显学
在台湾首开秦俑学课程的南台科技大学傅荣柯教授在研讨会上指出：“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曾说过，近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有四大显学，就是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和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现在，我认为秦俑学可望成为第五大显学。”
秦俑学源于1974年春，秦始皇陵园农民打井时偶然挖出兵马俑残片，引起文物部门高度重视，同年夏考古队进行勘察和发掘，探出陵冢东侧地下有3座陪葬坑，内藏约8000件真人般大小的巨型陶质兵马，举世为之震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这个“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不仅引发了中外人士的旅游参观热，更使广大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对秦俑坑丰富的文化内涵产生极大兴趣。秦俑博物馆于1979年10月1日开馆迄今，先后召开了六次学术研讨会，并于1980年由文博、学校、科研等几十个单位的专家学者发起成立了秦俑学研究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学术研究。
据秦俑学研究会统计，秦兵马俑出土30年来，学术界累计发表各种论文1600多篇，出版学术专项19部，考古发掘、文物修复报告4部，《秦俑秦文化论丛》和《博物馆学研究丛书》17部，《秦陵秦俑研究动态》季刊66期，共计2000多万字。这样的成绩在新兴学科中是十分难得的。
秦始皇陵出土石铠甲石材产地确定
考古发现：秦始皇陵出土石铠甲石材产地确定
秦始皇陵出土石铠甲显示了秦代高超的加工技术，而制作精细的石铠甲的石材来自什么地点？近日，地质工作者与文物保护人员结合，以自然科学方法断定石铠甲材料的产地在渭河以北的富平漫丁一带。
自1997年秦始皇陵附近发现石铠甲陪葬坑后，大量石铠甲的材料来源之地成为学术界讨论研究的热点。最近，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副研究员杨钟堂和秦俑博物馆郭宝发等人，依据秦时的政要活动范围，选择渭河以北的富平宫里凤凰山、富平漫丁、蒲城丰山、耀县药王山以及渭河以南的蓝田辋川、柞水石瓮子等地的多种灰岩样品，与石铠甲各种类型样品详细对比分析鉴定，采用光学显微镜、中子活化分析对样品进行岩石矿物鉴定、稀土和微量元素测试分析，最终选定了富平漫丁。
据专家介绍，富平漫丁样品无论在岩石结构构造、矿物组成、稀土及微量元素分配特征上，均与石铠甲相近，而且该地灰岩发育的薄层平行层理特征，更便于沿着层理面将岩石打制成为适合制作石铠甲薄片的材料，其结构致密、质地细腻，易于打磨、穿孔而不致损破。由此断定，石铠甲的原始灰岩材料主要来源于北山富平漫丁一带，凤凰山与漫丁相距不远，部分材料也可能取自凤凰山。考古专家难断的问题，在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手中迎刃而解。
我国发现秦始皇祖先的坟墓
经过八年发掘和研究论证，中国考古专家在甘肃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