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诗人都很穷。用一句欠文雅的话形容，那时候我们穷得卵蛋叮当响。
尽管这样，我们毫不在乎，常常邀三五知己，钻到胡同里的小酒馆乐呵。“一盘凉拌海带丝，一盘炒饼，二锅头随喝随上。”我们冲老板娘吆喝。因为经常来，老板娘也不见怪，诗人诗人地叫，透着亲热。
几杯酒下肚之后，哥们儿一个个活泛起来，筷子往桌上“啪”一搁，道：“今儿高兴，谁得了好句子，咱们切磋切磋。”
另一位就站起身，一脸的严肃，说：“今儿早晨我拉肚子，跑厕所的工夫来灵感啦，各位老师给批评批评。”
他是个少白头，不到30岁就成了“白毛男”，给人一种沧桑感，再加上长发齐肩，简直酷毙了。
“疯狂的鸡冠花。”那哥们儿干咳一声，喝口茶水，润润嗓子：“疯狂的鸡冠花。”
“是什么带着神秘的暗示
在战栗的高空盘旋尖叫？
是什么狂舞着如蝠的翅膀
在烈风中燃烧？
啊，鸡冠花
（）
你这来自地狱的小火焰
就像一百个初夜中的少女
分张着饥渴的大腿
在痛苦中快乐地奔跑“
……
那哥们儿是标准的男高音，比帕瓦罗蒂差不多少。激昂处，泛白的长发舞动，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声波震得斑驳的墙皮簌簌直响，往往吓人一跳。
每到这个时候，喧闹的酒馆一片寂静。北京人毕竟是大都之民，处变不惊。等我们折腾完，他们附和地鼓鼓掌，继续聊他们的。
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真是我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
在北京当诗人的时候，我曾疯狂地爱上一位摇滚女歌手。她叫毛葳，是金太阳乐队的女主唱。
毛葳以前是一个书商家的小保姆，那书商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过，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套限量版金字《二十四史》，后来他把这套书折腾上市，坐庄家，玩股票，变成“亿万富豪”。据说因为这个，省里还给他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现在则一落千丈，还是因为这个，成了“诈骗在逃犯”，据说躲在北美洲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
书商和我一位姓张的朋友是亲戚。老张是我们当时的穷哥们之一，写诗，写歌词，当时还没成为“药业大亨”、“歌坛大鳄”。
那时候，我们都渴望出名，渴望缪斯女神抛来媚眼，引灵感之水，浇灌我们饥渴的心田。直截了当地说吧，就是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走到哪儿都有美女和饭局。
毛葳和我们一样，也想在北京混出个人模狗样儿，从湖南师院毕业之后，只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她是个彻底的女人，为了理想什么都肯干，包括当保姆。
跟老张去书商家的时候，我从没注意过这个单眼皮的小女孩。诗人的理想都是双眼皮的，比如晓庆姐那种类型。
书商是湖南人，却不喜欢吃辣椒，特爱喝56度的红星牌二锅头。这一点对脾气。本来他又有钱又有名，诗人们都有些歧视他，三杯酒一落肚，我们就成为亲朋好友。
“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哥们儿！”三杯酒一落肚，他拍拍我的肩膀，叫得黏乎乎的。
那时候，北京刚流行卡拉OK，在酒店包房里面唱，要120块钱一小时。书商家的客厅里，一色原装日本进口的“健伍”牌音响，比星级酒店里的都高级。
于是，老张就说：“哥，您这音响，哎呀！”他竖起拇指。
为了充分满足书商的虚荣心，我也在一边夸：“大哥，您的音响是一流的，您也是。”
夸着夸着，书商就迷糊了，道：“来，唱两首，助助兴！”
“不啦不啦，还有事。”这时，大家就推辞。
书商的脸一板，道：“不把我当朋友了是不！”
“既然都是朋友了，就满足他一回吧。”我说。
书商一高兴，赶紧找话筒，将音乐弄到最大音量，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唱得不着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朋友》、《冬天里的一把火》……把费翔、崔健、朱明瑛、彭丽媛、毛阿敏演绎得支离破碎。
在书商家喝酒，我们不必为安全担忧。这是私人领地，再说他家还养着大狼狗呢。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什么时候唱的，那天费翔在工人体育馆开演唱会，把全北京的女孩子都迷跑了，就连书商的老婆也不例外。书商总爱骂费翔杂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夫妻双双把家还》是男女声二重唱，没有女孩子配合，男人又怕捏起嗓子被人骂“二尾子”（也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就想把那首歌删除。
书商睡着了，我们又不懂，就叫小保姆摆弄。
毛葳挺大方，说：“别删，我来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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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踢了我一脚：“你上吧。”
“上”这个词是男人的黑话，内容暧昧，和深圳的“搞”是同义词。
“上就上，谁怕谁。”
“关原唱关原唱。”
“已经关了？”
毛葳一开唱，把我们都震住了。她的嗓音又脆又甜，如果不是现场直播，还以为“七仙女”严凤英下到了凡间。
望着这个单眼皮的湖南妹子，我这个写诗的董永眼里泛起万般柔情。不知不觉，俩人的肩膀凑到一块儿。
那会儿，那位姓张的朋友后悔得牙痛，是他一脚把我踢到葳葳身边的。
不久，韩野组织地下摇滚乐队，正缺一位女主唱，我就拍着胸脯，力荐葳葳入伙。
毛葳也不简单，在花芗公寓的“摇滚之夜”音乐会上，一曲《爱我你就干我吧》，震得北京唱摇滚的眼珠子发绿。
当时，著名乐评人黄了源也在场，当即一拍桌子，盛赞她为“用身体唱歌的美女歌手”，当即决定个别谈话。不过，当时他还没成名，葳葳没拿正眼瞧他。
人永远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有时候人就像提线木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没法把握自己。
和葳葳在一起，注定了我一生的悲哀；和葳葳在一起，注定了我人生经历的离奇。
和葳葳经过几个月的热恋，我们就正式进入临战状态。
当时，我们有了一笔积蓄，在亚运村租了一间单身公寓。在那个如水的晚上，葳葳就像一团温暖的棉花，听凭我这台打包机折叠挤压。
她没有大声呻吟，像孩子一般吮着指头，鼻孔轻轻哼着《爱我你就干我吧》的曲调，给我粗鲁笨拙的呼吸伴奏。
当葳葳哼出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我们同时进入痉挛状态，相互撕扯着皮肤，企图钻进对方的体内。
那天晚上，葳葳这团雪白的棉花，染成了猩红色。
一连数天，我俩就像一对连体婴儿那样，将门反锁，赤裸裸地黏在一起。饿了，用开水煮方便面。一只碗，两双筷子，互相给对方喂食。
有时候，我们吃饭，底下也不闲着：摩擦，呻吟，滚烫的汤水顺着喉管往下流。
葳葳演出的日子里，我们同时出现在酒吧，演出一结束，就急不可耐地回到两个人的世界，我们共同的小爱巢。
但是，这种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我们不是神仙，需要钱来生活。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分离。
当时，葳葳所在的摇滚乐队在酒吧唱火了，租了辆军用吉普，满北京城转悠；在这儿演出结束后，又赶那个场子。我呢，从书商那儿领选题，在家里当枪手，写一些署别人名字的文章。
6月20日，那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刻，一个黑色的日子。那天，葳葳一出门，我的眼皮就跳个不停，整个心就像铅做的，坠得我直想哭。
晚上11点29分，韩野敲我的门，告诉我，毛葳死了。
他们从三里屯出发，去赶香山的场子，吉普车开得太急，轮子一滑，撞到路碑上。当时，司机反应快，车刹住了，只碰掉一小块漆。大家虚惊一场，叫着骂着继续赶路。
乐队的贝司手是个姐妹儿，大男人捏着嗓子，一路上向葳葳推销避孕知识，滔滔不绝，从荫道的黏湿度到药物的使用，无所不包。好像他是妇科专家。
葳葳怀里搂着吉他，倚在后座上很安静，似乎在闭目养神。
等到了目的地，贝司手摇她的肩膀，叫她醒来，才发觉她的脸颊冰凉，心脏已停止跳动。
葳葳的死，到现在都是个谜，除了左边太阳｜穴一片淤血，身上没有一丝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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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没发现任何疾病。
可是，她就死了，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终于体验到生命的无常，人迅速堕落。半夜去敲大学女生宿舍的门，领着一帮单纯浪漫的女孩子，在圆明园废墟里点燃一圈蜡烛，和她们一起跳舞，朗诵诗歌……
疯狂疯狂！我用疯狂诊治内心的忧伤；
疯狂疯狂！我用疯狂把爱人遗忘。
我堕落，我；我享受堕落！
我不平，我；我享受不平！
一年之后的一个晚上，雪像盐一样铺撒在大地上；在京郊一个地下赌场的小院里，十几个彪形大汉在殴打一个青年。用皮靴、棍棒、石头……血溅到地上犹如朵朵梅花。
那个青年就是我。
我趴在雪中，也不反抗，一遍遍念着葳葳的名字。数一朵梅花，念一声；数一朵梅花，念一声。
那时候我突然发现，雪并不是冰冷的，它柔软舒服，从天上落到地上溅起一朵朵小火焰。
像这种情形，你们体验不到。因为没有人无缘无故脸贴屁股，平静地观看雪花落地。
大汉们打得棍棒折了，累得脱下棉袄呼呼直喘，可是那青年不哭不叫，仿佛打的是根木头。
大汉们很失望。
“奶奶的，有种！”一个胖子在叫；
“跪下，磕头认个错。”有人扯我的脖领子；
“出老千让你出老千。”又有人踢我。
我像只死狗瘫在那儿，看不见也听不见。因为我不想看见也不想听见！这世界关我屁事。
那帮人从未见过如此无赖的老千，心里有些发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