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他挥别这一切，踏上非洲之途，却也接受到一份非洲别致的礼物，那就是一架“钢风琴”。
这是一架特殊处理的大乐器，足足有三吨重。这是法国巴哈学会送给史怀哲的一份大礼。它的表层全部细心地镀过锌，足以对抗非洲的湿气以及白蚁。
法国人的体贴以及惜才之心，令我感佩。他们不愿看到一个极为优秀的音乐家，从此被埋没在丛林里。在非洲的兰巴伦，每当一天繁重、疲累的工作结束之后，史怀哲便开始演奏这架“钢风琴”。借着琴音，他赞美上帝，他舒解自己及工作伙伴的劳碌，他安慰病人忧伤的心。
我常在想，万籁俱寂的夜晚，史怀哲的琴声，伴合着黯黑的自然界虫鸣鸟叫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却是天天闻。这些医生、护理人员、黑人、病人，甚至百兽，都是全世界最有福气的听众。
而我目前所听到的琴声，不是兰巴伦之音，而是史怀哲旅欧期间录制的巴哈大风琴演奏会。1953年，他78岁，漫长岁月，终获世人知晓，他获得了诺贝尔的和平奖，他毫无保留的，把全部奖金连带演奏所得，全都用来增盖兰巴伦的麻风病院。
1965年，他90岁，这位二十世纪人类良知的代表，和平之子，他说：“上帝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尽力了，我一生扎实的活过了。”之后，他便息了地上的劳苦。
每当我遇到逆境挫折之际，我总把史怀哲的演奏长带拿出来聆听，他那出神入化的演奏、涵养，以及音乐巨人巴哈那深邃宁静的曲风，仿佛在抚慰我忧伤的心灵，也再次想到史怀哲那默默奉献的崇高典范，它再次的激励我，努力向前走，如同这行进的乐曲一般。
我家的对联
艺术世界
冰心
我对人家墙壁上挂的字画都有兴趣，尤其是对联，这兴趣是从小就养成的。我在一九七九年写的那篇《我的童年》里曾经提到，我的第一本课文就是一副对联：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从这一副对联里还看不出屋主人的身世和襟怀，爱好和性格。在我十一岁那年回到老家福州去，看见在后厅墙上我的曾祖父画像的两旁、有我的祖父写的一副”“对联：谁道五丝能续命每逢佳节倍思亲原来我的曾祖父是在农历五月五日端阳节那天逝世的。我国习俗在端阳节那天都给小孩子的手腕上缠上五色丝线，叫做续命丝，祝他长命百岁。所以每到端阳节我的祖父看到孩子们手腕上的五色丝，就会想到他的父亲，而对“五丝”能否“续命”，起了悲哀的疑问。
此后，我就注意我们老家的厅堂客室里的每一副对联，其中有许多是我的祖父自己写的，如：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这是一对自勉的句子，就充分地描绘出我的祖父的恬淡而清高的性格。
再大一点，在北京剪子巷父亲的客室里，看到一副前清御史江春霖老先生送给父亲的对联：庠舍争归胡教授楼般犹见汉将军在上联旁边还有小字，说他“自京南下，阻雪难行”，在芝罘会见了我的父亲，很喜欢他的“裘带歌壶，翩翩儒将”的风度，就写这一联相赠。父亲对我解释这对联的时候，也说他和江春霖只是初交，当时江春霖因为弹劾了庆亲王而被罢官，他也很佩服江春霖不畏权贵的风骨，因此才把这位“交浅言深”的朋友的赠品，张挂起来。
三十年代初期，父亲的客室里又添上一副萨镇冰老先生送的对联：穹达尽为身外事升沉不改故人情说的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几十年金坚玉洁的友情。四十年代初父亲逝世时，我不在北京，这些可贵的遗物，都不知哪里去了！
长大以后，到了美国和欧洲，在外国朋友家里当然看不见对联，有的只是画框和祖先的相片。在日本，旧式的屋子，周围几乎都是纸门，只有“床之间”那一扇墙上可挂字画，但也不是对联，而是一幅很淡雅的字或画，再供上一瓶一枝花朵，倒也雅洁可喜。日本的亭园，和中国的相似，有山有水，也许还更古雅一些，但是楹上柱上都没有对联。欧美的林园更不必说了！
我这一辈子，在师友家里或在国内的风景区，到处都可看到很好的对联。文好，字也好，看了是个享受，我以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把我们特有的美好传统继续下去，让我们的孩子们从小起耳濡目染，给他们一个优美的艺术的气氛！
我就是圣诞老人
方志华
对一个小孩来说，能梦见圣诞老人是再美不过的事儿了。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我就常常做这样的梦，所以对这点我很清楚。但我是个犹太人，我的父母是不庆贺圣诞节的。在学校里，也从来没有人请我去参加过隆重的圣诞节宴会，我觉得象是被人排挤了出来，感到非常孤独。圣诞节是别人都能庆贺的节日，就只有我不能加入。我并不是想捞点什么玩具，我要的是圣诞老人，我要的就是棵圣诞树啊。后来，我长大了，有了小孩，我就决定把我在童年里没有得到的东西弥补上来。
1956年圣诞节的时候，我的女儿凯丽尔才两岁。我买了3棵两米多高的树，用电灯和铃铛把它装饰起来。凯丽尔望着树笑了，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目光。这是我家里的第一棵圣诞树，它使我们家里到处都充满着温暖的气息，连我的心也是暖烘烘的。我就在我家里开了圣诞节宴会，并广邀亲友做客。
但是，仍然少了点什么东西——那是能给孩子们带来爱和希望的圣诞老人。
在第二年的圣诞节又将来临的时候，我买了颜色鲜红的布料，我的妻子用它给我缝制了一套特别的服装。
圣诞节的晚上，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围坐在圣诞树旁，我试着穿上那套新装，还戴上一只白胡子和白头发的圣诞老人假面具。当我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时候梦中的圣诞老人就站在我面前。于是我来到起居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正坐着唱歌哩。我用一种深沉的声音叫道：“嗬，嗬，嗬！圣诞快乐，孩子们。”
凯丽尔，还有我那只有一岁的儿子，都惊奇地站了起来，盯住了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的吃惊，又是多么的高兴。
有两年，我都为我的孩子们扮演圣诞老人，我同我的儿子和女儿一样，感到了快乐。到了第三年，我这圣诞老人变得不安分了，想去为别的孩子做点什么。
11月下旬的一天，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往邮筒里塞一封信，她问她母亲道：“妈妈，你肯定圣诞老人会收到我的信吗？”看到这情景，我立即有了个主意。每年圣诞节许许多多的孩子写信给圣诞老人，那么，这些信都到哪儿去了呢？我给邮局打了个电话，邮局里的人告诉我说，那些信都放在死信处的大麻袋里。
到了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就跑去邮局把那些信翻了出来，查看写给圣诞老人的信件。大部分都是向圣诞老人要这要那的信，有许多惯坏了的孩子可真是贪得无厌，我感到很震惊。忽然，我翻到一个叫苏茜的小女孩的信，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个11岁的小姑娘，有两个弟弟，还有个在吃奶的妹妹。我父亲去年冬天死了，母亲现在正生着病。我知道还有许多人比我更穷，我自己什么东西也不想要，但是您能不能给我送床毛毯来呢？因为妈妈在晚上觉得冷。
“读了这封信，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接着我继续翻看那些信件，又发现了8封类似的信，都是穷人家的孩子写来的。我把这8封信随身带走了，并且立即给每个人发了一封电报：“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圣诞节那天我将到你家里去，请等着我。圣诞老人。”
我知道，我不可能满足孩子们所有的要求，但我相信，在节日里是可以给他们带去快乐和幸福的。
圣诞节那天清早，我的孩子们还没起床，我妻子就为我开车，在纽约市找那些我回过信的孩子们。我穿上了那身红布料做的衣服，戴上假面具。对我来说，装成圣诞老人给其他的孩子们送礼物还是第一次。因为前一天下过了雪，街上成了银白色的世界。
“您好！圣诞老人！您好！圣诞老人！”无论到什么地方，孩子们总是热情地向我问好，哪里有我，哪里就有欢乐和笑声。在一个地方，我发现一群高兴的小孩中间有个小女孩在哭泣，我弯下腰来问道：“有什么事不高兴吗？”
“噢，圣诞老人呀，”她呜咽着，但却高兴地说，“我很高兴呀！”
泪水从我假面具后面的眼睛里淌了下来。
后来，有一次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去看一个感到孤独的波兰男孩彼得。彼得和他父母刚从波兰到美国来，住在贫民区里。我手里拎着装有玩具的袋子，走上他家门前的台阶，伸手敲了门。当我走进彼得的家门时，他愣愣地站在那儿盯着我。
“您来了，”他说，“我写了信去……您就来了。”很明显，他没有想到会在自己家里看见圣诞老人，所以竟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我同他谈了话，送他个电动小火车，还有个篮球。当我离开时，我听见彼得的母亲用波兰话向他父亲问些什么。因为我父母原先就住在波兰，所以我能讲一点波兰话，更能听懂不少波兰话。
“我自北极来。”用波兰话我回答了她的问题。
她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
“您会讲波兰话？”她问道。
“当然了，”我说，“全球语言，圣诞老人无所不晓。”说完我离开了他们，使他们感到欢乐又惊奇。
扮演圣诞老人使我如此心醉，以致于我连续干了12年。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就变得兴奋起来，来到邮局的死信处，读那些令人心碎的信件。从圣诞节前夕到圣诞节，从纽约市的一端到另一端，我四处出访。
在1967年的圣诞节前夕，女儿凯丽尔给我写了一首小诗：“我知道圣诞老人全是做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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