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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一剧里，普洛士皮罗就先让那不勒斯王子弗丁南干了一堆苦活儿，来考验他的爱情是否真实。《威尼斯商人》中的女律师鲍细霞在胜讼之后，也用戒指考验了一下丈夫。看来莎翁在男女结合这个问题上，也是很重视坚贞的。有句西谚说：“甲板上的爱情以下一个港口为终点。”这是告诫人们说，在特定的孤寂生活中产生的“感情”很不可靠。我在一条法国邮船上确实就看到一个前往魁北克举行婚礼的新娘子，在航程中还玩弄着感情游戏。我真替她那位新郎捏把汗。另一方面，美满婚姻往往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拿着履历表有意识地去寻找，不一定会逢上知己；偶然遇上的，倒也有可能情投意合。
30年代在一篇书评里，我曾不揣冒昧地为男女结合开过一个公式：主观的爱慕（感情的）60％客观的适合性（理智的）40％文中还有这么一段：“没有那不可言说的爱情，两颗心根本无法亲近；但若缺乏客观的适合，亲近后，爱情仍无从滋长。”接着，我讥笑了西洋过去盛行过的求婚制。“在一个明媚的春天，男的咕咚跪了下来，死命哀求，直到那位本来心软的女方点了头。然后，趁势把有预定意义的亮晃晃的戒指套在女方明文规定的手指上。讨来的爱情不比讨来的残汤剩饭可靠，因为爱情会飞——如果你管不住。”
种种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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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思——台湾席慕蓉散文赏析
席慕蓉
作为一个小市民有种种令人生气的事——但幸亏还有种种可爱，让人忍不住的高兴。
中华路有一家卖蜜豆冰的——蜜豆冰原来是属于台中的东西，但不知什么时候台北也都有了——门前有一幅对联，对联的字写得普普通通，内容更谈不上工整，却是情婉意贴，令人劝容，上句是“我们是来自纯朴的小乡村”下句是“要做大台北无名的耕耘者”。
店名就叫“无名蜜豆冰”。
台北的可爱就在各行各业间平起平坐的大气象。
永康街有一家卖面的，门面比摊子大，比店小，常在门口换广告词，冬天是“100℃的牛肉面”。
春天换上“每天一碗牛肉面，力拔山河气盖世。”
这比“日进斗金”好多了，我每看一次简直就对白话文学多生出一份信心。
好几年前，我想找一个洗衣兼打扫的半工。介绍人找了一位洗衣妇来。“反正你洗完了我家也是去洗别人家的，何不洗完了就替我打扫一下，我会多算钱的。”
她小声地咕哝了一阵，介绍人郑重宣布：“她说她不扫地，因为她的兴趣只在洗衣服。”
我起先几乎大笑，但接着不由一凛：原来洗衣服也可以是一个人认真的“兴趣”。
原来即使是在“洗衣”和“扫地”之间，人也要有其一本正经的抉择——有抉择才有自主的尊严。
隔巷有位老太太，祭祀很诚，逢年过节总要上供。有一天，我经过她设在门口的供桌，大吃一惊，原来上供的主菜竟是洋芋沙拉，另外居然还有罐头。
后来想倒也发觉她的可爱，活人既然可以吃沙拉和罐头，让祖宗或神仙换换口味有何不可？她的没有章法的供菜倒是有其文化交流的意义了。
从前，在中华路平交道口，总是有个北方人在那里卖大饼，我从来没有见过那种大饼整个一块到底有多大，但从边缘的弧度看来直径总超过二尺。
我并不太买那种饼，但每过几个月我总不放心地要去看一眼，我怕吃那种饼的人愈来愈少，卖饼的人会改行。我这人就是“不放心”。
那种硬硬厚厚的大饼对我而言差不多是有生命的，北方黄土高原上的生命，我不忍看它在中华路慢慢绝种。
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忽然满街都在卖那种大饼，我安心了，真可爱，真好，有一种东西暂时不会绝种了！华西街是一条好玩的街，儿子对毒蛇发生强烈兴趣的那一阵子我们常去。我们站在毒蛇店门口，一家一家地去看那些百步蛇、眼镜蛇、雨伞节……“那条蛇毒不毒？”我指着一条又粗又大的问店员。
“不被咬到就不毒！”没料到是这样一句回话，我为之暗自感叹不已。其实，世事皆可作如是观。有浪，但船没沉，何妨视作无浪；有陷阱，但人未失足，何妨视作坦途。
我常常想起那家蛇店。
在一家最大规模的公立医院里，看到一个牌子，忍不住笑了起来，那牌子上这样写着：“禁止停车，违者放气。”
我说不出地喜欢它！老派的公家机关，总不免摆一下衙门脸，尽量在口气上过官瘾，碰到这种情形，不免要说“：违者送警”或“违者法办”。
美国人比较干脆；只简单单的两个大字“No”。
但口气一简单就不免显得太硬。
还是“违者放气”好，不凶霸不懦弱，一点不涉于官方口吻，而且憨直可爱，简直有点孩子气的作风——而且想来这办法绝对有效。
珠玑集（外一篇）
董桥
一钱钟书先生的散文注重创造一些可以成为quotable警句：“矛盾是智慧的代价。这是人生对于人生观开的玩笑”；“自从幽默文学提倡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有许多文人，到四十左右，忽然挑上救世的担子，对于眼前的一切人事，无不加以咒骂纠正”；“有一种人的理财学不过是借债不还，所以有一种人的道学，只是教训旁人，并非自己有什么道德”；“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情妇虽然要新的才有趣，朋友还让旧的好”。二钱先生闳识孤怀，标一义，创一例，下笔放眼，灿灿然若有古今中外人之在我面前。加上那些字字珠玑的警句，什么深奥的道理一经他点拨，立即悟解。《随园诗话》说：“诗得一字之师，如红炉点雪，乐不可言。”钱先生的大笔正是红炉上的一点雪，立刻融化，读来痛快！他对自己说过的一些很妙的话，似乎相当得意，在不同情况下加以引用。《〈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里有一段说：“我们在创作中，想象力常常贫薄可怜，而一到回忆时，不论是几天还是几十年前、是自己还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丰富得可惊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软弱，经受不起这种创造性记忆的诱惑，干脆不来什么缅怀和回想了。”这篇序文是1982年8月写的。其实，早在1981年4月6日《答某记者问》的记录里，钱先生已经提出过这个论点了。记者当时建议钱先生还可以写一部回忆录，钱先生回答说：“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这是心理功能和我们恶作剧，只有尽量不给它捉弄人的机会。
你以为怎样？反正文学史考据家不愁没有题目和资料，咱们也没有义务巴巴地向他们送货上门。”三语言文字是大家有权共用的工具，钱先生说那是比苏维埃实行共产主义还要早”“的共产。文字就那么一堆，看谁有本事将之堆砌成有深度的句子，集句成章。钱先生散文字字有脑，而且新鲜，魅力无穷，那正是《随园诗话》说的“诗贵翻案”了。钱先生熟读《随园诗话》，文章里引了不少，《论俗气》里引的一句是：“人但知满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满口不趋公卿之人更俗！”袁枚说：“神仙，义称也；而昔人云：‘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杨花，飘荡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杨花更飘荡，杨花只有一春忙’。”写文章最难是引述各家的话来撑起自家论点，处理失当，必成獭祭，酸气逼人。钱先生进出人家厅堂总是潇潇洒洒的，沏茶聊天都带“家常体”（familiar论补白报纸杂志上偶然会有空白的地方，需要用一些文字补填上去，美化一番，这就成了补白。补白有时是摘一句英雄高僧的话，有时是抄一段文豪名家的句子，甚至一首小诗一则笑话，也未尝不可以剪来做补白。有的补得很雅，有的补得很俗；有的读起来使人想到立正敬礼，有的读起来比大文章还要耐人寻味。总之，这是一种艺术，一种学问，就像壁上挂的字画，架子上摆的小摆设，虽然没有什么大道理，”“倒也有些小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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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时会碰到一些无聊的应酬，于是就有“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废话。这种话既然是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所以也可以说是“补白”。反过来说，两个人意见不合吵了架，起初各人针对问题发抒自己的看法，进而驳斥对方的观点，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再坚持下去了，于是就破口大骂，来一声“他妈的”。
这“他妈的”也是一种变相的补白。
严格说来，一个人一天里的时间，花在做补白工作上的，竟比花在其他方面的更多。谈生意要上茶楼海阔天空一番才言归正传；谈恋爱要献许多殷勤才可以一亲朱唇；找饭吃要向上司拍马屁吹牛才得以苟延残喘；结婚要借钱大摆宴席，惊动亲友，大忙一番才能够上床礼成。这都是可以不做而又不得不做的废事，可以不说而又不得不说的废话。总之这段补白加上花边，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也就比光着屁股好看。
年事越高、入世越深的人，就越觉得补白之不可或缺，慢慢也就越精于撰写补白。年轻人自视颇高，写文章往往把补白的资料写成长篇大论的文字；老年人历经沧桑，写文章往往把论文的题材写成三言两语的小品。于是，有人写一辈子大文章也不过如此，有人写一辈子序言跋语而成“家”。说穿了，实在�